迟放鲁近照(每个人都能听见花开的声音)(1)

人物介绍

迟放鲁,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1955 年出生,医学博士, 现任复旦大学眼耳鼻喉科医院副院长、耳神经颅底外科主任,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医学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擅长人工耳蜗植入治疗双耳全聋、各种中耳炎和耳硬化症患者的耳聋的听力重建、周围性面瘫和眩晕的内科和显微手术治疗、耳鼻区颅底外科治疗听神经瘤及侧颅底肿瘤。目前从事全植入式人工耳蜗研究和内耳毛细胞再生的研究。主持和参与的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成果奖15项。完成国家十五攻关项目和国家十一五支撑项目各1项、国家自然基金4项。获国家发明专利5项、申请4项。

十三所聋哑学校关门殆尽

迟放鲁说,开始的时候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如何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用得起人工耳蜗。一个人工耳蜗大概是20多万的费用,用当时的话来说,一辆桑塔纳轿车装进耳朵里去了,费用昂贵,但是明明知道这可以改变很多孩子的命运,可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装不了,可能就此错过一生使用人工耳蜗的机会,终身变成一个聋哑人,这是最让他痛苦的。

他有一个数据,人工耳蜗技术最早在国内,一年只有二十几例,等到他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全国一年也不过两三百例。之所以这么少的一个原因就是费用——用得起的家庭太少了,再有就是不相信——别说病人不相信了,连很多医生也不相信,这么一个小东西放进耳朵,聋哑人可以听见声音学会说话了?很多人都有质疑,甚至觉得是“骗人的”。“我们带着安装了人工耳蜗的病人去做宣教,被说成这是医学惯用的明星病人——十个里面治好了一个,就拿出来做典型宣传。可想而知,刚开始步履维艰,加上价格又贵,不能让病人大量免费尝试,这样的情况下推广是很难的。”迟放鲁说。

不过,迟放鲁表示,人工耳蜗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效,6岁以下的孩子如果没有学会讲话可以安装,但是8岁了还不会讲话就没办法了,因为,即使安装了耳蜗可以听见说话了,但大脑无法理解语言的意思,“听不懂了,完全无法理解,所以也没有办法和别人用语言交流,一辈子只能做聋哑人了,很遗憾。”

对此,临床的解释是,大脑有中枢神经叫听觉皮层,听觉皮层旁边还有言语皮层,刚出生时语言皮层没有发育,听到声音之后才会发育,如果8岁了还是没有听到声音,语言皮层就不会发育了,一直停留在不成熟状态,长大后对人类的语言无法识别,这就是为什么看着很多孩子本来有机会摆脱聋哑人的命运,结果错过了,这时候别说医生,所有人都会很惋惜。

“全世界都一样,从疾病角度看,最大的残疾人群体是聋哑人。在我国,聋孩的出生概率是千分之二,全国本来每年有2万人成为聋哑人,有了人工耳蜗,这个群体逐渐萎缩,上海过去有13所聋哑人学校,现在只有几所还存在在,主要收外地孩子。上海的孩子都做了人工耳蜗,都到正常学校去了。人工耳蜗改变了这些孩子的人生,也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家庭。”迟放鲁说。

事实上,迟放鲁是这桩大事最早的推动者之一,作为专业人士参与标准制定,如今倍感欣慰。“今年全国人工耳蜗手术每年可以达到3000例,上海估计有500个孩子在使用人工耳蜗。能做到这些,真的要感谢很多人——最早是台湾王永庆先生捐献了很多人工耳蜗,后来是很多慈善机构;更应该感谢的是政府的推动,2004年起,本市户口每一例6岁以内的孩子安装人工耳蜗,都由残联出资补贴,最早是六万元,现在是13万元,等于一个单侧人工耳蜗的费用。这样的话,有的家庭自己出钱做了双侧耳蜗,交流起来和正常人一模一样。近两年的政策更好,外地人员在上海工作,只要交了社保,孩子在上海出生,有上海的出生证,也能享受这个待遇。”

迟放鲁坦言,医院为了配合这个项目,曾免掉了患儿做手术的住院费,手术费和一些医药费用进医保,病人自费费用已经很少了——技术发明出来不算什么,真正用到临床上让病人获益才是医学的目的,“我想让每个人都听得见。”

迟放鲁近照(每个人都能听见花开的声音)(2)

成就感来自开口说话的孩子

迟放鲁,出生镇江,15岁当兵,在南京军区当了六个年头的军人,22岁转业当了一名修车工。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24岁的他靠自学考取镇江医学院,一所当时的专科院校。“当时填报的所有志愿,就只有这个志愿录取了,学校离家又近,也就没什么选择余地。毕业后分配到镇江医学院附属医院,当耳鼻喉科医生。”

说起之所以选择耳鼻喉科,也是无心插柳,在大学里,他是学生会主席,表现优异,是唯一一个留校的,当时耳鼻喉科缺人就让他去了,工作五年后,他读了硕士,回去工作五年,又读了博士。

“很幸运,读书那些年,遇到了几位好老师。一位是第二军医大学耳鼻喉二级教授肖轼之主任,我跟了他三年,改革开放前一半的耳鼻喉临床教材是他编写的。”迟放鲁回忆,肖轼之老师个子不高,待病人和蔼,但是非常严谨,老师的理论知识惊人,凡事都讲依据,“他说一个要点,在哪本著作可以查到,我们一查,果然都能找到。”

从肖轼之老师身上,迟放鲁悟出,医学除了经验的积累,还要不断学习——翻阅大量书籍、资料,思考整理案例等。肖老师每天六点半就到医院,在实验室烧好开水,就看书,查完房又去看书,每周给大家讲一次课,用毛笔在报纸上书写,字迹漂亮,“他是当时医学界公认的秀才,还是第二军医大学报的主编,人文素养高,擅散文,也写人物传记,老先生除了有才学,还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迟放鲁在肖老师的耳提面命下成长,他记得老师常说,做医生不是单纯开好刀,而是要把问题搞明白。跟着老师,学着老师的方法,他渐渐觉得耳科的神秘和兴趣,“老师查体,一定不会光查耳朵,还要检查鼻子和咽喉,一定是把这几处查完了才做结论,现在我也这样。绝对不会草草下结论。”

复旦大学眼耳鼻喉医院,中国耳科显微外科泰斗王正敏教授是迟放鲁的另一位恩师。王教授是中国耳科显微外科的开拓者,1982年公派到瑞士学习——那里有全球最高级别的耳科显微外科专家。回国后在艰苦的条件下做的国内第一台耳显微手术,“那时候国内显微镜跟不上,他得小心翼翼,他是国内第一个做中耳炎手术的人,业界公认的泰斗。”

王教授培养迟放鲁的过程别具一格,有四个阶段,每三个月让迟放鲁做一台新手术,“第一台手术,是他的病人让我开刀;第二台手术,是让我自己收治一个病人,他在一边看我做;第三台手术是我主刀,他不出现,但人一定在医院;第四台手术,才是我完全独立。教授思维严谨缜密,作为后来者是幸运的,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感谢他把所有的收获都传承给了我们。”

这么多年,迟放鲁说,耳科手术的经验就是记住结构位置,在看不到的情况下定位,“找到几个坐标,让这几个坐标告诉你怎么走,虽然看不到,但是你知道怎么操作。如果把手术比喻成雕刻,这就是盲雕,并且不允许修改,不能有丝毫闪失。我告诉学生,做过400个手术才开始有感觉,有人觉得开了上百个手术了不起了,其实每个病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碰到标准的病例以为自己过关了,这不行,一定要碰到形形色色的病例,才能算有了一点经验积累。”

千锤百炼,迟放鲁掌握了老师的精髓,他笑称,耳朵手术在耳鼻喉里是最难的,全国现在也不过三万名耳鼻喉科医生,而很多人不愿意做耳科医生,因为手术只能做到中耳,内耳看不到,凭立体解剖经验和技能做手术,“在钢丝上跳舞,面神经就是钢丝。我们看不到内耳,其他手术有些神经可以解剖出来,但是耳朵神经埋在骨头里面,没有经验碰到一点就伤到了,这是最难的,很多医生怕做这个手术。”

两个导师跟下来,迟放鲁越来越喜欢耳科。至今他做了2500台人工耳蜗手术,每年在200台左右,但是他说自己还是在变化,尽量让手术越来越简洁。“每个医生有自己的风格,没有人能说自己的风格是最好的,但是适合这个医生的就是最好的。”

迟放鲁的病人中,大多数是需要装人工耳蜗的患儿。他说,发自内心喜欢这些孩子。“医生和其他的职业不太一样,做医生太需要成就感了——医学上真正能治愈的疾病并不多,能彻底治愈的可能就是大叶性肺炎。现在医学进步了,但是治愈率和死亡率并没有太大改变,只是治疗手段改进了,面对死亡的时候,医生感到更多的还是无奈,是跟病人一样的绝望。但是人工耳蜗不一样,本来是一个充满恐惧和自卑的聋哑孩子,安装人工耳蜗后,会说话了,到正常学校去上学了,长大后结婚生子,因着自己的手改变了残酷的命运,做医生太有成就感了,太幸福了。”

他记得,以前孩子们会讲话以后,来看他时都叫他叔叔,现在那些孩子都叫他爷爷了,“一晃二十几年,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溜走了,却留下他人生中是最绚烂的一笔。

迟放鲁近照(每个人都能听见花开的声音)(3)

全植入人工耳蜗

迟放鲁的传奇还没有结束。

早些年有个上海的小姑娘,她母亲恳求迟放鲁,希望能在六月一日那天做人工耳蜗手术,那天是孩子的生日。“我应允了,小姑娘机灵可爱,她把耳蜗伪装成一个装饰品,女孩子长头发,耳蜗掩在头发里,根本看不出来,现在已经10岁了,说话和正常人一样。”迟放鲁记得问她一句话:你喜欢这个吗?孩子说,不喜欢,别的小朋友都没有就我有,小孩子的实话让迟放鲁难受。这件事他一直记在心上。

能不能把耳蜗装进耳朵里去?10年前,他就有了这个想法,“全植入人工耳蜗”,这一做就做了10年,做到今年才算把基本的框架做完。一个关键点是,要有可充电的电池,隔着皮肤充电,现在,这样的电池出现了;另一个关键点是,要把麦克风植入到耳朵里,要做到非常小,难度就在这里。迟放鲁的想法是,在中耳的听骨上加上一个传感器,这个传感器把耳膜的震动变成电流,再送到植入在耳朵里的芯片上,通过芯片处理送到内耳。去年在志愿者身上做了实验,确实能将听骨的振动信号取出,但是做不了电学的实验,最近拿到美国的实验室去做。“最重要的是idea,核心的东西是自己做,外围的是国外的公司帮着做。”迟放鲁说。

他说,这些和自己之前工人出身大有关系,什么坏了都是自己修理,当兵的第一年部队给了他一辆摩托车,坏了他就自己修理,自己换零件,现在还可以把摩托车全部拆开,自己重新安装。

“科研是乐趣。为什么我当初承诺,能把老师的技术传承下来,就是能在科研里找到乐趣。我更喜欢把临床和科研结合起来,让医学走的更远。”

迟放鲁近照(每个人都能听见花开的声音)(4)

口述实录

唐晔:刚开始做完人工耳蜗,是不是还要帮助孩子适应社会?

迟放鲁:过去,戴助听器的孩子,由于听力没有补偿,都是在聋校里学习,这些孩子学会简单讲话,但是还是和聋哑孩子在一起,毕业后还是上聋哑学校,并没有真正融入到正常生活中去。人工耳蜗植入植入后听力补偿了,有了学习讲话点能力,但是还是要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十年前,我们问过一些幼儿园,这些孩子进不去正常幼儿园,没有学校敢收——小孩子之间要打闹,撞来撞去的,一个东西二十几万,撞坏了怎么办/幼儿园不收,我们就向媒体、向教委呼吁,教委要求学校必须接受,同时教委向学校里配备一个辅导老师。现在,所有的学校都可以正常接受这些孩子。

唐晔: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要做双侧人工耳蜗,这里的区别是?

迟放鲁:单侧耳蜗和双侧相比有很多不足,一是声音单调——单声道和双声道的区别;二是没有方向感;三是对音乐分辨不清——能听懂音乐的主旋律,但是分不出小提琴和贝斯这些乐器的声音,没有丰富的层次感;四是走到街上吵闹的地方,就听不清楚。所以,在经济实力许可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做双侧。

唐晔:您觉得已经超过王正敏教授的技术了吗?

迟鲁放:导师的手术登峰造极,自己远远比不上。百人计划擂台的时候,当时有人被问能不能超过导师的技术,我那时就说,虽然我做不到,但是我们有这么多人,可以完全把导师的技术传承下来,我们现在有五个师兄弟,一个团队,除了继承老师的技术,也在尝试新的东西,医学要不断发展。

唐晔:您在手术台上是什么感觉?

迟鲁放:现在是一种乐趣,每台手术都很轻松,不像当初的时候,手术结束先着急看看病人的眼睛,如果眼睛闭上了,说明面神经没问题,那就没事了。

唐晔:您喜欢医生这个职业吗?

迟鲁放:做医生非常难,医学不能像机器一样,标准化地修理好,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看问题的方法,在几十年后看,或许都是错的。但是,在这种有争议的情况下,医学还是拯救了很多人,医学有自身矛盾的地方,谁都没办法改变。

有人把医学完全当成商品。其实,没有几种病是真正可以完全治愈的,医生只能让很多病好转、稳定。医疗环境不好,很多医生已经放弃了理想,但是我还是很自豪的。

唐晔:有自己的爱好吗?

迟鲁放:没有什么爱好,最近爱上摄影,还没入门。

唐晔:生活中,您是个有趣的人吗?

迟鲁放:我还是很有趣的,喜欢开玩笑,以前是医院里最晚走的人,吃了晚饭又到医院来了,年轻人如果想走得快一点,就在下班后的时间里。

唐晔:这么忙,家人会怪您吗?

迟鲁放:她最担心的是我的身体健康。我太太也是医生,同班同学,我的人生完全是被她推着往前走的,从读书的时候到现在。她原是镇江的神经内科医生,学科带头人。来到上海后,

为了支持我,她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支撑着整个家庭。她是我的精神支柱,一直伴我前行。人生得此伴侣,足矣。

唐晔:觉得医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迟鲁放:是救人,我做人工耳蜗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没有救命,而是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轨迹。救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像肿瘤,检测和治疗的手段越来越先进,但是大多数时候能做的都是减轻病人的状况,医学是尽力而为的救治。

唐晔:您会焦虑吗?

迟鲁放:从来不会焦虑,也不会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失眠。

唐晔:如果重来一遍的话,您还会选择做医生吗?

迟鲁放:我还是会选择做医生,但是,我想做个精神科医生,这又是一个充满神秘的领域。

迟放鲁近照(每个人都能听见花开的声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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