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嘉玲
在我主编的《流动儿童蓝皮书2019-2020》中，有一篇题为《为教育而再次流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家庭的子女教育抉择》的文章，阐述了特大城市人口疏解政策下，流动儿童为教育再次流动的现象。不同于既往农民工子女在城乡之间的钟摆式流动模式，新型城镇化战略下，产生了“离城不回乡”的“再迁儿童”，以及回流的“回流儿童”。
▌不断变换的身份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大量进城务工的人口流动，随之而来的，是九十年代中期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在2001年后，在“两为主（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政策下，流动儿童在城市求学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基本上解决了流动儿童在城市入学难的问题。
然而，2014年，在新型城镇化的政策背景下，特大城市采取了人口疏解政策，大幅提高非户籍人口在大城市生活的门槛。特别是教育政策的紧缩，使得那些家庭无法达到入学门槛的非户籍儿童，无法继续留在大城市读书，被迫离开已经生活多年的地方，回到老家读书，成为我们所说的“回流儿童”。
▲ 小升初的一年，留京孩子总数呈现断崖式下降。 © 新公民计划
流动儿童回流的现象，伴随着人口在城乡间的钟摆流动而存在。随着父母亲进城，就是流动儿童；被父母带回或留在老家，就是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身份，常常是在不断变换的。
回流儿童引起重视，是1996-2006年“两为主”政策之后。很多流动儿童可以在城市进入小学，却无法继续留在大城市升入初中或高中，被迫在初中甚至小学五六年级返乡求学。这些城市中，由于广州市省内流动儿童的比例比较高，高中阶段还有留在当地上学的机会，像北京、上海的特大城市，流动儿童基本上不可能继续在当地上高中。
我们研究的对象，与上述的回流儿童有所不同。主要是指2014年新型城镇化战略后，特大城市流动儿童的入学门槛大幅提高下的回流儿童。他们面临的已经不是高年级、初中阶段的返乡了，而是在低学龄阶段也必须“回去”。
去年底我在上海开会时提出这个问题，一位有教委背景的老师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说在上海，随迁子女上学没有问题，只要办了居住证。的确，对于有稳定工作与住房的家庭来说，办理居住证没有难度。但依然有很多农民工子女家庭满足不了办理居住证的条件。这个群体，就是我们在人口流出大省安徽见到的从上海返回的“回流儿童”。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因为没法在大城市继续求学读书，而出现的兼具流动与留守特性的“再迁儿童”，多半选择到离父母工作地不远的其他城市上学。还有一些流动儿童无奈选择迁“回”父母户籍所在的老家，他们被称为“回流儿童”。在这轮人口政策下离开的儿童，因为年纪较小，需要家人陪伴，随之产生了陪读的“随迁父母”。众所周知，大部分陪读父母是母亲，即所谓的“陪读妈妈”。陪读爸爸的情况也有，但比较少，这是“照顾孩子是母亲责任”的传统观念导致。选择陪读的这一决策，往往导致母亲职业生涯中断，牺牲了母亲个人的职业发展。
▲ 留守儿童父母中2017年有74.1%认为养育责任在父母双方 © 《生产线上的亲情——一份关于中国父母工人的调研》
▌读书的地点与模式
在孩子读书的地点上，流动家庭有这些选择：
■ 离城不再回乡
这些无法留在特大城市继续求学的儿童，虽然离开了北京、上海，但并不回到自己父母的老家，他们再次流动到北京、上海附近的其他城市，这样可以更容易跟父母亲相聚，也方便父母照顾，这个群体我们称为“再迁儿童”。
我们在北京的调查发现，一些流动儿童家庭由于各种原因，例如老家没有人可以照顾等，没有办法让儿童回去。他们的家庭就选择在燕郊、涿州或廊坊等离北京比较近的、环北京教育带的地方让孩子念书，这些地方的入学门槛与房价也相对便宜。这些在环北京教育带求学的孩子，周末一般会回到北京与父母相聚。不仅在北京，其实在广深、上海附近也有类似的状况。这就产生了一个城城之间流动的新趋势，是在新的人口政策背景下的流动方向。
■ 回流不返乡
关于回流儿童，过去的认识是，他们多半会回到父母的户籍所在地，但研究发现情况并不尽然。他们并不一定回到老家村里，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选择回到当地的县城、地级市去读书，甚至到省会城市。所谓的回流是去老家附近一些教育资源比较好的城市。
对家长的调查显示，他们对把孩子送回去有一定的愧疚，原本是在上海、北京念书的，现在留不下来，直接回到村子里面，差距太大。调查发现，有些孩子暑假和父母一起回家，结果被父母亲留在老家，父母自己回去工作了，孩子就有点被骗的感觉。也有的孩子能理解父母，知道这样是出于城市的政策的无奈之举。父母也尽可能选择老家附近一些教育资源比较好的城市，让他们能在条件与上海差距不是太大的环境中接受教育。
▲ 测量结果显示，约2/5感到内疚的父母情绪低落。 © 《生产线上的亲情——一份关于中国父母工人的调研》
无论是“回流儿童”还是“再迁儿童”，他们就学大致分三种模式：
一种是在公办学校就学，无论回到地级市还是县城（回流儿童），或者其他的城市（再迁儿童），如果家里经济条件允许，父母会在当地购置房产，以学区房的名义，让孩子就近到公办学校求学。
二也是选择进入公立学校就学，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没有办法在当地买房，通过租房及缴纳社保的方式来入学。在新型城镇化下，除了疏解人口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外，其他类型的城市只要有租房证明、缴纳一定时期的社保，非户籍的本地儿童进入公办学校念书的门槛相对低。
三是到民办寄宿制学校就读。如果家里没有条件陪读，购房也是巨大的家庭负担，他们也可能选择将子女送进当地的民办学校。在流动人口大量外流的很多地级市或者省会城市、甚至县城里，都有专门接收留守儿童包括返乡儿童（回流儿童）的寄宿民办学校。
这些寄宿制的民办学校收费不菲，我们调查中的一所安徽地级市民办学校，一个学期学费5000元左右还不包括伙食费。这所学校的收费还是比较中等的，其他学校还有更高的收费，如7000-10000元不等。不同的学校收费差异非常大。这些高昂的费用，都使得流动家庭面临了不小的经济负担。
这些面向留守儿童的民办寄宿制学校，通过全天式的服务照看学生的生活与学习，还进一步为家长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例如学校四周休息一次，集中放假，让家庭有团聚的机会。调研中发现，安徽合肥的寄宿制学校在放长假时有专车从合肥直达上海，以方便学生返回上海与父母团聚。
除了解决外出打工家庭照看儿童问题的民办寄宿制学校外，现实也催生出一些面对回流及再迁儿童的教育产业。例如，家里没有条件买房或者租房，而父母亲由于工作也无法陪读的儿童，可以在学校附近的小饭桌托管机构享受进一步的全托服务。
这些都是在特大城市采取人口疏解政策后，面对随迁儿童无法留在原本的居住地继续求学的情况下，家庭、社会、市场试图解决的种种努力。虽然我们在这一过程看到了流动家庭的能动性、教育市场的灵活性，但需要指出的是，原本应由国家，具体来说，是应由流入地政府为常住人口提供的、具有兜底性质的公共教育服务，如今因为政策调控的原因，转向由个体自己通过市场或者其他途径来获得。
这使得无论采取哪一种上学的路径，流动家庭的经济负担都会有所加重。无论是买房或者租房，或者念民办教育，务工子女家庭为了满足教育需求都付出了更多的投入，同时还面临家庭的再分工，母亲承担母职造成职业生涯损失，以及家庭的分离等。同时也加剧了流动家庭在大城市生计的脆弱性。
此外，儿童还面临了水土不服、不适应新环境新生活新学业的问题，需要很长的一段调适时间。由此可见，相关政策所形成的门槛，对流动家庭与儿童的代价都是非常高的。
最后，我们的研究也看到一些特大城市在改善流动儿童上学问题方面所做的努力：在接纳流动儿童这方面，深圳近两年都做得相当不错，对流动儿童采取了比过去更为开放的一些政策。可是它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隐忧，七普数据表明，深圳去年一年增加了400多万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了1800万人口门槛，在这种压力下，城市政策将如何应对？
这是值得我们继续观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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