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思达
虽然制定年号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活，但在封建时代，却是一件每逢改朝换代时不可不做，还要用心去做的大事。这是因为在封建时代，年号制度往往和正朔问题联系在一起，是一件具有宣政统、明正朔、申皇威、履王道、纪始元等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
所谓“正朔”，按学者解释就是“正谓年始，朔谓月初”，颁布正朔也意味着确定通行历法。在以农为本的古代中国，历法是农事最重要的依据，也是国家秩序的象征，因此“颁正朔”往往被视为是“言王者得政，示从我始，改故用新”（《礼记正义》孔颖达）的大事。只不过自汉武帝采用太初历后，人们都习惯于正月为年初，月首为朔日，除了王莽、武瞾、太平天国等极少数政权真的改过正朔，后世帝王在实际操作中都是只改年号不改正朔。从这个意义上讲，年号就承担了“正朔”功用，因而制定年号并监督天下所有人使用，也就成为中央朝廷判断各方政治势力服从还是叛逆的“政治红线”级别的重大问题了。
光武帝刘秀，选自《历代帝王图》
东汉初年，刘秀已经在洛阳建立了政权，但巴蜀公孙述、陇右隗嚣、河西窦融都保有一方领土。在诸多割据势力中，窦融最识时务，很早就想投靠洛阳刘秀，但由于他所处的地理位置，“心欲东向，以河西隔远，未能自通”。为了表达诚意，他辗转从割据陇右隗嚣那里接受了洛阳正朔，使用刘秀的年号，以此表示自己服从其统治的心迹。果然，刘秀对窦融此举非常满意，天下统一之后，窦氏家族也因为这种早早就恭顺中央的态度备受优待，跻身为朝堂上的世家豪族。类似的还有五代南唐。958年，后周世宗大败南唐政权，逼得南唐被迫臣服，而南唐表达服从中原的行动中，除了割让长江以北十四州之外，在形式上还要去帝号改称“江南国主”，由此丧失了制定年号的权力，改为采用后周的年号，行后周正朔。南唐就这么又苟且了20来年，直到最后赵匡胤宣布“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时，为了表示抵抗决心才又宣布弃用宋年号。不过可笑的是，李煜大概是跪久了站不起来，居然不敢制定自己年号，而是改用干支纪年，结果这种姿态还是没有阻挡住宋军，没过多久他就只能“垂泪对宫娥”被俘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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