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桓大司马
《笑傲江湖》里说李靖会《易筋经》，这当然是小说家的发明。不过如果我们非要较真的话，李靖不但很可能会《易筋经》，而且还有可能会《九阴真经》。本文将会详细介绍李靖与佛教、道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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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方证又道：“老祖圆寂之后，二祖在老祖的蒲团之旁见到一卷经文，那便是《易筋经》了。这卷经文义理深奥，二祖苦读钻研，不可得解，心想达摩老祖面壁九年，在石壁畔遗留此经，虽然经文寥寥，必定非同小可，于是遍历名山，访寻高僧，求解妙谛。但二祖其时己是得道高僧，他老人家苦思深虑而不可解，世上欲求智慧深湛更胜于他的大德，那也难得很了。因此历时二十余载，经文秘义，终未能彰。一日，二祖以绝大法缘，在四川峨嵋山得晤梵僧般剌密谛，讲谈佛学，大相投机。二祖取出《易筋经》来，和般刺密谛共同研读。二位高僧在峨嵋金顶互相启发，经七七四十九日，终于豁然贯通。”
方生合十赞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方证方丈续道：“但那般刺密谛大师所阐发的，大抵是禅宗佛学。直到十二年后，二祖在长安道上遇上一位精通武功的年轻人，谈论三日三晚，才将《易筋经》中的武学秘奥，尽数领悟。”他顿了一顿，说道：“那位年轻人，便是唐朝开国大功臣，后来辅佐太宗，平定突厥，出将入相，爵封卫公的李靖。李卫公建不世奇功，想来也是从《易筋经》中得到了不少教益。”
令狐冲“哦”了一声，心想：“原来《易筋经》有这等大来头。”
——《笑傲江湖》第十八章《联手》
《笑傲江湖》里面，少林方丈方证说禅宗二祖慧可对达摩老祖留下的《易经经》无法参透，后来与高僧般剌密谛参详之后领悟了其中的佛学部分，与青年时代的李靖相识之后才参透《易经经》的武学部分，并说《易筋经》对李靖出将入相大有帮助。
这当然是小说家言。不过如果我们非要较下真，真实历史上的李靖有可能学会《易筋经》吗？
传说中的武学宗师达摩老祖
如果真有《易筋经》，必然是用梵文写就，而且文意深奥，要读懂和领悟《易筋经》，最重要的是深厚的梵文修养，李靖有可能具备吗？
以南北朝时代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来看，当然有可能。
佛教在中国的全面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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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有多种说法，《太平广记》记载燕昭王时就有僧人尸罗到中国传教，日本学者则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禁不得祠”的记载，认为“不得”是佛教的梵文音译，与英语里面的buddha（佛）读来近似。
这些说法仍有争议。如果战国时代真有僧人来中国，应该也是得益于印度孔雀王朝派僧人赴四方的传布佛教的措施，他们既然能够从印度到达叙利亚、小亚细亚，那么自然也能够到达中国。不过，即使有僧人到达中国，佛教对彼时的中国社会没有明显的影响。
西汉末年佛教在中国有了明显的传播，博士弟子景卢得到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对佛教经义有了实质了解。汉明帝梦见金人找朝臣解梦，傅毅能够精准地判断是“佛”，而汉明帝的异母兄弟刘英成为首位崇佛的诸侯王，东汉末年徐州还出现了佞佛的军阀笮融，这些都表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已有一定基础。
不过此时的佛教教义仍然未能传播开来。汉朝人把佛当西王母一样的西方仙人看待，一些汉画像砖上西王母与东王公的对坐变成了佛与东王公的对坐，就是明证，汉朝也不准中国人出家，所以佛教在中国的传布仍然小众。
三国之后，虽然曹魏、西晋深知汉朝政策对统治有利，延续了禁止中国人出家的政策，但对社会控制力的松动令其无理的管制政策千疮百孔，曹魏时代就有中国第一个有名字的僧人朱士行西行求法，东吴地区则因为孙权的佛道两教的提倡，佛教氛围更加浓厚，大月氏僧人支谦甚至能做到太子孙亮的老师。
当然，总的来说，此时中国的佛教徒不多，西域、天竺僧人自学汉语不是很到位，又缺乏通晓佛教的汉人帮忙，严重影响了译经的质量。
佛教真正在中国大兴，还是从后赵开始。
石勒作为中亚石国的粟特人后裔入主中原，他又不认识汉字（不排除认识点粟特文），对儒教本身也不甚亲近，其支持者中又颇有西域移民，于是他打算引入西域宗教来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祆教、佛教因此获得大力支持，祆教因为有血统等方面的要求不利于广泛传播，而佛教的普世性没有这个问题，当后赵解除不许中国人出家的禁令之后，佛教在中原很快兴盛起来。
网上有人说佛教僧人帮后赵镇压汉人，坏事做绝，纯属造谣。佛教当中是出现过吴进这样的败类，他曾向石虎进言“胡运当衰，当苦役晋人”，鼓励石虎施行暴政。但是后赵僧人的首领佛图澄及其一门，则对后赵的暴政多有缓颊，佛图澄利用石勒、石虎对自己的崇信，多次阻止其施暴，僧人免除徭役、兵役的特权，也为饱受苦难的汉人提供了避难所。
中国佛教大兴的关键人物佛图澄
后赵灭亡后，佛图澄的弟子道安大师定下分头传教之策，佛教在东晋得以大兴，支道林等名僧成为不亚于玄学名士的社会名流，佛教利用“格义”来比附玄学教义，得以立足，最终则凭借印度哲学的精妙和博大吞并了玄学，在南朝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北方则不断有西域、天竺僧人东行传法，虽然一度经历魏太武帝灭佛，最终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南北朝“起洋名”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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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传入，带来的不仅仅是佛教的教义。因为传入中国的佛教并非印度佛教的原始状态，而是经过中亚改造的新佛教。
中亚的印度-希腊王国将希腊人的造像艺术引入佛教，北传佛教因此从不强调造像变为以造像为特色的“像教”，加上之后的贵霜王朝对新兴的大乘佛教大力扶持，这些都改变了佛教原来的面貌。而中亚从公元以后，粟特人的商业网络十分发达，作为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西域、天竺僧人带到中国的除了佛教教义之外，还有粟特、波斯、希腊、犹太等多种异域文化。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原本是百家争鸣，文明急速发展的格局。虽然“百家争鸣”之“百家”原本都出于周代王官之学，因此具有泛政治化而思辨不足的缺点，但如果能够发展下去，再输入域外文化的长处，也未始不能屹立于世界之巅。
然而秦朝恶毒的文化和社会管制政策令中国文化跌入低谷，西汉虽然通过复兴儒学，在文化上略有放松，但社会管制方面依然汉承秦制，暴虐无比，民穷财尽，难以支撑文化发展。直到东汉，因为世家大族的崛起和汉光武帝主动将官吏从十三万人削减到七千人，国退民进，华夏民族的元气开始恢复，不过文化复兴的脚步在秦汉体制的阴云之下仍然进展缓慢。
在这样的背景下，携带着世界文明精华进入中国的“新佛教”（相比于原始佛教而言），就不免令人惊艳无比，形成风从草偃的效果。佛教从哲学、逻辑学、美学、文学、医学、音乐、绘画、园林等多个方面对华夏文明进行了脱胎换骨式的提升，吸引了中国的知识精英，而佛教寺院的避难所作用则吸引了中国的平民。
所以在南北朝，佛教成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代名词，民间以取佛教名字为时尚，恍如上世纪80年代以来起洋名的时尚一样。
这种中古时代的“起洋名”，南朝与北朝因为历史条件、佛学风尚的差异也颇为不同。南朝佛教重视考究佛教教义，对于外在的表现如石窟等没什么兴趣，所以南朝的佛教名也往往是取佛教教义为名， 或者表明自己的佛教徒身份。前者如王昙首、江瞿昙、萧摩诃等，后者如郗僧施、王僧孺、吕僧珍、胡僧祐、李居士等。
北朝的佛教名则是名字域外化的一个部分。北朝很有一些汉姓＋域外语言音译的名字，比如李初古拔（李渊先祖之一）、高贺六浑（高欢）等，而域外语言的音译中就包含佛教语言的音译，如隋文帝杨坚的原名就是“杨那罗延”，后来被赐鲜卑姓“普六茹”，成为“普六茹那罗延”，那罗延是印度教三大主神毗湿奴的化身之一，是毗湿奴躺在世界之蛇身上沉睡并构建下一个世界时的状态，可见给杨坚起名的人想让他做造物主。
毗湿奴的那罗延形象
他肚脐里正在诞生出创造之神梵天
这些名字其实跟现在的李约翰、张乔治、王尼玛是一个性质。
李靖李药师的情况与此相同。其父李诠给长子起名李药王，次子起名李药师（应是来自药师佛），但是公元574年（李靖时年三岁），北周发生了周武帝灭佛事件，李药王、李药师有可能在此时被迫改名李端、李靖。关于这一层干系，《旧唐书》了解得比较到位，书写为“李靖，本名药师”，而《新唐书》则相当隔膜或者说有意隐去，书写为“李靖，字药师”。
随着隋朝建立，再度汉化的风潮将历史人物的域外语言音译名都改作其字，以其汉名为大名，于是高贺六浑变成了“高欢，字贺六浑”，贺拔破胡变成了“贺拔胜，字破胡”，北朝的佛教名也在这一次风潮中成为历史人物的字，北朝的胡化面貌被后世的建构大大的削弱了。
北朝后期虽有周武帝灭佛，但佛教深入人心，很快就在其子周宣帝身上恢复，更在信佛的隋文帝手上强势复兴；隋朝虽有再度汉化的风潮，但佛教直到唐朝仍在继续发展。所以在佛教氛围如此浓重的家庭，在佛教文化成为风潮的时代，李靖李药师精熟梵文是不足为奇的，李靖又“少有文武材略”，是武学修为出众的少年高手，加上其用兵和所著兵法中显示出来的极高的悟性，如果真有《易筋经》，被他解出来也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
毗沙门天与托塔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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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的内容都是近年来学术发展的成果，金庸写《笑傲江湖》的时候未必能够体认到。但他仍然要把李靖与《易筋经》拉上关系，则可能与李靖跟毗沙门天的融合有关。
毗沙门天即四大天王之中的北方多闻天王，是佛教的北方守护神，也是战神。随着佛教在西域流布，于阗国最早出现了毗沙门天空中显圣，击退围城的突厥兵的传说，这个传说有可能属实，因为沙漠地带容易出现海市蜃楼，突厥兵被海市蜃楼吓走很有可能。
在开元年间，类似的事情又发生在唐军身上。当时密宗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到达长安，传布密宗，据《毗沙门天王仪轨》记载，天宝元年（742年）安西城被昭武九姓的部队围困，唐朝救援不及，唐玄宗请不空念《护国仁王经》护佑西域将士，安西果然回报有神人率天兵将昭武九姓的部队吓退，不空称此神人是毗沙门天的次子独健，此即二郎神之来源，于是毗沙门天随着密宗咒术成为唐王朝的守护神，一度十分流行。
各城市都在北部建立供奉毗沙门天的天王堂，在密宗衰落以后很多成为后起的寺庙的一部分，唐军日常对毗沙门天有盛大的祭祀，作战前先要念咒请毗沙门天庇护，作战时持毗沙门天大旗，先在神灵的层面压制对方，然后再谋求人间的战胜。
自从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者大师在玉泉山建寺，传出当地神祇关羽为其助力且成为其弟子的传说之后，关羽就成为佛教伽蓝。随着天台宗与密宗的融合，毗沙门天与关羽也融为一体，毗沙门天的托塔、游戏坐等特征也传到了关羽身上。社科院的胡小伟先生曾经撰写五卷本300万字的《关公信仰研究》，是国内关公信仰研究第一人，他就曾在考察与关公相关的古迹的过程中，在河北蔚县农村的清代关帝庙里发现了托塔关公的形象。
法门寺舍利函上的毗沙门天托塔像
毗沙门天的游戏坐
明代关公塑像的游戏坐
而李靖这样一个与佛教关系浓厚的人物，却被道教捧为神祇。在晚唐道士杜光庭创作的《虬髯客传》里面，已经将李靖传奇化为“风尘三侠”之一，而李靖本身又位列唐朝武庙十哲之一，受到朝廷的祭祀，有助于其形象的神化，到了晚唐已经具备求雨、灭蝗等功能。
而五代之后西北多事，在西北声威显赫的李靖，继关羽之后其形象与毗沙门天融合。因为唐密在唐亡之后已经没落，李靖与毗沙门天融合出来的形象不再是佛教神祇，而成了道教的托塔李天王，这对于佛缘深厚的李靖来说真是造化弄人，或者说造化弄神了。
佛缘深厚的李靖
最终成了道教神祇托塔李天王
假如金庸以初唐为背景写一部小说，佛道双栖的李靖应该是既会《易筋经》，又会《九阴真经》，妥妥的天下第一高手，扫地僧的既视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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