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是“中国风”的畸形儿
——诸玄识、董并生《西方文学伪史源头考辨》序言
林 鹏
【首发按语】此文为当代著名文化学者、思想家、“北方草圣” 林鹏先生为诸玄识、董并生新著《西方文学伪史源头考辨》所写的序言。林老已91岁高龄，依然笔力遒劲，提携后辈不遗余力，热情为中华文明的复兴呼喊。本文为首届“西史辨伪与中华文化复兴学术研讨会”（2019年8月3日在京举行）专稿，经作者授权，兹于《爱传统网》首发，以飨读者。
【转发按】本次转发增加了一幅（浮士德）插图。
在欧洲有四项作品被称为文学史上的“里程碑”。第一座“里程碑”是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希腊文），第二座是中世纪末期但丁的《神曲》（意大利土语），第三座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剧作（英文），第四座是19世纪歌德的《浮士德》（德文）。然而，这四座“里程碑”恰好是西方文学伪史的标志。
被称为西方文学第一座“里程碑”的《荷马史诗》，据说为公元前8世纪后“泛希腊”的小亚细亚盲诗人荷马的作品。这部史诗集远古希腊口述文学、传奇故事之大成，被指为西方文学的开山之作。不仅如此，在整个所谓“希腊文明”概念中，《荷马史诗》起着一种历史坐标的作用，荷马之前属于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荷马之后则进入了“文明时代”。《荷马史诗》实际上成了西方古典学的核心文献，包括文学与美学、神话与神秘、历史与历法等“文明基因”；到了近现代，它进而成为西方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出发点。[1]
然而，古希腊文明出于虚构，这部“史诗”与希罗多德《历史》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并称为伪古希腊三大名著，三者均出于近世的捏造。其中，《荷马史诗》所使用的“希腊文”是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人造语言”。[2]原来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荷马史诗》并非基于人造的希腊文原文，而是在18世纪由英国诗人蒲柏以翻译的名义新创作的作品（《伊利亚特》完成于1720年，《奥德赛》完成于1726年）,与“莎士比亚剧作”的新作（1725年蒲柏版莎士比亚作品发表）属于同一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稍后，在蒲柏版《荷马史诗》这部伪书之外，还有一部类似的史诗《莪相》（又名《奥西恩》）问世，该史诗据称为公元三世纪诗人奥西恩创作，被称为“北方的荷马”。《莪相》于1762年出版后，在半个世纪内一直是欧洲阅读最广泛的诗歌。当时认为《莪相》这部史诗比荷马史诗更好。拿破仑远征埃及时还携带了此书。然而，这部推动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史诗《莪相》原来也是一部伪书，造伪者名叫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3]据本书作者的研究，《莪相》是对蒲柏版《荷马史诗》的承袭和发扬，在知识背景上，麦克弗森的作品也像蒲柏的《荷马史诗》一样，同为中国源。[4]
图：18世纪虚构的《荷马史诗》
西方文学史上另一部“划时代”的作品是但丁的《神曲》。让我们先看一下学术界对但丁作品的评价：“十四世纪初但丁的《神曲》为矗立于中世纪黑夜终结与新的黎明诞生的门槛的里程碑——继《荷马史诗》之后的第二座西方文学的里程碑。”[5]这种超高度评价来自19世纪欧洲学界对但丁的认识：
“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6]
20世纪德国文献学家对但丁《神曲》内容的描述：“神学政治预言，是12、13世纪图画反复出现的一个特点。然而在但丁笔下，它获得了思维的基础结构（intellectual substructure），而他的诗意想象力、鞭笞热情，以及一百章诗节的严丝合缝、一气呵成，奏响了这则预言的最强音。它是但丁向中世纪西方传统投入的酵母。这酵母渗入凝固的面团，直达深处，并将其塑造成新模样。这是但丁为‘世代书籍与学校’（der Zeiten Buch und Schule）（格奥尔格）进行的规划，亦即对整个文学传统的规划。但丁的思想与灵魂，他的建筑构想与炽热心灵，他意愿的矛盾（其需要付出惊人的努力，且固执地表达不可言传之事），这些就是让‘十个沉默世纪’显形的力量。一个人单枪匹马，孑然一身，面对整个千年（millennium)，并改变那个历史的世界。爱、秩序、拯救是他内心幻象的焦点——巨大的矛盾集结于光的天界（spheres of light)。它们彼此投射，彼此萦绕，形成星系和图案。它们必须扩展成形状、唱诗班、灵魂之链、律法、预言。我们必须把但丁内在幻象的充盈完满的范围，理解为整个宇宙，包括宇宙的四面八方。我们需要最宏大的参照结构。从但丁以神话和预言形式详述的每种经验，到现有问题的每个要点，无不如此。它们被坚如磐石的物质锻打、铆合。一个语言与思想结构便由此诞生，它包罗万象，具有多层意义，而且像宇宙一样不可改变。它的介质是三韵体（terza rima）——一种融合了无限连贯原则与严丝合缝的韵律形式。其目标与结果是，但丁的内在与宇宙的外在完美地重合，两者相互贯通，灵魂与宇宙相一致。”[7]
然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神曲》，并非十四世纪但丁意大利土语文作品的原貌；而是在18-19世纪之交，以翻译的形式被重塑的新作（以后多次改写）。其始作俑者之一，亨利·卡里属于斯威登堡主义（基于中国玄学与佛学的共济会神秘主义理论）。[8]在此几年前，另一个斯威登堡信徒布莱克则注释了博伊德翻译的《神曲》版本——第一个现代版但丁作品。[9]更进一步，布莱克为斯威登堡圈子所设计的《神曲》作了题词。他承认，“斯威登堡的想象和但丁是相同的”（the Vision of Swedenborg and Dante as of the same kind）。[10]这就是说，我们现在读到的但丁《神曲》，并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杰作”，而是经19世纪初英国学者转手的斯威登堡之亚欧神秘学。[11]
浪漫主义运动的内涵是“中国风”，因而新古典文艺、哥特风格及新版《神曲》，都是中国风的余绪。“浪漫主义……把复活的中世纪精神和艺术成分提升起来，……（为此目的）企图拥抱不熟悉的遥远模式和异国情调。”[12]英国《文学翻译百科全书》揭露到：
18世纪的翻译传统就是使文学“现代化”（例如德莱顿和蒲柏），而博伊德“翻译”的《神曲》则是该项目的一部分……。博伊德肆意改写……。而18、19世纪之交的评论家们则指出：但丁的原本的元素是野蛮时代的恐怖和悲苦……。博伊德遵循一个激进的驯化政策（radically domesticating policy）：为了让其发挥的题材符合流行的品味，他尽情删改和增添，毫不犹豫地变更一些情节……博伊德所遵循的驯化政策是基于一个广泛使用的“文学借用”原则，……尽管后来的诗人庞德和艾略特严厉批评之，但是，作为第一个《神曲》的译者，博伊德把但丁从无人问津的状态中拯救出来，这是毋庸置疑的。[13]
但丁受到推崇是19世纪的现象。德国文献学家恩斯特指出：“在意大利，但丁久已遭遗忘。阿尔菲里（Alfieri）断言，读过《神曲》的意大利人不超过三十人。据司汤达（stendhal）讲，1800年前后，意大利人对但丁还鄙夷不屑。后来，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唤醒’了但丁，正如他在德国和英国分别被浪漫主义和前拉斐尔派（Pre-Raphaelites）唤醒。三者的共同背景是中世纪的再发现。跟1859年德国的席勒庆典一样，1865年意大利的但丁庆典，拉开了民族统一的序幕。席勒与但丁都是各自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代表，同时也是基督教中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但丁进入了19世纪普世古典主义（world Classicism）——一种不受任何古典主义理论限制的古典主义——的先贤祠。”[14]
“莎士比亚剧作”被称为西方文学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据说：“欧洲的文艺复兴如果没有莎士比亚，文艺复兴的历史地位将是另外一个样子。莎士比亚是雄踞在文艺复兴峰巅上的高吻苍穷的鹰。在他站立的地方，没有第二个人同他比肩。”[15]
然而，真实的莎士比亚本来是一个文盲戏子，并没有什么剧作传世。莎士比亚在世时所演出的所谓戏剧，都是粗俗鄙陋的伦敦街头闹剧，以迎合文盲观众的低级趣味，靠演员即兴发挥，不需要任何剧本；当时的英文刚开始书面化不久，尚未形成通用语言，没有属于雅言的文化词汇。现在所见莎士比亚名下的剧作作品，都是十八世纪之后，大英帝国为了进行其民族主义“文化建设”而集体创作出来的，其内容则主要取自中国风的影响。[16]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文学史上对莎士比亚的伪造，略早于对荷马史诗的伪造，两者均为十八世纪的文学现象。这两项伪作一个被置于公元前的古希腊，说是古典文学的源头；一个被置于两百年前十六世纪的英国，说是近代欧洲文学的源头。
在欧洲列国中，十八世纪前最为落后的是德国。然而，这个落后地区以传播中国文化的法国为榜样，从十九世纪初前后开始急赶直追、后来居上，一方面洪堡推进德国的教育体制改革，采用汉语教育内涵；另一方面，歌德在中国风的影响下，提出世界文学的命题，实际上其内涵也是以中国的文学资料为数据库，在使用汉语雅言资料全面改造德文的同时，大量吸收中国文学的内容，以图达成其以德国为“世界文学”中心的“德国中心论”。
在哲学方面，从莱布尼兹、沃尔夫开始，到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德国已经全面引进了中国儒学及宋明理学的概念，将其变身为德国哲学，在十九世纪号称显学。[17]再加上从德国发端的浪漫主义狂飙突进运动，明面上否定中国风，实际上却是一场“鸦片浪漫主义”运动，离开了中国风，浪漫主义运动六神无主，不得不靠吸食鸦片来催生灵感，伪造希腊神话。歌德起初属于这场浪漫主义运动的干城，待其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因过量吸食鸦片纷纷早逝、浪漫主义运动偃旗息鼓之时，歌德却独享天年，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提倡所谓的“世界文学”，写出了一部不伦不类的作品——《浮士德》，被尊为西方文学史上第四座“里程碑”。
浮士德插图：彼得•冯•柯内留斯（Petervon Cornelius，1783-1867）
一般认为，从文艺复兴终结的17世纪初到19世纪初这200年里，西方的文学如果没有歌德和《浮士德》，那么对这200年文学的评价也会有所不同。它代表了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初这200年间，特别是新古典主义文学、启蒙文学以及19世纪初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这样三种文学主潮的一个汇聚，是三种文学思潮凝聚而成的结晶。[18]
宗白华对《浮士德》的评价：
近代人失去希腊人中人与宇宙的协和，又失去了基督教对上帝虔诚的信仰，人类精神上获得了解放，得到了自由，但也就同时失所依傍，彷徨、摸索、苦闷、追求，欲在生活本身的努力中寻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歌德是这时代精神的伟大的代表。他的主著《浮士德》，是人生全部的反映与其他问题的解决（现代哲学家斯宾格勒在他的名著《西土沉沦》中，称近代文化为浮士德文化）。歌德与其替身浮士德一生生活的内容，就是尽量体验近代人生的精神意义，了解其悲剧而努力，以求解决其问题，指出解决之道。所以有人称他的《浮士德》是近代人的圣经。[19]
浮士德所追求的是“全人类的一切苦乐”，他确信“整个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都在我胸中”。因为牛顿等人的科学成就使当时的学者有一种普遍的信心，即：人能够掌握这个世界并依人的意志去改造它。
浮士德的故事来自中世纪的一则传说。“在15—16世纪之交，曾经生活着一位叫格奥尔格·浮士德(Georg Faust)的人，他穿行于欧洲中部，声称自己掌握着由深奥知识赋予他的特殊治愈力。在他死后，他的名字被改写了，还被冠以学术头衔，成为了维腾堡大学的教授约翰内斯·浮士德博士（Dr.Johannes Faust)。据说，他在讲课过程中‘施魔法随意变出了’古希腊的名人。众人皆知的传闻还包括，他为教皇和皇帝都表演过戏法。而获得魔力是要付出代价的。浮士德博士据说与魔鬼订了二十四年的‘期限’，在此之后他的身体‘就要被众魔撕碎’。浮士德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木偶戏中，歌德可能就是在孩童时代通过木偶戏知晓了这个故事。”[20]
“歌德与魔鬼打赌，在中国人看来，是颇为奇怪的。靡菲斯特充当浮士德的仆人，引诱他去历览人生，一旦浮士德感到欣然自满，对某一瞬间说：‘请停留一下，你真美呀！’浮士德便把自己的灵魂输给了魔鬼，变成了魔鬼的奴仆……
在打赌之后，浮士德就跟着靡菲斯特，先在魔女那儿饮了一杯魔汁——浮士德返老还童了。返回青春之后，浮士德就拼命去追求一个贫穷的女孩子玛格丽特……”[21]
第二幕，靡菲斯特又把浮士德带到了官场，皇帝把他看作一个魔术师，强迫他一定要让古时候希腊最美的美女海伦的幻影出现，以满足自己感官上的追求。
“在变出海伦的幻影之后，浮士德被海伦的美所惊倒，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去美的王国里追寻，也就是返回到古希腊的艺术王国。他借助于他的学生瓦格纳的‘人造人’的指引，重新返回了古希腊的美的王国，在那里见到了古希腊各种各样的人物，欣赏了古希腊时代的古典主义的美。他沉迷于对美的追求。……浮士德在这里不仅见到了海伦，而且和海伦结婚生下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孩，叫欧菲良。欧菲良是美的结晶，他酷爱自由，时而上天，时而入地，结果摔死了。歌德自己讲，欧菲良就是拜伦……” [22]
《浮士德》是一部崇拜德国人伪造古希腊的经典之作，正所谓白日见鬼；歌德不了解古希腊，却让他的替身浮士德跑到古希腊去结婚生子，生出来的这个儿子不是别人，正是古希腊狂——拜伦！
在18—19世纪之交，歌德在魏玛药店里买鸦片，他起先只是赞扬鸦片像烟和酒一样醉人；但到他沉迷进去的时候，歌德的古典主义模式就转向浪漫主义，并且终于完成了其杰作《浮士德》。[23]原来，歌德创作《浮士德》是借助吸食鸦片来获取灵感的，这一点与“鸦片浪漫主义”的那伙急先锋们属于同一做派。这部作品被推崇为欧洲文学的第四座里程碑，浪得虚名而已。
图：“中国风”与西方文学的诞生。作为西方文学巅峰的莎士比亚作品之问世，不是莎士比亚生前的16世纪，而是18世纪。进而，作为西方文学的开山之作的《荷马史诗》何时成型？不是公元前8世纪，也是18世纪！西方文学诞生于由“中国风”所牵引的浪漫主义运动。在此之前所谓的“西方文本”并无任何文学或审美的价值，它们都是在18、19世纪之间被改造而实现“经典化”的伪作
从上述欧洲文学史上四座“里程碑”的情况来看，其中树立“莎士比亚”最为关键，它是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年）之后大英帝国打造的民族文化品牌。经典版“莎士比亚”与早先英国学者亚历山大·蒲柏伪造《荷马史诗》一起，构成了“欧洲文学”的两个源头。这就开启了对欧洲本土粗劣手稿进行改造的“经典化”运动，其著名的例子如但丁的《神曲》。最后，19世纪的德国大文豪歌德挺身而出、直抒胸臆，编造了反映崇拜古希腊文明的剧本《浮士德》，从其内容来看，完全是一种殖民主义病态心理的扭捏表现。
概而言之，出身于海盗的大英帝国为打造其民族文化品牌，有组织地伪造了莎士比亚剧作，这就是欧洲文学史的开端。
本来在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在法国。七年战争英国获胜之后，其文化立场从与法国争夺传播中国风的主导权转移到确立“民族文化主体性”上来。没有“文化”怎么办？于是就不惜采取伪造的手法。拿什么来伪造？当时英国流行中国风，于是中国风的物质元素及精神文化元素，就变成了英国民族性的内涵，这就是欧洲主体文化的源泉。
十八世纪是欧洲中国风的世纪。欧洲文学起源于十八世纪，意味着欧洲文学起源于中国风。事实上正是如此。
根据德国汉学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的考察，“文学”（literature）这个概念是18世纪的发明。[24]事非偶然，恰值“中国风、中国启蒙”及其所牵引的浪漫主义运动的蓬勃并进。这一点正好印证了西方文学诞生于18世纪。另据英文词源词典，欧洲的纯正和精致的民族文学开始于1712年。[25]
再看西语词源，“文学”的原意是“字母”或“写字母”（letter→literature）——字母只是发音符号。因此，“文学”（literature）一词也是“旧瓶装新药”，即“偷换概念”：把18世纪的唯美文艺观念置于旧词（词根：letter）之中，于是就有了它在现代意义上的新词。卜松山还说，现代以前的欧洲文学观念不是倾向于“唯美主义”（aestheticism）。”[26]这就是本书所论证与揭示的，在17世纪晚期之前，即在中国风、中国启蒙及浪漫主义运动之前，所谓的西方“古典、经典”（例如荷马、但丁、乔叟和莎士比亚的）都是后来被改造或伪造的作品；在此之前，即使有某种形式的手稿文本，那也是毫无审美或艺术价值的鄙俗之作。
在欧洲启蒙运动及浪漫主义运动期间，伏尔泰断言：东方是艺术的摇篮，西方从它取得一切。[27]难怪毕加索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古代中国才有真正的艺术（应该指“原艺术”）！他还说：中国画到了宋代的写实巅峰（写意境界）之后，开始向现代艺术跨越式发展。中国画是熔原始美术、古典美术和现代艺术于一炉。中国印象派早于西方印象派600年，……中国艺术一直领先西方几百年。这几百年来，西方艺术一直在学习中国艺术，西方艺术思想一直在向东方艺术思想靠拢。
毕加索曾经对张大千说，“在欧美，我看不到艺术；在中国，才有真正的艺术。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在这个世界上，谈艺术的，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是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除此之外，白种人根本无艺术，不懂艺术。”[28]
本书作者提出，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由于欧洲民族主义及帝国主义作祟，在中国风环境里成长起来的英国作家及诗人，纷纷移情别恋、将其中国风源头隐藏起来，装扮成其“本土性”及“古希腊”；由此，“中国风”的时尚——在西方文艺中的“前卫风采”——被它的衍生物（伪哥特、伪古典等）取而代之。
尽管如此，被隐藏的“中国风”变为一股潜流，冥然发挥效应；并且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风”又涌现新潮流，这就是现代主义运动。也就是说，17—18世纪英国浪漫主义和19—20世纪欧美现代主义这两场运动，都是由“中国风”所推进的。在此两个时期之间，即在淫长的19世纪，则是西方文学“花堆锦簇”、“分外妖娆”的时期：其表现为英国与其余欧洲国家复兴希腊、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与浪漫主义及美国文艺复兴即超验主义运动，再加上西方各国制造伪民俗及伪史诗的狂潮。
本书的另一特点在于，作者不仅就文学范畴探索了欧洲文学伪史的源头，进而还结合欧洲诸语言的起源及其语言特性对文字学上的“西学中源”进行了探索；并明确提出了否定西方中心论之“字母文字优越论”的主张。
作者提出：欧洲文学起源于中国风，进而，欧洲诸语言的通用语也是中国风影响的产物，或者毋宁说欧洲诸语言源于汉语雅言。这一点，近年来欧洲学者有所揭示。下面四段引文显示汉字雅言内涵决定性地促成了现代西方文字：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德逊：］培根在《知识的进步》（1605年）中倡导模仿汉语这个“真正的字”，发明一种新的欧洲国际语言……。在该世纪末，当洛德威克、贝克和威尔金斯思考一种新的书面语言时，汉语继续作为行之有效的典范。莱布尼茨甚至主张，古汉语是一种哲学符号象征（ancient Chinese writing was a form of philosophical symbolism）。[29]〔德里达说，莱布尼茨把汉字（表意）作为他创立欧洲哲学的基石〕。
［《牛津词典编纂手册》：］约翰·威尔金斯的《真正的字和哲学语言》（1668年）是一部视野宏大的作品，其主要意图是开发一个全新的概念化的书写系统，它类似于汉语，可以统摄不同语音。他……考虑（当时）像英语这样的自然语言不足以表达科学概念，因而，渴望有一个较精确的科学思维的工具。威尔金斯痛恨词义模糊和总是变异的西方语言现状。他还反对现存的字母书写文字，因为它所表示的只是语音，而不是含义与观念。威尔金斯感兴趣的是一种独立于语音、而表达概念的书写方式，他认为这是属于中国表意文字（汉字）的特性。[30]
［巴罗爵士：］……伏羲发明了表意系统，书写文字形成于此；它从古至今保持完好，没有发生变异。……我们的同胞威尔金斯主教计划创立通用文字，它在所有方面与汉语的构成相似。……约翰逊博士的心中是汉语，他在其所编纂的那部英语词典的序言里，说了这么一句话：（汉语）是最可能持续的语言，而不会发生变异。[31]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兰热兰：］汉字……似乎是非语言性的，也许是超语言——通向具体世界的直接路径。……回溯到17世纪初培根的著述：“……在中国，使用“真正文字”书写，它所表达的，不是字母或单词，而非事物或概念；因而，操不同语言的省份或国家都可以阅读它，进行沟通。”……也就是说，培根认为汉字是“真正的字”，它直接代表具体世界的意义，这也许是首次诠释神秘的中国表意文字，它直接捕捉和表达实际情况。……正如豪恩·索西所观察到的，“自从中国书写语言在欧洲被知晓的时候，它就通常被当成完美的写作模式。”[32]
作者在书中引用大量论据充分揭示出，除了“现代西方文字寄生于‘汉字表意’”这一特质之外，西方文学的诞生过程还呈现出如此的因果关系：中国风→浪漫主义运动→审美品味→新型语言（尤其是英语）。例如，尤金妮亚教授写道：
……洛夫乔伊证明，中国风就是浪漫主义〔引者按：美国哲学家洛夫乔伊写了《浪漫主义的中国起源》一书〕[33]……。大卫·波特最近关于中国风的研究，比洛夫乔伊的更细致、更有说服力。波特认为，在18世纪的英国，中国品味构成了异乎寻常的审美传统，它打开了感官愉悦的潜能，是一种文化杂合、女性之主体性和崇尚异域智慧……。波特更成功地诠释了中国品味是18世纪美学思想的主线（Chinese taste as a major threadin eighteenth-century aesthetic thought）。……我认为，英国人对中国物质文化的迷恋，不只是作为浪漫主义的先锋，也不只是启蒙美学之认识论的简单反应，而是启蒙品味发展的中心话语；它常与自然哲学结合在一起，调和了理性与美学的互动，……它们相遇、从而形成了新型英语主题……[34]
还有，历史学家保罗·卒姆托指出：中世纪欧洲是停滞的、没有进化发生，是“原始的、前文字的社会”（primitive, pre-literate societies）[35]；亦即，它是原始的、非文字的，而文学则是“后中世纪”的现象（literature is a postmedieval phenomenon）[36]。
高尔基名言：“书籍使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使我的生活变成轻松而舒适的诗。”如果没有文字及文献，何来书籍与文学呢？
再如，两位德国学者揭示道：“欧洲启蒙运动……极为强烈地亲和于儒家中国”（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extremely strongaffinities to Confucian China /克雷希）[37]；“孔子成为启蒙运动的守护神”（Confucius becamethe patron saint of the Enlightenment /赖希魏因）[38]。按照比伊特·陶茨的说法，则是：
中国文化战胜基督教神学的启蒙运动，开启了现代历史进程与西方知识系统；这是“中国密码”（Chinese cipher）的展开，它构成了德国及欧洲的文学与文化史的核心；而在歌德遗著中发现的欧洲兴盛的“史前史”（prehistory），说明了中国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的首创地位；如此重新讲述发生在现代早期西方的“中国故事”，必将把迄今为止的西方哲学权威置于危险的境地。[39]
作者提出，新兴的世俗西方之民族国家、民族精神、民族文字这三项指标，最能够体现华夏派生欧美文明的实质：
第一、民族国家。黑格尔承认，中国政治体制曾是欧美建国的标准或模范。[40]确切地说，现代早期的西方复制了中国的“战国模式”，兼取华夏历朝制度（19世纪后期引进“科举式”文官机制）。许多学者（包括汤因比和冯友兰）大为感叹：现代世界是最大化的重演“战国现象”。顾立雅等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早期的西方在国政上是酷似与效仿中国先秦[41]；弗朗西斯·福山则说，现代制度起源于秦朝——“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创造了第一个现代国家”（China……created the first modern state in the third century B.C.）。[42]
第二、民族精神。主要指文化传统，这里仅从文学上讲。19世纪西方各国狂热伪造史诗的发端是，1760年代英国的“伪三部曲”——詹姆斯·麦克弗森的《莪相》、托马斯∙珀西的《英诗辑古》和霍勒斯·沃波尔的哥特风格作品（小说及建筑）。美国兰辛学院教授巴特莱斯批评道：“《莪相》诗集是伪造物（forgeries）；珀西的《英诗辑古》也是，只不过被整理地天衣无缝而已；像草莓山庄那样的（哥特式）建筑同样是假的。……严格地说，作为一种题材的历史小说（指哥特小说《奥特兰托城堡》等），都是伪历史（fakehistories）。”[43]应该指出，“伪三部曲”所本出于中国资料（详见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两本书：恩庆敏著《中国与英国文学的现代性》[44]和大卫·波特著《18世纪英国的中国品味》[45]）。正是“中国风”改变了西方人关于“中世纪”的观念：野蛮黑暗→优雅传统；这实际上是移植了华夏的“诗情画意”。
第三、民族文字。西方在15世纪左右依靠四大发明的印刷术与纸张锁定、规定，才使得表音符号（字母）逐渐开始形成书面语言的雏形，然而当时字母文字所表述的内容却囿于神语与俗语之两个极端，既无共通性，又极具排他性；所以不仅无法表达文学、科学及哲学等雅文化的内容，反倒因“各表其因、各执歧义”而加剧了宗教战争。其字母表音文字经历了“汉字改造”，终于在17、18世纪之交摄取“汉语表意”（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通用性与抽象性等），才有了表达“雅言”的内容，从而形成了民族性、乃至国际性的“通用文字”。
由此可见，欧洲文学这种对中国文化的大幅度摄取，是以欧洲诸语言全面接受汉语雅言的改造互为表里的。
概括起来讲，在中学西被、人文主义启蒙运动思想的冲击下，近代欧洲出现了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否定基督教的思潮，这种思潮与19世纪中叶兴起的进化论相结合，结果在德国出现了尼采“上帝死了”的“超人”观念，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从文学上讲，起始于德国的浪漫主义狂飙突进运动因其背离了中国风因而找不到出路，因而不得不返回“现实主义文学”中，最终出现了“现代主义文学”，依然离不开中国风的规范。不过，由于西方人坚持其“上帝选民”观念及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其文化之“体”，中国风仅为其“用”，因而变异成了“西体中用”的畸形。
将前述欧洲文学史上的四座“里程碑”合起来看，一言以蔽之，西方文学不过是曾经盛行于欧洲的中国风所产生出来的“文学怪胎”。
本书的两位作者诸玄识与董并生后生可畏，分别在2015年6月与2017年10月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全面揭露西方伪史的专著《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董并生）与《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诸玄识），形成西方历史辨伪丛书姊妹篇，我曾为这两部著作分别作序并进行推荐，这两部著作出版之后获得学术界的好评，有评论认为是中国学术界质疑西方伪史的开山之作。今年，两位作者又合作进一步对西方文学伪史的源头进行了深入考论，揭示出西方中心论在文学方面的令人惊异的真相，原来中国文化不仅对近代西方思想、体制方面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文学、文字方面亦复如是！
说起我本人与两位作者的缘分，实际上不仅限于为其著作写序言，我们之间也是合作关系。他们两位本来是我的次子林明的朋友，早些年我的读书札记《平旦札》稿本分赠两位请两位提出意见时，他们就对我书稿中关于黑格尔的评论非常关注，黑格尔对于中国的认识除了耶稣会士所翻译的资料之外，倚重于中国的一部不见经传的三流小说《玉娇梨》，据此对中国做出了全面否定的论断。正如20世纪美国学者威尔·杜兰评论黑格尔说：“真正顶无谓的文字游戏，在过去只有在疯人院才可以听到，终于在黑格尔身上集其大成，并且变成最厚颜无耻的神秘主义工具，结果这不但使后人难以相信，而且将永远成为一座代表德国人的愚蠢的石碑。”[46]从此之后，两位作者经常来我的居所（东花园-蒙宅）或者邮件往来，林明也参加了相关研究课题的规划，相互探讨关于西方历史中造假的问题。于是，我们之间合作写了一部《西方中心论批判》（三卷本），从理论到历史方面对作为西方中心论理论基础的西方伪史进行了系统的揭露与澄清。这部书稿正在出版社编审中，相信这部三卷本的著作会对打破中国现在的理论迷局及话语权困局具有一定的启发性。这是后话，此处顺便提一下。
总而言之，诸玄识与董并生两位学者合作的这部揭露西方文学伪史源头的著作，相信在问世之后必将对揭露西方伪史、澄清西方中心论所造成的迷思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2019年2月 于太原 蒙宅
[1]林鹏、诸玄识、董并生《“中国风”影响下重塑的经典——基于“中国盒子”构思的 “荷马史诗”》，《名作欣赏》2018年第10-11期连载。
[2]说见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第2章，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3]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第2章，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4]详见本书第七章相关考论内容。
[5]徐葆耕《西方文学十五讲》（修订版）第8页，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11月第1版。
[6]见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致意大利读者〉》，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9页。
[7][德]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林振华中译本第518-519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第1版。
[8] The Charles Lamb Bulletin, phase 137-144, p.171.
[9] Hazard Adams: Blake’s Margins: An Interpretive Study of the Annotations, p.97.
[10] Robert Rix: William Blake and the Cultures of Radical Christianity,p.64.
[11]详见本书第六章的揭露内容。
[12] Romanticism - Wikipedia for Schools, http://schools-wikipedia.org/wp/r/Romanticism.htm
[13] O. Classe: Encyclopedia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p.340.另外，但丁《神曲》被伪造的详细情形，请看本书第六章的揭露内容。
[14][德]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林振华中译本第482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第1版。
[15]徐葆耕《西方文学十五讲》（修订版）第130页，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11月第1版。
[16]参看林鹏、诸玄识、董并生《“莎士比亚剧作”是基于中国文化及文学的伪造——其本质为文化殖民之工具》，《名作欣赏》2018年第1-2期连载。另：详见本书第四章的揭露内容。
[17]详见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辫伪》第9章第3节，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18]徐葆耕《西方文学十五讲》（修订版）第192页，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11月第1版。
[19]宗白华《美学与意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
[20][英]彼得·沃森《德国天才》王志华中译本第1卷第191页，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第1版。
[21]徐葆耕《西方文学十五讲》（修订版）第208-209页，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11月第1版。
[22]徐葆耕《西方文学十五讲》（修订版）第210-211页，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11月第1版。
[23] George Fabian: Karl Marx Prince of Darkness, p.19—20.
[24] Karl-Heinz Pohl: Chinese Literature as Part of World Literature.
[25] https://www.etymonline
.com/word/Augustan#etymonline_v_18944
[26] Karl-Heinz Pohl: Chinese Literature as Part of World Literature.
https://www.uni-trier.de/fileadmin/Chinese_Literature_as_Worldliterature.pdf
[27] John M. Hobson: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p.29.
[28]《张大千和毕加索》，《北京文学》，1987年第三期；又见包立民，《张大千艺术圈》，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
[29] Nicholas Hudson: Writing and European Thought 1600-1830,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94, p.43—44.
[30] Philip Durk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exicography,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16, p.108.
[31] Sir John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04,p.249.
[32] Edward Slingerland: Mind and Body in Early China,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18, p.32.
[33]Arthur O. Lovejoy: TheChinese Origin of a Romanticism, 1955.
[34] Eugenia Zuroski Jenkins: A Taste for China: English, p.68.
[35] Carlo Luigi Golino: Italian Quarterly, Vol. 25, No. 95 & nbsp;-& nbsp; Vol. 26, No. 102, Italian Quarterly, 1984, P. 18. (Paul Zumthor).
[36] Alger Nicolaus Doane, Carol Braun Pasternack: Vox Intexta: Oralityand Textuality in the Middle Ages,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1991, p.68.
[37] Volkhard Krech, Marion Steinicke: Dynamics in the History ofReligions, p.67.
[38] Aharon Oppenheimer: Sino-Judaica, Nanjing, 11-19 October, 1996, TelAviv Univ., 1999, p.33.
[39] Bettina Brandt， Daniel Leonhard Purdy: China in the German Enlightenment,p.120-121.
[40]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17页。
[41] Lars Bo Kaspersen, Jeppe Strandsbjerg: Does War Make Stat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77.
[42]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ProfileBooks, 2014, p.442.
[43] Kelly Eileen Battles: The Antiquarian Impulse, p.81.
[44] Eun Kyung Min: China and the Writing of English Literary Modernity,1690–1770.
[45] David Porter: The Chinese Tas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46]林鹏《遐思录》第115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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