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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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对于许多罗粉来说，古罗马军团无疑是“精锐”的代名词，依靠整肃的训练、充足的后勤补给和严明的纪律，罗马人建立了足以匹敌任何一支部队的庞大军团。但罗马人的扩张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在面对北部日耳曼部落时，罗马军团却经常处于一种极为被动的地位。那么，日耳曼人是如何在组织、武备以及文化全面落后于罗马的情况下，还能做到跟罗马军团五五开的呢？
在与马其顿、迦太基等势力的交锋中，罗马军团无疑展现出了它应有的威力。与马其顿爆发的4次大规模战争，最终以罗马控制马其顿王国而告终，这也经常被认为是马其顿方阵不敌罗马军团的证明，马其顿战争的胜负最根本取决于两国国力的差距，可罗马军团在对抗马其顿方阵时显现出的灵活、机动优势同样不可忽略。这也经常被认为是罗马方阵优于马其顿方阵的例证。
罗马军团自马略军事改革后几乎成了职业军队的标杆。与改革前相比，新的罗马军团废弃了源自王政时期的征召兵制，原先的财产资格限制被取消（没错，在此之前穷人连当兵的权利都没有），自此，包括无产者在内的所有罗马公民都可以应募入伍，士兵的武器装备同一由国家调配，自此，罗马军队中除了少数辅助性质的轻装部队外，都整合成了更加精锐的重装步兵。
改制之后的罗马士兵不再像先前那样，只在战时进行临时性的征召，而是变成了常备军，在入伍后至少要服役16年。这种服役年限的存在，让军事训练的价值可以保存下来，毕竟如果士兵只能临时应召，无法确定服役年限和从军时间，那么再多的训练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对于冷兵器时代的军队而言，军事训练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训练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强化纪律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早期的雅典人不如斯巴达人，斯巴达人不如色诺芬时代的希腊雇佣军，而这些雇佣军又难以与罗马军团相匹敌。
按照《通史》的作者波利比乌斯（Polybius）的说法，“希腊人从来没有学会真正的服从”，作为希腊人，原作者的这句话可不是夸耀希腊公民对抗暴政的不屈，相反，这可能是作者眼中希腊军队的症结之一。
即使是军事化程度最深的斯巴达人，面对权威也经常展现出“不羁之心”。军队不同于它处，令行禁止极为重要。希波战争后期的普拉提亚之战中，希腊联军因断粮不得不后撤，结果一位斯巴达将领却临阵抗命，导致后撤行动延期，导致斯巴达与希腊军队之间出现巨大空档。虽然这次军事失误并没有导致最终失败，但斯巴达军人的固执可见一斑。
这样的事件在斯巴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公元前418年， 斯巴达国王阿吉斯率军入侵阿提卡，他本人已经随亲卫出击，但一名监军（或者说顾问）却在战场高声反对他的出击决定，不得已之下他又灰溜溜的后撤回来，这种尴尬处境远没有结束，同年的了曼提尼亚中，又有两位斯巴达将领在战斗中公然反对其决定，但这名斯巴达国王却没有丝毫办法，依旧只能等到战争结束后在公民大会上指控其渎职罪行。
当然了，斯巴达的老对手雅典在军事纪律水平上同样“旗鼓相当”。色诺芬曾经在《回忆苏格拉底》中借雅典政治家伯利克里之口抱怨称：“雅典人很听健身教练和合唱指挥的话，雅典的骑士和重装步兵却总与长官发生争执”。
而罗马军队中的情况却全然不同，即使不提那令人骇然的“十一抽杀律“，在罗马军营中，森严的军事纪律依旧足以震慑士兵乃至军官们。罗马执政官的身边往往跟随着6名手持束棒（fasces）的扈从，这一信物在几千年后演变为强权、暴力的恐怖烙印，至于更基层的百夫长，则是以木棒充作刑罚之具。军营之中，不仅抗命、畏战要被处以极刑，就连巡逻时忘记佩戴标准武器，也有可能会被当做典型处置。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军法威严，并不仅针对普通士兵，贵族、军官同样受军法限制。执政官曼利乌斯之子，在作战时违抗军令，抛弃将领职责与羞辱他的敌人决斗，结果被其父大义灭亲，在军营中当着全营士兵的将他斩首示众。可以说，罗马军团战斗力提升，与其良好的训练、纪律以及充足的武器装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和罗马人的正统方式相比，日耳曼人的军事素养无疑差距明显。和凯尔特人相比，日耳曼人的冶铁技术十分低下，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即使是日耳曼贵族都没有多少铠甲进行武装。
《罗马文化对日耳曼人的影响》的作者基克布希曾经考察过莱茵河、易北河等地区日耳曼墓葬群，发现虽然易北河地区富含铁矿石资源，但和莱茵河地区的日耳曼部落一样，并不善于利用铁矿制作兵器。和罗马人、马其顿人乃至凯尔特部落的邻居不同，他们还没有熟练掌握延展胚料的技术，因此其武器制品相对简陋。而铠甲之类的制品更是少之又少，最普遍使用的防具是木质的覆革大盾，以及由生皮和皮革制成的皮甲。在作战时，他们的步兵战术也相当原始，由于护具较少，日耳曼人往往只能让装备较好的精锐勇士在前排打头阵，以此来减少远程武器对无防护步兵们的杀伤。
如果只是武器和装备上的劣势，往往还能以训练进行弥补，例如马其顿方阵战术，早期的马其顿方阵，之所以要减少了铠甲的数量，并不完全是出于机动性考虑，马其顿衰落的国力无疑也是促使腓力二世为重步兵“减负”的重要原因，只不过，凭借着良好的军事训练和令行禁止的严明纪律，马其顿长枪兵能够操作长枪对抗传统的希腊重步兵方阵。但诡异的是，即使是在这一点上，日耳曼人也并不占优。
虽然“训练”是部队提升战斗力的关键因素，但对于非职业军队而言，训练次数和频率往往还要受限于成员的经济模式。职业部队脱产后，可以将大量精力用于军事训练，以弥补装备水平的不足，但日耳曼部落的情况却显然不满足这一条件，好听一点讲日耳曼人是“全民皆兵”，而事实上，日耳曼部落的成年男子既是猎人，又是战士，有时，一些部落因为善于耕作，也会在迁居于合适耕作的聚落时以耕种为生，这就意味着这些壮劳力同时也充当农夫的角色。
由于生产力发展缓慢，日耳曼人维系着以数百人为单位的氏族聚落模式，这种模式使得日耳曼部落的人口密度存在着明显的上限，一个占地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最多存在这样一个聚落。若是人员过多，那么这片土地就很难养活多余的族属，这无疑限制了日耳曼人形成更为强大的王国或者说族群。
在这种条件下，各氏族间的联系很难进一步增强。无论是酋长还是所谓的“国王”，既没有资源也没有动力去建立专业但耗费更高的职业士兵，毕竟，对于这些实力明显不足的小势力而言，依靠族内勇士已经足以应对大多数冲突和纷争了。
没有稳定的的职业兵体系，往往也就意味着很难有稳定和持久的军事训练。事实上，即使是被西方人吹爆的希腊重步兵，在训练程度上也远远逊色于专业的职业士兵。除了斯巴达这种“不事生产”的城邦国家外，即使是雅典、底比斯这些曾经强横一时的城邦，其士兵的军事素养也多半源于战争淬炼，而非日复一日的军事训练。
所以，和“科班出身”的罗马士兵相比，日耳曼蛮族部队的种种短板极为明显，武器、训练、纪律的全方位落后，致使他们在会战中似乎很容易就会被秩序井然的罗马方阵击溃。不过，在实际的战场上，日耳曼人的表现却丝毫不逊色于罗马步兵们。
如条顿堡森林之战中，安东尼之孙——普布里乌斯·奎因克提里乌斯·瓦卢斯率领的罗马军队被日耳曼人所击败，除少数人侥幸逃离战场外，瓦卢斯及其所属的两万罗马士兵战死沙场。这也是自卡莱战役之后罗马所经历的最惨痛失败。这一战直接打断了罗马的扩张势头，自此，罗马北部的边界基本形成。
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罗马人早期的军事单元是“百人队”，而日耳曼人的最小单元被称为“百户”，两者只在人数上有相似之处，但前者源自于罗马共和国时期开始的“政治选举实体”，并不具备真正的战术单元意义，也就是说，他们在作战时并不能被用作独立作战。而后者形成于各氏族本身，作战时，同一氏族的日耳曼人在作战时结成同一队列。其领队则是氏族的长老，在作战时这些长老也可以被称为“百户长”。和罗马人百人长依靠军法威权管理麾下士兵的方式不同，日耳曼百户长或者说长老们，并没有远超平民的特权，依靠的是平日里处理冗杂事务时积累的威信。
按照《高卢战记》的说法，此时的日耳曼人还没有形成明确的阶级分化，凯撒在书中只提到“领袖”和“有势力的人”,这样的社会显然不同于罗马。而在军事上，日耳曼百户长无疑也显得不够强势。以至于，在同时期的罗马人眼中，日耳曼部队无疑是毫无秩序可言的奇葩。罗马人鄙视这些乌合之众，说他们“撤退起来毫无羞耻之心，也不听长官号令”。
不过，这显然不是事实，在两股势力的冲突中，他们经常惊讶地发现，这些对手远比看上去难对付。在各个氏族长老的带领下，日耳曼人组成了更大规模的楔形阵，这种阵型在阵容的严整性上虽然无法与马其顿、罗马方阵相提并论，却极大的利用了日耳曼部队灵活、机动的特点。
作战时，即使日耳曼人无法在冲击中占据上风，但由于氏族部众彼此间的亲缘和血缘关系，他们不必担心周遭的战友或者说亲友抛弃自己溃逃而去，相反，在作战时，由于狩猎活动时形成的默契配合，日耳曼部队即使在毫无秩序的撤退后，依旧可以迅速结阵，再次发动冲击。《战争艺术史》的作者对这些士兵极为推崇，称他们“不论平时还是战时，百户长统率的日耳曼百户所具有的凝聚力，都让纪律最严格的罗马军团望尘莫及。”
如果说罗马军队是通过训练、装备获得良好的士气和配合，那么日耳曼人则是通过天生的血缘关系获得不亚于前者的默契程度。不过，这种默契度，显然有着一系列的潜在条件作为限制。前文提到，日耳曼人的氏族规模受限于生产力的水平，往往只能在几十平方公里内建立一两个氏族聚落。
在作战时，如此稀疏的人口密度导致日耳曼人能够聚集的部队极为有限，和游戏中“蛮族入侵”被描绘为类似亡灵天灾、满坑满谷的情况不同，真实的历史中，罗马人往往可以依靠强悍的军事动员和后勤补给能力碾压北方的对手。即使后者总人数占优，但在某一块特定战场上，罗马人往往可以拥有更为充沛的军力，事实上，高卢征服者凯撒就极其擅长利用后勤补给和战略压制来获得军力上的优势。
对于日耳曼人来说，骁勇善战、配合默契的勇士们可以抵消训练、装备上的不足，却难以弥补经济水平差距带来的动员、后勤上的劣势。正因如此，在罗马帝国真正建立后，日耳曼人只能依托森林、山谷等地形优势抵抗罗马人的扩张，却无法像几百年前那样攻击后者的腹心之地。
参考文献：
1.叶秋华《论日耳曼人国家的形成和法兰克王国的法律》
2.王琛《论凯撒的用兵原则与指挥艺术》
3.《战争艺术史》
4.苏猛猛《日耳曼战争(14—16)与提比略莱茵河边境政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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