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和词是两种特殊诗体。前者产生于战国时期, 后者兴起于中唐以后, 并在唐宋时期兴盛繁荣。它们的产生虽相隔千年, 但两种诗体具有源自民间文学、专意抒情、富于伤感色彩、追求辞采等共同的文学继承关系。楚辞与词不仅表面上读音相近，他们的内在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继承创新的关系。
从词的产生而起来探讨，唐宋词的产生就与楚辞相类似。词是民间诗人结合里巷之乐与外族音乐而创制的, 从较早的敦煌词中便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望江南》和《菩萨蛮》, 它们是词较早的民间形态。从内容上看, 它们和民间的生活非常贴近, 从语言上看, 它们非常质朴率真, 口语化痕迹明显, 而且还带有衬字。与楚辞形成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在于, 词也是在民间词曲的基础上由文人加工定型的。楚辞艺术的成熟得益于屈原等人的天才改造, 而词体的定型则与刘禹锡、白居易等文人对词这种歌唱形式的兴趣和加工分不开。巧合的是, 屈原和刘禹锡都是参与朝廷改革而被逐的谪臣。屈原被流于沅、湘, 刘禹锡被放于川东。民间文学的新奇、瑰丽激发了他们的创造欲, 而改革的理念、冲动和他们本人深厚的文学素养又驱使他们对民歌民谣淫俗的文辞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加工。屈原对沅、湘民歌的改造情形, 由于时间久远, 文献不足, 我们无从了解, 但刘禹锡对民歌的吸收改造则有资料可证。据说刘禹锡能唱川东民歌《竹枝》, 白居易《忆梦得》诗云:“ 几时红烛下, 听唱竹枝歌。”并自注曰:“梦得能唱竹枝, 听者愁绝。” 刘禹锡把《竹枝》引作词调, 写过不少优美的《竹枝词》。他的《潇湘神》词, 也是湘中民歌, 凄清感人。也正是受了刘禹锡的影响, 白居易也学刘作词, 两人都创作过《忆江南》。刘禹锡还在他的《和乐天南园试小乐》诗中表达了从事这种改造加工活动的新鲜感和成就感:“ 花木手栽偏不兴, 歌辞自作别生情。” 正是由于二人的联袂打造, 词在文人中的地位和影响才日益显著。（沈辰垣《历代诗余》[ Z] 1985年版 .）
楚辞和词作为抒情的一种表达都是以抒情为基本特征的诗体, 二者的抒情方式和风格既有共同性而又各具特色。比、兴、象征是诗歌抒情的基本方式之一, 但在楚辞和词这两种诗体中, 比、兴、象征却几乎是惟一的表现方式, 它们几乎摒弃了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 而是在努力追求表情达意的委婉、含蓄。当《九歌》、《九辨》作为“ 康愉以自纵” 的娱乐音乐时, 当词作为歌筵樽前的消遣工具时, 这样的抒情方式才是最适合的。从两种诗体诞生之日起, 委婉、含蓄的抒情方式就作为其抒情传统而深植于其中。与这两种诗体最初的功能和要求相契合的另外一点是, 楚辞和词还同作女人声口抒情。这与《九歌》、《九辨》和词的原有娱乐功能相关连, 因为祭神曲、宫廷舞曲用于遣兴娱宾的曲子词的演唱者多为女性, 她们是一个抒情的模拟主体, 因而人们为其演唱所填写的歌词便多模仿女子声口。这样做的结果, 使楚辞和词这两种抒情诗体, 在抒情的委婉含蓄之中更具一种妩媚之态，所以有着绵缈幽深的情思, 也是楚辞和词两种诗体共有的特点。而且在内容上, 楚辞中的《九歌》为一类,《离骚》和《九章》又为一类。《九歌》诸篇“ 有男巫歌者, 有女巫歌者, 有巫觋并舞而歌者, 有一巫倡而众巫和者” 。(陈本礼《楚辞精义·九歌》[ M])。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 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 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情爱的话剧。这种男女情感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 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 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 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这些缱绻缠绵的诗句和那些专写相恋、相别之情的小词在风格上非常相近, 不同的只是前者写的是神, 后者写的是人, 而这种似神而人、似人而神的相依相恋、缱绻难舍、哀婉凄艳之情, 本来就是人间之至情。《离骚》、《九章》是楚辞的另一类, 抒发的是屈原被疏之后的多种复杂感情。这里既有诗人对国事的担忧, 对百姓的同情, 更有对朝中群小的愤慨;既期盼着君王的觉悟, 又倾诉着自己的不幸, 反映了诗人高洁的情操与黑暗混浊的政治现实的矛盾;既有思念其君而不能自达的痛苦, 又表露了诗人不愿变心从俗的心情。读这些忧苦悲凉的诗作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辛弃疾沉郁顿挫的词作, 屈、辛之间有着共同的政治情绪, 也有着相似的政治遭遇。屈原的《离骚》和《九章》实际上就是一首首政治抒情诗, 所表达的其实就是一个忠君爱国的诗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担忧。(张元勋《陈贻.九歌十辨·序》[ A] .1991年版)。千载之下, 辛词承继了屈赋的精神, 也绵延着屈原的那份感情。
再说说楚辞与辞的感情色彩，显而易见的是，他们都有着共同的伤感文学特质。在楚辞中, 无论是缠绵悱恻的《九歌》, 还是凄清悲凉的《九章》, 都弥漫着一种浓郁的伤感氛围。这一方面是因为诗人忧愁之深重, 抒情之专注, 使楚辞带有鲜明的个性文学特征，而伤感往往是个性文学的突出特征。这种个性表现被安放在特定的斗争环境之中, 通过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冲突呈现出来。忠而被贬、被弃的屈原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纠葛中无法解脱, 但正是在这种矛盾中他表现了自己的个性, 并在这种个性的燃烧中完成了富于个性的诗篇。同样的唐宋词中, 往往也弥漫着一种伤感的情绪。尽管这种伤感大多属于个人的情感意绪的表现, 颇有宋玉《九辨》的意味, 不足以比附屈原, 但也是一种至真情性的流露, 也表现了词人对社会和人生的深沉思虑。如李煜对亡国破家的反思,苏轼对人生空漠的感叹, 辛弃疾作为失路英雄的悲歌等基于社会、人生问题而引发的伤感情怀也非常深沉。尤其是英雄失路、壮志难酬的爱国词人辛弃疾, 其词作所表现出的人文精神与思想内涵, 甚至创作风格、表达方式, 与屈赋都是一脉相通的。
还有一点，我们说到词不能不谈它所具有的音乐特质，这一点唐宋词比辞更甚。唐宋时的词是诗歌的一种。因为是合乐的歌词，所以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等。词始于唐朝，留世的作品以李白的较为多，定型于五代，兴盛于宋朝。‘宋词’是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的兴盛。作词和写诗一样都有一定的韵脚，而词调韵相对就比较灵活。作词的调就和现在音乐的基调相似。而同样作为楚辞源头的楚地歌谣, 大都是里巷之间以及祭坛上的歌唱，自然也不会缺少音乐特质。作为对楚歌的加工改造, 楚辞当是可以合乐而歌并依靠音乐而传播的。“九歌” 、“ 九辨” 本来就是很古的乐章名称。至于鸿篇巨制的《离骚》, 不少人认为“ 离骚” 是“ 劳商” 的音转, 而“ 驾辩、劳商皆曲名也”。(王逸《楚辞章句》[ M] . 1983年版 )。由此, 我们不难看出楚辞和音乐的密切关系。
楚辞和唐宋词纵然有着完全不同的体制特点。前者是战国时期兴起的一种诗歌样式, 以四字句和六字句为基本句式,其主要特点在于“书楚声, 作楚语, 记楚地, 名楚物”(黄伯思《东观余论》)。后者则是中唐以后兴起的一种合乐歌唱的新诗体,句式长短不齐,但是它们专意抒情的功能, 凄艳伤感的色彩, 还有其婉转缠绵的风格, 却好像是跨越千年的文学链接, 后者对前者而言,就好像一种冬眠了的基因在千年以后的复活，但也正是这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藕断丝连的继承关系和它们共有的凄美的文学特质吸引着我去探寻。
由于研究能力的限制只能将深度进入到浅析层面，以此抛砖引玉，如有不妥之处烦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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