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舒庆春（左二）与校刊编委会成员在东楼前合影
1923年１月28日《南开季刊》第2、3期合刊发表了老舍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小铃儿》，署名舍予。
1899年：出生于北京
1922年9月-转年2月底或3月初：天津南开中学
1949年10月13日-12月9日：旧金山乘船抵津
1966年8月24日：逝世
8月24日，是老舍先生忌日。在93年前，1922年的9月，23岁的青年舒庆春放弃在北京的教育官员职务，毅然接受天津的邀请来到天津南开中学担任国文老师。“老舍只在天津工作、生活了一个学期，但这是老舍人生中的一个重大选择，在天津写下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这也很有意义。”中国老舍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开大学教授范亦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不当劝学员 跑到南开教国文
1922年9月，新学期开始。南开中学在当季的《南开周刊》“校闻”中登载了《欢迎新师长》一文，欢迎19位学校新聘的老师，称诸位先生“学识经验都甚宏富，造福南开定非浅鲜”。这19人登载的名字顺序中，“舒舍予”三字位列第四，同时聘请的还有后来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
“在此之前，他已经是当时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大约相当于一个区的教育局长。”范亦豪教授介绍，1918年，19岁的老舍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就被委任为方家胡同小学校长，成绩非常突出，1920年成为劝学员，同时，他还先后兼任过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京师公立北郊通俗教育讲演所所长等职务。“在他后来零星的回忆中可以知道，当时他的工资每个月有200大洋，而当时一个普通工友的工资只有几块钱而已。”从贫困的生活中挣脱而出，他在频于应酬、交际中吃饭喝酒抽烟打牌沾染了坏毛病，甚至生了重病，学界内的黑暗也让他愤慨不已。彼时，老舍的幼时伙伴兼同窗、后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大师罗常培在南开中学任教，他邀请老舍来南开当老师。于是，老舍毅然辞去官身，接受天津南开中学的聘请担任国文教师。
老舍在南开中学初中部教授3个班的语文，1个礼拜有18节课，同时要批改150本左右的作业。范教授说，后来老舍在回忆中说过，他一天到晚都和孩子们在一起，“而且还可以看书。”之前当官时，老舍几乎连看书的时间都没有，虽然忙但是他很高兴：“之所以说来天津南开中学是老舍的重大选择，是因为如果他继续留在北京，那么中国会有一个比较能干的官僚，却失去了一个大作家。”开学没多久，就在“双十节”上，老舍应邀向全体师生发表演说。“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范教授说，这表现出老舍破除旧文化、创建新文化的社会责任感非常强烈。
自己不“承认”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除了教授语文，老舍还担任初中二年级七班的辅导员，相当于班主任。此外，老舍还积极参加学校的课外活动。南开中学提供的资料显示，11月16日，学校自治励学会成立17周年，老舍到会发表演说，11月20日，中学部师生130多人联合组成的汉文演说会成立，聘请顾问6人和评判员12人。“顾问中还有老校长张伯苓，老舍同时担任顾问和评判员。”范教授说，老舍还同时担任学校青年会查经班的主讲，“其实在老舍的作品中，能看出不少他对于宗教的认识和思考。”
范教授在采访中说，老舍在天津时间不长，从选择天津、发表“双十”演讲以及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的创作发表所产生的“影响”来说，这和老舍一生都能联系起来。有意思的是，老舍自己这样评价这篇《小铃儿》：“最早的一篇短篇小说还是在南开中学教书时写的；纯为敷衍学校刊物的编辑者，没有别的用意……这篇东西当然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在我的写作经验里也没有一点重要，因为它并没引起我的写作兴趣。”甚至后来又自言，“可是那不过是为充个数儿，连‘国文教员当然会写一气’的骄傲也没有。”但在研究者看来并非如此。“《小铃儿》不但是老舍的第一个短篇，也是他第一篇白话文作品。”主人公小铃儿的父亲因参加反抗外国列强的战争而死亡，小铃儿练武，把教堂洋人的孩子当做报仇对象，最终被学校开除。范教授介绍，这个短篇小说首先确立的中心思想就是爱国，这也是老舍一生创作的基本思想，同时，“主人公小铃儿所表现的‘硬气’‘倔强’也正是老舍本身刚烈性格的反映。”尽管学界都知道老舍在南开中学有这么一篇处女作，但实际上，一直到1979年时，才有研究者从南开大学图书馆内找到登载《小铃儿》的《南开季刊》第2、3合期。老舍来到南开中学后，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还担任学校出版委员会委员，经常出席研究有关学校刊物出版的会议，并审理稿件。当时学校刊物《南开季刊》于1922年1月出刊，但实在是稿件匮乏，第二期都未能出版，只能在第三期出版时，合两期投稿文章在一起，老舍就是在当时编辑的再三邀约之下，于1923年1月28日发表了这篇《小铃儿》。也就在这个学期结束后，大约1923年的2月底或3月初，老舍结束了在天津南开中学短暂的教学生涯，回到北京在顾孟余主持的教育会做文书，同时在北京市第一中学兼教两小时国语。
不忍食炸麻雀 同福楼“醉酒”
在上世纪90年代，成立于1951年的日本老舍读书会，由成立者中山时子带队，一行人来到中国要遍访老舍在中国的足迹。当时，就是由老舍之子舒乙安排在天津的访问，范教授参加了这一活动，主要是带领一行人参观南开中学。“目前，没有找到资料说老舍在校期间具体住在哪里。”范教授是南开中学1953届毕业生，据他介绍，上世纪的南开校舍中，一共有五排平房，其中一二排为老师宿舍，其他为学生宿舍，范教授曾住过四排一室，四排三室为周恩来居住过的地方。“我们后来猜测，老舍很可能就住在老师住宿的一二排的某一间屋子内。”如今，老师的宿舍平房原址早已起了新楼。“过去，南开学生在学校里不怕下雨。”范教授回忆，学校的设计是宿舍和教学楼、食堂之间都有走廊相连。老舍却在特定的时间对食堂避而远之。炸铁雀是天津有名的特色小吃，正宗铁雀是头场雪后的鲜肥麻雀。南开中学的食堂里也会有炸麻雀、炸蚂蚱之类的天津“特食”。“在老舍看来，麻雀是又小又可怜，食之不忍。”范教授说，每到食堂有这道菜时，老舍就会选择到校外吃饭，“他自己说，对于他来说是‘麻雀之难’。”
在中山时子一行人来天津前，范亦豪教授和同行曾广灿教授在天津打前站，联系了南开中学后，两人还找到老舍散文《抬头见喜》中提到的天津同福楼饭馆，那篇散文描述的是老舍第二次醉酒的往事：“和朱荫棠在同福楼吃饭，各饮绿茵陈二两。吃完饭，到一家茶肆去品茗。我朝窗坐着，看见了一轮明月，我就吐了。这回绝不是酒的作用，毛病是在月亮。”而两位教授当时找到了同福楼的原址，“我们觉得很扫兴。”原来，位于南开五马路附近的同福楼已被改造成一个精神病院。范教授回忆，是一栋两层建筑，底下是大厅，层高就足有两层楼；二层有包间，外边有回廊相连。“我们只能扒着铁门看里面的情形，走过的病人一个个神情呆滞、直眉瞪眼的，看到这种情景，就不好带访问团来参观。”
老舍在天津的足迹，还有在1949年回国时，从旧金山辗转香港，最后取道天津回北京。老舍是12月9日到大沽口的，此时距老舍离开华北已经14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老舍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直到晚间，船才进了天津码头。老舍看到的是：税关上的人，连船上的一碗茶也不肯喝；茶房给搬行李；税务人员依次认真检查……在天津两天的时间里，新天津给老舍带来了最直观的新中国印象。
老舍是大作家，也是曲艺创作大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创作了很多鼓曲、快板、相声等曲艺作品。1950年，北京成立相声改进小组，孙玉奎、侯宝林就是首先求教于老舍的。大家对老舍的“曲艺功底”，最熟悉的段子就是他和梁实秋在抗战后期一次募款劳军晚会的相声表演。当时，两晚的段子分别是《反七口》与《洪羊洞》，老舍不但保留了伦理哏，还意外打哏打掉梁实秋的眼镜而造成“意外的包袱”。其实，在南开中学任教期间，他就在青年会童子部成立大会上和另外一位教师合说相声。当时，南开校刊《校风》上对于老舍的表演预告是：“名人演说捧腹笑话，朱星樵舒舍予二先生相声。”据说，这是有据可考的老舍首次登台表演曲艺。在天津的半年时间里，酷爱曲艺的老舍在南市三不管地区，也没少观看名角们的演出，其中包括京韵大鼓鼓王刘宝全的演出。老舍在1962年的《曲艺》杂志上回忆起当年在天津观看刘宝全的演出：“老先生一出场，就使听众精神为之一振。他的高身量与爽爽朗朗的风度，使大家感到只有他才配表演赵子龙、李逵等英雄人物……”至今，老舍对于刘宝全的演出描述都让人感觉如历历在目，老舍赞其“不怪大家都称他为鼓书大王”。
范亦豪教授告诉记者，老舍的小说作品中也有很多天津风情，比如《赵子曰》中，就有主人公在天津生活的描写，“这都是老舍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再创作的。”
新报记者 单炜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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