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中世界，任何联合国大型办事处附近都会出现一种‘特殊经济’。各种国际机构在那里扎堆，外籍人员搬进安全而宜人的社区。当地供应商争相与之订立采购合同，向上述组织出售生鲜农产品、文具纸张和其他必需品。非技术劳动力将获得清洁工、园艺工和保安等岗位。而凭借为驻外人员和高收入的当地雇员提供服务，咖啡馆和干洗店等小型商家会在这类地区蓬勃发展。”
10月30日，英国亲自由主义刊物《经济学人》在文章《联合国员工如何重塑非洲城市：昂贵的午餐菜单、高端洗车店和进口零食是其中一些标志》中，对联合国非洲驻地附近的经济现象做出了如上描绘。
《经济学人》文章标题。
在联合国驻地附近会出现大量上述经济活动的原因很简单：联合国有很多员工，且这些员工都有的是钱可花。联合国秘书处今年的预算为32亿美元（约204.6亿人民币），其中相当一部分都用在了薪水开支上。而遍布全球、从初级政策分析专家到副秘书长级别领导人的“专业人员”，每年领取的薪酬从4.6万至20.5万美元（29.4万人民币至131万人民币）不等。这足够在任何非洲国家的首都过上舒适生活。
这些来自国际组织的高薪外籍员工们的涌入能够为任何城市带来经济增长。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美国各个城市都在争取该组织总部的入驻。而哥本哈根和日内瓦等欧洲城市也从那时起便以“闪亮的新建筑”和税收上的优惠吸引联合国机构的入驻。联合国总部所在的纽约市的市长办公室在计算后认为，联合国总部每年能为纽约市增加近37亿美元（约236.5亿人民币）产值。同时，雇员多达10900人的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也是纽约市排名第22位的雇主。
《经济学人》称，作为美国最大城市的纽约尚且如此，那些“尚未被华尔街银行家、时尚名流和其他金主们充斥的地方”能够在联合国机构入驻这件事上“获得的好处还要大得多”。文章称，非洲大陆“只有少数几个城市足够安全且交通便利，足以接待大批外籍员工及其家庭”，比如内罗毕（肯尼亚首都）、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和亚迪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首都）等。
文章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吉吉里（Gigiri）区举例。吉吉里区位于内罗毕以北，是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所在地，同时也是联合国环境署和人居署两个部门的总部所在地。同时，如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众多国际组织均在该区设有分支，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也在该地。这使得吉吉里区成为了肯尼亚最奢华的郊区之一，充斥着高档的餐厅、咖啡馆和酒店，其价格远超大多数肯尼亚国民的承受范围。同时，该区还有一个名为“乡村市场”（The Village Market）的大型购物休闲娱乐中心，其中一家洗车店的老板估计该店有70%的客户都是联合国的员工。
观察者网注意到，曾有一名来自美国的游客在吉吉里区的游记中提到，“乡村市场”中的游客“大部分看起来都像是外国人或是游客，拿着iPhone、穿着光亮如新的阿迪达斯运动鞋”，并且这些人似乎是从吉吉里区的那些“有电围栏和全天候值班的保安”的高度安全的房子里开车前来的。
内罗毕吉吉里区的“乡村市场”（图自该商家官方推特）
“乡村市场”内部。（游客拍摄）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此多的国际机构和富有员工的涌入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2020年肯尼亚全国人均GDP大约为1838美元（约11752人民币），而在内罗毕，一名司机的年收入就能达到约9000至1.4万美元（约5.7万至9万人民币），而更加熟练的助理则能够挣到3.2万至5万美元（约20万至32万人民币）。虽然这一数目仍远低于外国员工们的收入，但与该国平均水平相比已经是天差地别了。一个名为“贫民窟居民国际”的组织领导人对《经济学人》表示：“每个人都想为联合国工作”。而咨询公司德勤（Deloitte）在当地的经理更是将大型国际组织在当地造成的经济分化形容为“货币种族隔离”。
《经济学人》称，这种不平等可能会引发不满，但“许多当地人都保持了务实态度”。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一家提供单价88美元（约562人民币）的牛排和45美元（约287人民币）的海鲜拼盘的餐厅，该店厨师瓦斯尼尔（Vasnier）讽刺地提到有“反贫困和环境顾问”乘坐汽车来到这间餐厅用餐，并在离开时留下了一大堆自助餐盘，其中有些甚至没怎么动过。“太浪费了，”他说，“但经济就是这么运转的。”
此外，大型国际机构的入驻同时也可能会导致该地区过于依赖外籍员工的消费。吉吉里区的商业在新冠疫情期间不得不挣扎求生，因为许多外籍员工“逃离”了当地，办公室变得空无一人。而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由于联合国多个办事处正计划搬迁到距离达喀尔30公里的新城市，许多当地的高级咖啡厅、洗车店和美国食品店的经营者都为前景感到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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