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到瑞金叶坪景区“一苏大会”会址参观时，讲解员一定会与你讲，1931年11月7日，“一苏大会”在这里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诞生，并改瑞金为“瑞京”。如今当地政府为了打造好红色旅游，宣传好红色历史，在城区红都大道、金都大道等最主要的几条街道的每根街灯杆上都挂上了“瑞京”字样的灯箱。不论在阳光明媚的白天，还是在皓月当空的夜晚都格外引人注目。
图1：瑞金城区街道电杆上“瑞京”字样的灯箱
为此，也常有外地朋友问及“瑞京”一说的来历。我的回答首先是官方的“标准答案”，而后把我之浅见再略作些解释。但他们究竟相信了哪种说法，则不得而知。其实，不要说外地人，即使当地官员与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又有几人知晓其真实的历史呢？
为此一说，我查阅了手头所有权威性书籍，如《中央革命根据地词典》（档案出版社1993年12月版，P57），《伟大的预演》（知识出版社2000年7月版，P2），《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P363），《共和国之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领导机构概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5月版，P18），《中央苏区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版，P65）。结果发现，除语序和表述略有不同外，一致的定义均是“一苏大会后，瑞金即改为“瑞京”或县城改名为“瑞京”。显然，景区讲解员的“讲解词”也是由此而来的，因为这些出版物的编著者都是当地省、市、县三级党史专家，没有更权威的了。
早在2005年5月，原瑞金市党史办副主任曹春荣，一位治学非常严谨与务实的学者，撰文就此一说提出过质疑与纠正（《跋涉集》（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1月版，P46）。他认为，虽然《红色中华》报刊上有各式文章提到过“瑞京”，也发现当年的油印传单上、国家银行储金劵上的空白处有手写的“瑞京”字样。此外，还有周恩来为叶坪红军烈士纪念塔题词的落款：一九三四年列宁逝世日（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于瑞京。他研究后认为：（1）出现“瑞京”称谓的时间不是在一苏大会后即开始，而是此后的一年多后。因《红色中华》自第92期（1933年7月3日）头版上首次出现“瑞京”称谓，直到第229期（1934年9月4日）最后一次出现该名称。如果真是一苏大会后即改名为“瑞京”，《红色中华》怎么可能迟至一苏大过后一年多才使用呢？（2）未能从官方发布的正式文件中找到例证。因无论是一苏大、二苏大通过的宪法大纲，还是两次大会后发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文告，都没有将瑞金改名为“瑞京”的记录。（3）“瑞京”与“瑞金”混用。不仅在同期报纸不同文章中混用，在同一篇文章中，标题与正文，正文之间，也常有混用，无规矩可循。故他的结论是：“基本可以肯定，所谓一苏大上瑞金改名为“瑞京”一事，难以成立。”
对曹春荣先生研究的结论，笔者对“一苏大上瑞金未改名为‘瑞京’”，时间上是认同的，但对“此后是否改过名呢？”却产生过质疑。原因是笔者不仅见过也收藏到像曹春荣先生所说的手书“瑞京”字样的实物票证，同时也见过与收藏到苏维埃政府粮食部门印制发行有“瑞京县”字样的粮食票证。我的想法是，既然苏维埃中央政府部门会印制带有“瑞京县”字样的票证，至少在某一阶段更名过。但因时过境迁，只不过我们还未找到书面的依据而已。
为查明历史真相，笔者拿着这些票证，通过手头已有的文史资料来寻找印证。特别是对《红色中华》报，有针对性地作了全面的检阅与比对。因该报原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后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少共苏区中央局合办机关报，无疑是最具权威的历史资料。结果，除肯定曹春荣先生研究的结论外，还发现了一些新的佐证和产生了新的观点。
一、目前查到最早有文字记录“瑞京”称谓，且有精确时间的，始于《红色中华》第80期（1933年5月17日）头版。该版《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一文中报导说：“十五日又派飞机三架来瑞京，乱丢炸弹”（图6）。
图6：《红色中华》第80期（1933年5月17日）头版
图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豪罚款收据》手写版“瑞京”的签发时间是1933年7月24日。这类收据（包括富农捐款收据、地主罚款收据及民间组织如“瑞京”某某合作社等）笔者见过较多实物，之所以引用它，因为它是目前发现最早有“瑞京”字样的票据。它与《红色中华》第80期的印制时间最接近，说明“瑞京”称谓大致就是那个时间段开始见诸文字和喊起来的。也由此可知，一苏大会后，没有立即把瑞金改为“瑞京”。
二、“瑞京”称谓是经过渐进性的。先称“赤色首都”，后称“红色首都”，而后再有“瑞京”称谓。《红色中华》第66期（1933年4月2日）头版：《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及任务》一文“于四月一日在赤色首都--瑞金正式宣布开幕了”（图7）。这是在《红色中华》上第一次出现“赤色首都”的称谓。随后，第70期（1933年4月17日）、第75期（1933年5月2日）、第77期（1933年5月8日）关于《中央苏区革命互济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五一”示威进行曲》、《“五卅”举行赤色运动会》等三篇通讯报导中均称“赤色首都”。而“红色首都”则是始于第74期（1933年4月29日）头版，红五军团给中国手艺店员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上称：“大会在红色的首都开幕了”（图8）。随后第79期（1933年5月14日）头版：《苏区民众禁侮救国会议的战斗任务》一文中称“决将（定）在红色首都开幕了”。自第80期出现“瑞京”称谓后，后续文章中则极少出现“赤色首都”和“红色首都”的称谓了。由此可以推断：一是这些叫法是民间组织先喊起，再由媒体写成文字来传播的。二是瑞金既然可以叫首都，那首都即是“京城”。口语上“金”、“京”同音（当地人是不分前鼻音和后鼻音的）和文字上写成“瑞京”，均没有辨识度上的障碍。如此，苏区民众，特别是瑞金民众，当然就乐意了。三是既然大家都乐意，那《红色中华》和中央印刷厂（该报在此厂印刷）的编审们就任由撰稿人自由选用“瑞京”还是“瑞金”二词在报刊上发表了。
三、“赤都瑞金”、“赤色首都”的称谓二次出现在毛泽东主席颁布的政府文告中。一次是《红色中华》第101期（1933年8月1日）第二版全文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召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中宣布：“特决定于广暴的六周年纪念日（1933年12月11日）在赤都瑞金召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图9）。另一次是《红色中华》第148期（1934年2月20日）头版全文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布告第一号》中宣布二苏大“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在苏区赤色首都正式开幕”（图10）。落款均为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显然苏维埃中央政府响应了民间这一说法。这与自1933年8月10日以后，《红色中华》开始比较多地使用“瑞京”这一称谓不无关系。
图9：《红色中华》第101期（1933年8月1日）
图10：《红色中华》第148期（1934年2月20日）
四、虽然“瑞京”与“瑞金”称谓经常混用，看似无规矩可循，实则是很讲究的。经统计，自“瑞京”称谓始于《红色中华》第80期（1933年5月17日），到第239期（1934年9月29日）最后一期出现在该报第四版上止（该报在瑞金共发行240期，另发行二苏大特刊7期），在期间167期中，目前发现有63期，98篇文章（包括广告2篇），191次使用它。自1933年8月10日以后比较密集使用“瑞京”一词，其中第158期、第195期和第220期均有三个版面使用它。使用最多的一文共用了17次。
但并非有了“瑞京”称谓的出现就替换了“瑞金”一词，而是“瑞京”与“瑞金”在同期报纸、甚至同一篇文章中标题与正文，正文内混用的现象相当普遍。这很令人费解，似乎正如曹春荣先生所说“没有规矩可循”。但认真检阅其所有文章后发现，还是“有矩可循”：（1）凡是苏区中央局、苏区中央政府出台的法律法规、决定、决议、公告、通告等规范性文献，均只见“瑞金”而未见“瑞京”二字。（2）毛泽东、张闻天二人均有不少文章登载于《红色中华》，但均使用“瑞金”一词。这很有可能与其特殊职务有关，一个是国家主席，另一个像现在的国务院总理。在没有正式会议决定与公布更名为“瑞京”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在文字上使用这一称谓的。（3）凡是有“瑞京”称谓的文章，不论是标题还是正文，“瑞京”与“瑞金”却是任意混用。此类文章不是通讯员的宣传报导、就是个人撰写的文章抑或是《红色中华》报社论，且作者均是固定的那些人。反之，凡在文章中只用“瑞金”一词的，其作者是另外一些人。显然这与个人写文章用词的偏好和情怀有关。
找出了其内在规矩，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一苏大会后直至主力红军长征出发前，苏区中央政府始终未将瑞金或瑞金县城更名过“瑞京”。那么“瑞京”与“瑞金”无序混用、混撘的文章又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呢？（图11-图13）
图11：《红色中华》第92期（1933年7月8日）
我们知道，当年这些报纸是用活体铅字印刷的。活体铅字印刷主要有三个步骤：首先依据一般用词的需要，把字分成常用、非常用、少用和极少用等类别，再用铅锭铸成大小不同字号和不同字体的活体字。然后将铸好的字按老祖宗留下的“君王立殿堂，朝辅尽纯良”共160余字的次序分别放到字架上。第二步是拣字排版。工人师傅一手拿编辑过的文稿（文稿有用什么字体、什么字号的标注），一手按上述口诀来快速拣字，然后安放在固定的印刷版上。4版报纸一般需要4个拣字排版工，一人负责一个版面。因此，重要的版面和文章肯定是交于非常熟练的工人师傅来做，所需铅字也由他先拣。第三步是先印出样张送编审校对。校对过后即正式付印。校对在清样上改一个字问题不大，但如果要删掉一个或是几个字，那就麻烦，后面所有的铅字就一个个都要往前移动位置，拣字排版工因此又要重新忙活了。
据相关资料记载，1931年8月，中央印刷厂在瑞金叶坪成立，下设材料科、总务处、铅印部、石印部、排字部、刻字部、裁纸部、装订部、铸字部。当时厂里共有铅印机5部，4部为旧机器，主要印刷《红色中华》、《斗争》、《苏区工人》等报刊和各类革命书籍与传单等。依据时为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在第157期（1934年3月3日）上的载文可知，当时中央印刷厂管理和生产工人共有130人。他要求每期按印刷二万份《红色中华》计，排字只能安排七个半工时间，油墨需控制在三斤半。也就是说苏区物资非常奇缺，各方面都要厉行节约。通览全部《红色中华》，同一篇文章，同一句话，大小字号混排的现象很普遍。如图11的副标题“全瑞金”的“全”字，就比瑞金二字小一号。它说明一个原因，就是铸字原料铅锭少，没有铸好那么多同号字，拣字排版工只能用不同型号的字来替代。当然，重要的法律、法规、法令和文章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它们要优拣排，这也是当时很讲究的地方。
同理，因“京”字并非频繁要用的字，在中央政府没有明文规定“瑞金”改名为“瑞京”的情况下，印刷厂铸字部不会浪费紧缺的铸字材料去铸好很多大小字号不一样的“京”字。当送印稿上是“京”，检索又无此字时，工人师傅们只能用“金”来替代。于是就形成了“金”“京”大小字与同号字的混用、混搭的现象。这种音同义不同的名词在同一篇文章中混用、混搭到一起，且长期使用，而不算别字，民众的辨识度还能高度统一，恐怕在中国印刷史上也是绝无仅有更无后者的。
五、不少苏区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对“瑞京”称谓情有独钟，助力于“瑞京”称谓的推广。比较典型的有：一是瑞金政治保卫分局在《红色中华》第102期（1933年8月1日）第7版《瑞金反革命地主豪绅的阴谋》正文中自称“我们瑞京政治保卫分局”。他们不仅写文章如此，还把分局签发的通行证也印成《瑞京县政治保卫分局通行证》（图3）。二是苏区中央局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和其夫人邓颖超。1934年1月21日，周恩来为叶坪红军烈士纪念塔题词的落款为“周恩来于瑞京”（图15）。1933年7月20日，时任中央局秘书长兼中央政府司法部秘书的邓颖超则在《红色中华》第97期（1933年7月29日）发表《战斗的来庆祝中国工农红军的延生纪念》一文，落款为“一九三三年七月廿日，于瑞京”。这是该报第三次出现“瑞京”一词（图14）。三是时任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于1934年8月28日在嘉奖信中称“亲爱的瑞京河东区模范营全体指战员们”（图16）。四是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粮食部部长的陈谭秋，自1934年4月26日开始到同年8月31日，共在《红色中华》报发表四篇文章，每篇文章均使用“瑞京”这一称谓。其最后一篇文章叫《争取时间，学习长胜瑞京的经验》，在2300余字的文章中，共使用了17次（图17）。这还不算，还在他主管印发的供中央政府机关人员使用的“米票”和以政府名义向群众借谷的中央政府“借谷票”上“公然”印上“瑞京县”字样（图4和图5），足见其对“瑞京”称谓特有的情怀！当我收藏到他主管发行的票证时，更加相信书本上和讲解员的说法，至此，我才解惑。
此外，还有司法部长梁伯台，土地部前后任部长张鼎丞、高自立，《红色中华》主编王观澜，中央组织局秘书长王首道和原团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原江西省苏内务部长古柏及《红色中华》王昌期等通讯员、中央印刷厂刻字部的工人师傅们（他们常刻大“瑞京”来作标题，见图20和21）。他们撰写文章或刊刻标题时也喜用“瑞京”称谓。
图14：《红色中华》第97期（1933年7月29日）
图17：《红色中华》第228期（1934.8.31）第四版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它反映的是老一辈革命家对瑞金的特有情怀，很真实、很生动、很有历史感。值得我们去宣传。
六、当年的赤色首都“瑞京”民众，没有辜负这一虽然没正式入典，但确值入心灵的称谓。
苏维埃中央政府主要媒体的宣传，领导们的题词激奋了无数那一代瑞金民众永远跟着共产党干、跟着红军走的决心和勇气。瑞金民众也引以自豪。一些群众团组织、自然人均纷纷打出瑞京招牌，如“瑞京县消费合作总社”、“瑞京县某某区犁牛合作社”、“瑞京县某某区教育基金商店”、“瑞京县某某书店”、“瑞京县某某商店”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当年的瑞金民众积极参与苏维埃运动，各项工作大多数时间走在前列。从头至尾通览《红色中华》247期（含二苏大特刊7期），就会发现无论是查田、分田与划阶级，还是反贪、反腐与反浪费；无论是扩红、拥红与优红，还是筹粮、借粮与节省等各项工作与运动，当时的瑞京民众均走在前列。特别是每到关键时刻，更能体现瑞京民众喷发出的激情、勇气与热血。
1933年9月，进入第五次反“围剿”后，扩红、拥红与优红和筹粮、借粮与节省运动成为压倒一切工作的主线，越到后期越急迫。这时《红色中华》对瑞京的报导越来越多。1934年1月21日召开二苏大时，号召扩红工作要“学习瑞京的经验，落后的赶上前去!”(图18）。1934年3月8日《红色中华》报导筹粮工作“瑞京争取了首先完成”（图19）。自第193期（1934年5月25）起至第239期（1934年9月29日）止，更是多期连续大篇幅、密集地报导瑞京事迹与经验。如“瑞金首先坐飞机完成2080余名全苏区的第一名”，“瑞金三月计划一月超过，红五月扩大红军5200余名”，“一鸣惊人，瑞京县首先胜利”，“瑞金的光荣例子传遍了各地”等等。瑞京下肖区七保乡第三村一家农民，家有8个儿子，就是在这次扩红运动中大小兄弟全部参加红军的。不幸的是全部牺牲在战场上。这就是著名的“八子参军”故事。这一时期，正如陆定一所说“目前我们是处在决死的战斗中”如博古号召“我们要保卫土地、自由、苏维埃直至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最后一口气。”这个时候能模范地站前列，夺第一，影响与引导更多的人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奋斗，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笔者认为，这就是瑞京精神！这就是瑞京的红色基因！
图18：《红色中华》第228期（1934.8.31）第四版
图19：《红色中华》第228期（1934.8.31）第四版
还原历史事实，并不损害瑞金形象，相反更有助有正确的宣传瑞金及原中央苏区的革命历史，更有助于红色旅游事业的健康发展。
相信“瑞京”前辈们的红色基因仍然蛰伏于当今大部分瑞金人的血脉里，在一定外部条件的引领下，它照样会喷发出来！
（作者退休前是农业银行瑞金市支行行长）
注：1、图2、图3来源于洪荣昌《红色票证》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9月版p171 和p274
2、《红色中华》第195期（1934.5.30）第三版
3、《红色中华》第210期（1934.7.5）头版，
4、《红色中华》第189期（1934.5.16）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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