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奇案，津门有奇谈，欲知其中事，需听“大狮”言！
民国22年（1933）3月13日清晨，天津法租界发生一起女童遭绑票案，当时最为有名的《大公报》在案件破获后，详细描述了此案经过。
1933年3月13日清晨，家住法租界一栋二层小洋楼的八岁女童王淑雅吃过早饭后，在家门前独自玩耍。其母寇氏在屋中打扫，其父王晓阳一早出门去位于福煦将军路（今大沽北路至南京路段）的洋行上班。
大约9点左右，一个年轻人乘坐胶皮（黄包车、东洋车）来至王晓阳家门前，下车后走近在门口独自玩耍的王淑雅，自称是其父王晓阳的朋友，受她父亲所托，带她去霞飞广场（法国花园）游玩。
王淑雅一听可以去玩，十分高兴，于是想要进屋告诉妈妈一声。结果就在她刚转身之际，跟她说话的年轻人一把将她抱起来，一手捂住她的嘴，使其发不出声音，迅速上了胶皮车，车夫端起车把，飞奔逃离。
快到中午之时，王淑雅的母亲寇氏到门口去找女儿，一见女儿踪影不见，慌忙找寻。但找遍四周，依旧不见女儿的踪影，寇氏这时候才意识到事情不妙，女儿很有可能被人拐走了，赶紧给丈夫拨打了电话。
王晓阳得知女儿失踪的消息后，匆匆赶回家中，与妻子又找了一遍，找寻无果后，只好选择报警。两名副爷（老年间对军警的称呼）赶到王晓阳家，询问一番后，认为孩子很大几率是被绑票了，不过倒也不必过度担心，绑匪无非是求财，依照津门黑道中的规矩，苦主只要乖乖听话，绑匪绝不会撕票。
王晓阳与家人在家苦苦等待绑匪打电话过来，但直到第二天，仍旧没有任何动静。王晓阳与家人愁苦不堪，正待出门找朋友帮忙之际，却发现门口插着一个信封。打开来看，白纸黑字直截了当写着王家的千金在他们手中，若想孩子平安回家，就拿五万元赎人，至于交赎金的地点，另听安排。信中还刻意关照了下，给王晓阳留出三天时间筹钱，还让王晓阳放心，他们只是求财，绝不会对小千金无礼，见钱之后，立马放人。
五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当时一斤棒子面一毛钱，白面一斤3-5毛钱，五万元能在租界买套宅子还有富余。王晓阳尽管也算小富之家，但要他一下拿出五万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救女心切，只能找人拆兑，但一听他借钱是为了交赎金，怕钱收不回来，因此全都不肯借。
再说警方那边，由于王晓阳有法国洋行做后台，他们也不敢懈怠，一面派出人手调查，一面派人找黑道打听。打听来打听去，打听到了胶皮车夫的身上。有目击者称，王淑雅被人绑走那天，有辆胶皮车出现过。于是，警方顺着这条道儿去打听。几家车行都归青帮把持，所有车夫的名字，都登记在花名册上，而且车上也有钢号，只是目击者并没有看清那个车夫的长相，车子也没明显特征，因此要从成百上千的车夫中找出参与绑票之人，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正在副爷对车夫一个个排查之际，有几个车夫告知副爷，有个名叫姚大洪的车夫很有嫌疑，至于为什么说此人有嫌疑，是因为他这几天的举动十分反常，跟平时很不一样。此人平日十分抠门，车夫们经常在收工后，每人拿一两毛钱买点老酒小菜，在一起喝点酒歇歇脚，姚大洪虽然也偶尔参与，但从来不肯出钱，总是白吃白喝。可是这两天他却主动请大伙儿吃喝，大伙儿开玩笑说他一定是捡了金元宝，要不然不会这么大方。他说虽然没捡着金元宝，但也跟捡着金元宝差不离，再过些日子，他就要陡然而福，到时候买房置地，吃香喝辣，过神仙日子。
顺着这条线儿，副爷找到姚大洪。谁知姚大洪见了副爷，立马显得很不自然，虽然有问有答，但能明显看出他在假装镇定。随即，副爷将他带进局子里，连哄带吓唬，姚大洪没咒可念，只好说了实话。
没错！绑走王淑雅之事，有他一份儿。还有一个，是他的表弟阮云生。阮云生是个赌棍，由于好赌欠下不少外债，债主子追得紧，实在没了法子，于是找到他，跟他商议着绑个有钱人家的孩子，勒索一笔钱，到时候不但赌债能还清，表兄弟两个从此还能富贵。物色了好几天，终于物色到了人选，就是王晓阳的女儿王淑雅。至于赎金方面，他认为要一千元就不算少了，拉一辈子胶皮车，也不见得能赚一千元。但阮云生不肯，狮子大张口，愣是敢要五万元。至于五万元是多少钱，他心里没数，就知道是很多很多的钱，有了这些年，足吃足喝三辈子都吃不完。他人穷志短，从来没有想过这辈子能见到这么多钱，因此有些忘乎所以，还没见到钱，就已经把自己当成了财主，于是他主动请穷哥们儿喝酒，可他没想到钱没到手，人先进了局子。
阮云生很快被抓捕，王淑雅就关在他家，不过也没受什么委屈。阮云生只想敲诈钱财，并没有想过害人，他恨自己太贪心，嘴张得实在太大，不该一口气要五万，倘若要个一两万，兴许王家当天就能拿出钱来，虽然少拿了钱，但起码不用吃官司。
两个蠢贼就这样伏法了，不论判多少年，两人都不值得同情。只是可笑这对表兄弟，一个贪心太大，一个脑袋进水，这种人要是发了财，老天爷都会脸上无光。因此，他们发不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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