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是张首晟同学离开我们的日子，特写此文怀念。另外，文革结束后派遣应届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的尝试，以历史的眼光从国家层面来看，是不成功的。我眼中的成功标志，是能够培养成批的国家栋梁或者造就对人类社会有重大积极影响的人才，而首晟是为数不多的能满足此标准的人。历史从来不完美，但应该完整，作为带有深刻时代烙印的这段史实，理应让后人有所了解，这也是我在此文的开始对背景着墨颇多的原因。
“上海好还是北京好？”
不知从何时起，这成为了全中国吃瓜群众在茶余饭后，旁观两大城市争吵的话题，但对我来说，这个争论始于1979年。
1977年的冬天，中断了10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但此时的77届高中生已经毕业离校，因此在时隔半年1978年的高考中，78级成为了文革后首次有应届毕业生参加的高考。而1977年的高考，全国各地的高考政策与试题各不相同，大部分地区允许78级在校高中生参加77级高考，所以全国数量众多的78级高中生也成为建国后唯一参加过两次高考的高中毕业生。
1979年初，在邓小平的直接过问下，高教部开始从78级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人员并派往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但一直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杨振宁则对邓小平建议，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太小，世界观尚未形成，还是应该派研究生出国学习。从后来的实际结果来看，杨先生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
但此时，与新西兰、欧洲和日本教育机构的派遣协议已经签订，只能执行了，而北美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派遣由于多种原因没有进行。
被派留学生名单在高考成绩出来后，就已经由高教部确定，可此时的对外联系签约尚未全部完成，被挑选的这些学生都先按照第一志愿暂时进入国内高校学习，只是本人并不知情。开学两个月后，出国通知开始陆续下达，接到全国的第一份出国通知的，是前往新西兰的15名学生，几乎全部来自北大、清华。但在应新西兰方面要求进行的英语考试中，全体15人都未达标，最后录取了成绩相对较好的6人， 5名来自北大、一名来自清华。清华大学无八一班的女生陈红，也成为了文革后清华派出留学的第一人。其实当年的清华领导并不十分支持派学生出国，认为凭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培养出世界一流人才，所以清华的派出学生数量远远少于相邻的北大。
前期派出的留学生，在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国内集训后就出国了，但两个重量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却已有所不同，这就是德国和日本。前往德国和日本的留学生收到通知最晚，且必须分别在同济大学和吉林师大进行一年的培训。在这一年当中，由对方国家派来教师教授语言及其所在国的中学课程，然后参加对方国家的大学入学考试。想必新西兰入学考试时，国内15名优秀学生的全体不达标震动了教育部高层，也才发现十年浩劫之后的国内基础教育是如此薄弱，因此对重头戏的德国、日本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组织和安排。而且留德、留日学生连续派出了三年，持续时间也是最长的。
在国内一流高校1978级的第一、二学期，不断有同学收到的出国通知犹如微风吹皱一池春水，搅得许多学生无法安心读书，我在第二学期中期，收到了前往德国学习的通知，与其他五名清华同学（其中三人与我同为无线电系）一起乘火车前往上海同济大学报到（还有第七名清华学生独自抵达上海）。
与此同时，德国的歌德学院也派遣了七名教师来到上海，想必他们与我们一样，都对对方的国家和人民充满了好奇，并将这种好奇极大地转化为求知和努力学习的动力。而“上海好还是北京好？”这个话题，恰恰是我所在的德语四班的德国老师Dr. Kempf提出的问题。
想必我当时是班上激烈捍卫北京地位的一员? 尽管我母亲是上海人。我们班的老师Dr. Kempf当时微笑地看着我们这些中国的毛头小伙和丫头激烈争吵却莫衷一是，也许他是在为自己的小伎俩得逞而自鸣得意？想象一下，一群才学了一个多月德语的年轻人，已经可以用德语“吵架”了，这对老师来讲是多大的成就啊！不久，Dr. Kempf授命前往北京外国语学院支教一个月，当他回到上海时，面对着许多的老师同学专门走到我面前并笑着说： “Herr Wang, Shanghai ist besser!” （王先生，还是上海好啊！），我此刻才意识到，在争吵时我有多突出？因此低声回道：“已经知道了，所有外国人都这么说”。
后来，当这些同学开始了在德国的学习时，Dr. Kempf还请了原德语四班的张达、张建三、丁晓雁到其在Passau的家中做客。而这三人中，张达来自上海、丁晓雁来自北京，张建三则中立地与京沪无关。如果用一个中文词来形容Dr. Kempf，那就是“老江湖”，上海话“老法师”。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Dr. Kempf成为了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院长。
当我们这群100名留德预备生前往同济大学集中时，是按照到达的顺序安排宿舍的，我们的宿舍是一栋孤零零处在荒草丛中的黄颜色五层楼，叫做西南二楼。我们清华来的六人进到宿舍房间时，里面已经有三名复旦来的同学了。一间宿舍八人，清华电力系的张农就主动到了其它宿舍。
我选择了一个上铺的床位，而对面靠窗的下铺，是一位从复旦来的面容清秀的瘦男孩，他叫张首晟，在留德预备班的一年时间当中，我们所有同学都称呼他Zhāng Shǒu Shèng。分德语班时，我们宿舍有七人都同在四班，唯独张首晟不知为何被分在了六班？不过我认为，即便他在德语四班，也不会加入到我们“上海好还是北京好”的争论之中，而会“笑看江湖”？
因为不在同一个班级，所以我与张首晟的交流基本都是在宿舍当中。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大学校园也与全国一样，百废待兴。我们上课时的小楼叫做安装楼，应该是同济校园内最新的一栋建筑了。而我们住的西南二楼，则老旧而破败。记得我们清华六人坐了一夜火车进到西南二楼时，我首先到盥洗室想漱漱口，但水刚进嘴里我就赶快吐掉了，我不是误用了化学实验室的什么试剂水吧？当时心里真是这么想的。此时一个楼里的同学端着洗脸盆进来，我向他确认了这的确是学生宿舍的盥洗室，当年上海的水质就是如此。
我其实之前对上海也有所认识。上小学时曾和母亲一起到过上海虹口区的姨妈家，姨妈家当时尽管是几家人合用厨房，但我这个北京来的土-包子却是第一次见到了管道煤气和煤气灶，从未见过的蓝色火焰让我十分着迷，觉得这也太高级了！可另一方面，楼里却没有抽水马桶，大小便都在自家备的木马桶里，清晨专门有清洁工拖着平板车到楼下来收马桶，这又太落后了？上海曾经就是这么一个混合了新旧、中西、土洋，五颜六色又光怪陆离的城市，但它不像北京那样冰冷，始终热情洋溢而又充满活力，也因此赢得了老外们的喜爱。
在宿舍里，张首晟又向我展示了上海及上海人另一面的精致。文革刚结束时的物质供应还不是那么丰富，但上海高校食堂的伙食比北方高校还是要强许多，同济大学食堂里的四喜肉让我们许多同学至今记忆深刻。但对于我们这群20岁上下的年轻人来说，食堂的一日三餐似乎还不足以保证每日身体与大脑的消耗。对刚刚16岁，且正在长身体的首晟来说，想必更是如此。因此首晟自己备有一个饼干盒，每天晚自习后，他会从饼干盒中拿出几片苏打饼干，然后抹上一层白里透黄的东西，慢慢送入嘴中细细品味。每次只吃两三片，绝不多吃。虽说首晟还只是个少年，但已看出极有自制力。
我躺在上铺的床上好奇地看着他日复一日地吃夜宵，终于有一天问他，抹得那是什么？首晟告诉我，是Butter，中文叫白脱。我顿时感觉大开眼界，这东西北京买都没地方买，好小资啊！“小资”在文革中是个被批判的概念，但与知识分子的“臭老九”一样，人们嘴上批判，可心里却羡慕。后来在德语课上也学到了Butter，发音却是“不特”，我很庆幸自己这时已经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另外，“白脱”一词我之后再也没有听说过，想必这是旧上海时的洋泾浜？
没过多久，我们宿舍已经人手一个饼干盒了，追求美好生活是每一个人的愿望并会付诸行动，但我始终没在宿舍抹过白脱。
我们这100名留德预备生是1979年3月中旬到上海同济大学集中的，而歌德学院的老师们是3月底抵达上海，经过必要和紧张的准备工作后，4月6日开始上课。在中间这空余的时间里，留德预备部除安排一些青年德语教师教我们德语字母外，没有太多的活动内容。当歌德学院的德国老师们到达学校时，那些在文革后期才完成学业的同济年轻德语教师，也终于有了德语“实战”的机会，还不会德语的我们，能看出他们当时的兴奋和因为真的可以与老外沟通而产生的满足。
经过十年文革的教育荒废和文化沙漠后，我们这批年轻人有着争分夺秒抢回被耽误时间的紧迫感，对知识如饥似渴的饥饿感和希望能对国家及社会做出贡献的使命感。那时的学习气氛非常的浓烈，学习态度自觉、勤奋。每个同学都不会浪费分秒的时间，大家都会利用这段没有被安排的时间自觉地学习各种可能的知识。
我父母都是从事数学工作的，父亲更是在大学教数学课程，从小对家中书架的印象就是摆满了各种大小、薄厚、新旧不一的数学书籍，有些看上去甚至如同古籍善本。离开家去上海前，我随手从书架上拿走了一本薄薄的蓝色数学小册子《集合论》，之所以拿这本书，就是因为它薄，可以不用花太多时间看完。这本书此时正好成为了我的课外读物。
可有一天，首晟坐在床边笑眯眯地轻声对上铺的我说道：“你怎么总是在看《集合》？”。嗯？有意思的问题！集合的确是一个非常边缘的数学科目，本身又不像一些高深的数理问题那么有价值。首晟提这个问题说明他了解其内容，同时也表现出了某种不屑。
从我们一些的日常交流当中，也的确能感受到首晟鲜明的兴趣取向。我是个从小就有强烈好奇心和喜欢动手的人，虽然没有像某些会成为发明家的男孩一样，把家里的钟表和收音器都拆掉，但无线电的确曾是我的热爱。上中学时，在抗震棚中用绕线机绕制变压器曾经是我的业余活动。也在1976年制作完成了家里的第一部电子管电视机，虽然那部黑白电视只能收一个中央电视台，电视天线与房间等长，而且看电视的过程需要我在一旁保驾护航。在像我一样的这类人里，认为男人天生就应该是个机械狂！但首晟不是机械狂，他对机械和设备一丁点兴趣都没有，反倒是常常不经意地向我流露出，学工程多没意思啊！十六岁的少年不会掩饰自己想法，算是童言无忌吧？首晟的兴趣完全是沉浸在数学、物理公式推导过程的无穷幻化之中，就如他成名之后所说的，尽情体验数理公式所展现的逻辑之美。慢声细语却又非机械狂的首晟，在他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追求的是另一种更高层次和境界的Man？而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凤毛麟角。
从首晟那里，我也的确体验过数理之美。我们当年高考的数学内容，包含了代数、平面几何、二维解析几何、三角函数和高等数学初步几项内容。平面几何曾经是我的绝对强项，当年许多大院里的孩子高考复习时找我父亲辅导，其中平面几何题目基本都是我解的。在我们正式上德语课前的空窗期的自学过程中，我有次被一道数学题难住了，找首晟讨论。他只看了一眼，就迅速把解题思路告诉了我。这是一道需同时用到三角函数和三维解析几何的题目，一个锐角，需要在三维空间中做360°的旋转。 哇，太魔幻了，思路对了之后，解题如此简单！如今已经过去了40多年，我早已不记得那道数学题的具体内容，但那虚拟空间中的美妙旋转，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头脑之中。
人类作为智慧生命，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物种，就是因为人类具有了想象力。一个水暖工或一个电工在维修管路或设备时，看到的不仅仅是眼前的接口或故障点，其头脑中会映像出上下游的管线、阀门或整个电路图。这是我们一般人都具备的能力。但要成为伟大的物理学家，想象力必须远远地超出管线图或电路图这种具象的物体。无论是宏观方面，爱因斯坦对引力造成的时空扭曲引发引力波；还是微观方面，量子物理学家描述光同时以波和粒子的形态通过双缝，都需要非同寻常的在虚拟空间中的想象力。如今普通人凭借科普节目中的动画演示，方能初步理解一些高深的科学道理，但伟大的物理学家，仅凭着数学推导，就能想象出其中的多维空间含义了，这就是科学之美。而40多年前在同济大学的宿舍里，首晟已经向我表现出了他所具有的这种能力。
德语教学开始了，这也是我们那群年轻人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学习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文化、熟悉他们的历史、认识他们每一个人的个性。首晟与我不在同一个班上，我们倒是可以互相交流自己班级与老师的情况。执教首晟所在德语六班的是一名女教师，叫Chaput，这应该是一个源自法语的姓氏。Chaput与其他严肃的德语教师略有不同，比较轻松且略带八卦。首晟告诉我，她小时候家原在东德，是与家里人一起乘坐气球跑到西德的，Chaput并不是她的娘家姓，而是来自她的前夫。还有一天，首晟笑呵呵地对我说，Chaput在班上讲，她上厕所时，“厕所里还有两个中国人，她们自始至终死死地盯着我，她们想看看我与她们有什么不同吧？”，Chaput如是说。
都说学习语言越年轻越好，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学习后，我们已经掌握了基本会话。当然，同学们之间也会有些差异，但首晟很快就显示出了他的出类拔萃。他会经常说出一些在我们看来非常生僻的德语单词，有时还会引经据典地讲出词源。是因为他更加年轻？更加充满激情？还是更加聪慧？可能都是。
首晟与大多数少年一样，贪睡是必然的。他很少早起，但一定早睡，也从不参与同宿舍同学熄灯后的聊天对话。他后来对别人说，他在睡觉前会闭着眼睛听着从其他同学口中说出的德语单词，让其在自己的脑中回旋并联想，直至入睡。
经过文革十年的闭关锁国，所有中国人都渴望着与外界交流，出国则是当时最大的时髦和荣耀，而到国外留学，对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几乎就是做梦。但少年首晟此时则显示出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老成持重。当留学风刚开始在一些高校中吹起时，首晟对家里人说，如果让他去留学，他只会去美国、英国、德国这三个国家，其它国家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内。苍天有眼？最终让他如愿以偿。
同年八月底，德国的DAAD （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又派来了一批教师，按照德国大学的入学要求，给我们补习数理化和生物课程。而同济留德预备部则开始为我们这100名留德预备生“分配专业”。我们原本在各自的学校都有自己的专业，作为中学时代的“电子科技迷”，我高考后如愿进入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但留德预备部此时则是按照国家需要重新安排专业。首晟继续了他在复旦时的物理专业，而我则被分配去德国学习农业，这对我无异于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也因此在同济的后段学习时间内变得消沉。
在留德预备部的学习结束时，我们都要经过能够进入德国大学学习的资格考试
Feststellungsprüfung。由于学习生物、医学、农林专业在DAAD补习课程的内容与理工科不一样，所以资格考试的内容也不同，这意味着考试通过的我也无法再在德国换成理工科专业了。
考试之后是出国体检，包括我在内的3-4名同学被查出有肾结石。肾结石的成因有多方面因素，但我始终把当时的情况归结于那如化学试剂一般的水质。许多同学都当即采取了措施，因为那时还没有体外碎石的技术，所以都是手术完成取石。但我已经决定放弃了，我依然没有做好去德国学习农业的思想准备。
实际上，大学毕业后，我也并没有从事与电子和无线电相关的工作。如果在今天，我也一定不会对专业方向如此地执着。但我是一个从不会对自己做出的决定后悔的人，我对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十分满意！
结业大会是在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孔雀厅举行的，氛围比较轻松、自由和活跃。当留德预备生中年龄最小的首晟被指定代表全体留德预备生讲话时，我应该是站在最后面靠近出口的位置，脑子里想的，是我将与所有同学告别，与尚未见面的德国说再见，这权当是我人生轨迹中的一个偏差吧？
首晟落落大方地走到前面，声音虽不洪亮但却清晰，语速适中而沉稳，展现出了超越其年龄的强大气场。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他讲话结束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而站在我前面的歌德学院小个子教师Servo，一边鼓掌一边激动地回过身来说道：“Ausgezeichnet，Kein Fehler！” （精彩，无暇!）。
出国前，所有的同学都在北京语言学院集中，而我家所在的地质学院恰恰就在语言学院的对面。在填写出国的各种旅行文件时，首晟第一次写下了“Zhang Shoucheng”。首晟不像绝大多数在英美工作生活的华人一样取了英文名字，他一生都是用的Shoucheng。在我个人看来，好的中文名称的最后一个字发音必须响亮，音调应该上扬，因此Chéng在这一点上强于Shèng。而且在英文书写上Shoucheng似乎也比连续两个“sh”的Shousheng更优美？ 我后来从首晟父亲处得知，首晟刚出生时的名字是张守仁。其实无论是“Shǒu Shèng”、“Shǒu Chéng”还是“Shǒu Rén”，在上海话的发音中几乎没有差别。
我与留德的同学们分道扬镳并回到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继续学习。然而在1982年的某一天，宿舍门口突然有人来找我。让我大吃一惊的，来人居然是首晟，原来他回国探亲，依旧需要到北京语言学院停留一下，就顺便到清华来看我。此时他已经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了两年，但却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学业，一年之后就结束了在德国的学习去美国师从杨振宁先生了。
首晟说话还是那么慢声细语，但却比以前更加的开朗自信。我中午带他去我就餐的十食堂吃饭，一进食堂大门，他就被里面的场景逗笑了。原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清华学生食堂的米饭都是装在浴缸里面的，而且大洗澡盆中还有一把黑黢黢的铁锹用来翻动白花花的米饭。我们刚入学时也都曾感到惊愕，后来也就见怪不怪，把其当成工程杰作了。首晟的这一笑，是我们这次见面留给我的最深印象，同时也牢牢地抓住了母校这曾经的“历史印迹”，不让它从我的记忆中消失！
之后我与首晟就断了来往，只是偶尔从新闻媒体中看到他的消息，直至2016年我们再次见面，此时他已经是誉满天下的著名物理学家了。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时，我这个北京人回到了上海，领导一家中德合资企业；而首晟这个上海人却落脚到了北京，成为了我母校清华大学的一名客座教授。
“上海好还是北京好？”，答案由读者自行判断！
无论首晟取得过多么伟大的成就，也无论其功过是非被世人如何评论，在我眼里，他永远是那个眉目清秀、充满自信、阳光纯洁且聪明绝顶的睡在下铺的小男生！
感谢留德同学郑锐、朱俊文、张达、杨彬以及清华同学吴晓丹、陈红对史实进行得更正与补充，也感谢留德同学杨彬、李波对遣词行文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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