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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文旅特约作家 李秋红】孔子被后人尊为圣人，已人人皆知。其实“圣人说”并非始于孔子后的中国“封建社会”，远在春秋时期“圣人说”已流行于世。春秋时鲁国大夫孟厘子，就曾这样告诫其嗣：“（孔丘）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孟厘子这里所说的圣人，就是孔子的先祖正考父。只是先秦学界所谓的圣人，与秦汉以降的中国社会一提圣人，独尊一人孔子有所不同，那时的圣人泛指品德学问修养都极高的人。
正考父是春秋时宋国大夫，曾三次受命辅佐过戴公、武公、宣公三位国君。虽三命为上卿，可谓三朝元老。但正考父却能在位高权重中，自慎俭朴，竭诚敬业；受命尽职中，一次比一次谦恭——史称“正考父三命兹益恭”，被后人广为传颂，遂成为官从政者效法的箴言。正考父不仅洁身自好、以身作则，还十分注重教育子女家人守德持正，远离奢侈，并于家庙铸鼎铭文，既惕励自警，更以儆效尤：“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左转·昭公十七年》）。正考父的为人、为政、为子女家人的做法，不仅在当朝传为佳话，也被后世尊为楷模。
书法作者：欧阳德石
中国文化里有“尚贤”即推崇学习优秀人物的优良传统，所以正考父的事迹是历代官场津津乐道的榜样，为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增添了极其光彩的一页；一句“三命兹益恭”，更因其蕴含着丰富深刻的道德涵义而成为人格修养的思想资源——这从铭文中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来。铭文言简意赅，如雷贯耳。令读者铭心刻骨，终生难忘。前三句乃“三命”间呼应，层层递进，可谓谦意涟涟，恭风泱泱，那谨小慎微与忠于职守的风范都是溢于言表的。然后铭文话锋突转——“循墙而走，亦莫余欺侮”。这样的谦谦君子之风，接近完人的道德操守，以及无私忘我的敬业精神，自然会拥有震骇世人的人格力量，正考父必然地让人们怀着无限的敬仰刮目相看了，所以，即便正考父像卑微之人那样“循墙而行”，也不会有人敢来欺侮了。先秦人虽然看重权势、地位，但却不会像今人这样将其看得至高无上，鄙陋地认为人的力量来源于权势地位；先秦人认为，人格的力量大于一切，认为凡圣人都因其洋溢着无与伦比的人格精神，而勃发出感天地、泣鬼神的力量。于是铭文的全部意义至此便完整为一个有着强大的逻辑力量的“警世恒言”。人格力量是“三命”的结果，“三命”是平日里
道德操守与信仰理念的付诸实践。三十一个字的铭文因其逻辑的无懈可击，因其涵有的道德意义的丰富与深邃，而胜过一部今人洋洋洒洒数万字教材的道德说教。
现代科学知识告诉我们，人的行动都是源于某种力量，力量源于人的意志或欲望。那么正考父“三命兹益恭”的力量源于什么呢？显然不是源于欲望，而是源于意志，这种意志在正考父那里是一种什么东西？——这是我们今天重提“三命兹益恭”的中心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是个教育大国，而道德教育又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形成了人人都明白“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基本道德理念与操守。然而，常见的不道德现象的出现乃至泛滥，并非是人们不明白道德的律条及其含义，即人们并非不明白“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是人们在道德面前、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的那种普遍存在的道德意志的薄弱，才是所有道德教育及其实践活动的要害所在。也是“三命兹益恭”存世近三千年了，仍有现实意义的根本原因。换言之，后人只看到了“正考父三命兹益恭”行为的表象，却鲜有人看到正考父行为背后隐含的那种无与伦比的意志力量才是最重要的，毋宁说这种价值有着永恒的普世的意义。——正因为这个原因，正考父人格便有了涵盖千秋的力量。今人重提“正考父三命兹益恭”，就不是简单树立一个近三千年前的古人做为现代人学习的榜样，而是弘扬正考父身上所拥有的、又为现代人所缺乏的“钢铁也似的坚韧力量”，这是一种强大的意志力量。这种不可动摇、不可摧折的意志，简单说就是自我克服、自我抑制的力量。正考父是人，不是神，他拥有人天生就有的一切弱点。既然这样，正考父就必然地也会有情欲，会有懈怠，会有徇私等不良念头的时候，那么他是怎样克服了自我、战胜了自我，从而抵制了那些不良的诱惑？这不是说说话就能实现的，也不是局外人看得那么简单易行——克服自我、战胜自我，本身就是极其严重、极其残酷的，这是一种心理博弈，是善与恶的较量，是心灵世界汹涌的斗争波澜。本文在此郑重地指出这一点，是想提醒读者注意，任何道德意义上的光点并非教条教化的结果，而是个体人在顽强意志中的自律、自戒、自强的辉煌胜利！
意志力通常指一个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来支配、调节自己的行动，克服各种困难，从而达到目的的品质。罗伊斯曾说过：“意志力通常是指我们全部的精神生活，而这种精神生活可以引导我们行为的方方面面。”当人们善于运用这一有益的力量时，就会产生决心，而人有决心就说明意志力在起作用。
那么人的意志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换言之，正考父几年、几十年如一日地恪守自己的道义立场，履行自己的道德操守，廉洁奉公地尽职尽责，始终不渝地教诲子女家人——这种让人惊叹佩服的意志是如何形成的？——这便是本文“正考父三命兹益恭”中心意义的主要方面。
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意志来源于信仰，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意志，如果信仰是永恒的，人的意志也是持久的；如果信仰是“当下即是”，那么人的意志也是见异思迁的，不可能久常——当然“当下即是”不是真正的信仰。意志力量其实是一种能量，是在信仰主导下的平日生活中点滴积累起来的，这是一种能量贮备现象。古人十分注重经验，他们从中发现了这个道理。故十分看重人在平日生活中的修养问题。例如“慎独”，其实就是平日里不懈修养达到的一种道德境界，即便是没有人看见时，也不会做不应该做的事。当然这是正考父一类圣人才可能实现的崇高境界。人在特殊时候表现出的：忘我献身，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义不容辞，怒发冲冠，舍己救人等，以及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一往无前，始终不渝，坚忍不拔等等，都不是心血来潮的一时冲动，也不是想励志就能励志长久的。前者是一种力量的爆发，后者是一种能量的持久勃发，它们都是平日里在信仰的感召下日渐积累起来的，是信仰主导下天长日久的精神贮备。因为信仰是永远的，这种贮备也是源源不断的。那么，正考父坚守的信仰是什么呢？——中国古代有信仰吗？这个问题在中国学术界向来有争议，甚至不少学者倾向于“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信仰”。这里有必要简述对信仰的同一定义：什么是真正的信仰。本文十分赞同在几次讲话中谈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比如，2014年5月4日考察北京大学，在师生座谈会上列举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和理念，就提到了“天人合一”；更重要的是，2014年5月15日，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首次提出阐释中国和平发展基因的“四观”，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们对于“天”有着敬畏之心、反观之心，人与天不是对立割裂的，而是相生相应的，所以人与天之间，才有了对照之心、合一之心。天之道，是万物运行的规则，人之道，是人类社会的规律；人道对应了天道，就符合了发展大道。
这里说“天”就是中国古人朴素的信仰。因为它符合人类关于信仰的共识：信仰是一种彼岸意识，即人间之外的一种人类无法描述的存在。这个存在既决定了宇宙自然界的一切；又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决定了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所以信仰是神圣的、万能的、至高无上。所以人类面对信仰，只能绝对的、无条件的、全身心的相信，既没有“为什么”的原因，也没有任何理性（功利）的结果——天就是这样成为中国人不可动摇、不可亵渎、不可怀疑、不可怠慢、不可有半点私心杂念的伟大信仰。在中西方文化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人信仰的的天，类似于西方人信仰的上帝。西方人认为上帝创造了一切，乃至人也是上帝造的；中国人认为天就是造物主，是万物之灵。西方在宗教改革以后认为，上帝喜欢勤奋创业的人，只有勤奋创业的人才可能走向富裕，才能最终进入天国。中国人相信天是最公平的，相信“天道酬勤”，相信勤劳勇敢与努力奋斗也会过上天堂般的生活。所以中国文化里常见人们将天堂与人间联系在一起说事。凡事只要与天联系在一起，便有了神圣的意义或最可靠的的保障。例如“天道人心”，这人心与天同道，是毋庸置疑的了；例如“苍天可鉴”，这是一种超越一切的说服力；例如“人在做，天在看”这是最广泛、最具威慑力的监督力量。例如“天理何在？”，天理是最大的理也是最后防线的理，一个社会若没有了天理，这个社会便失去了任何希望。天还是人在绝望中最后的精神靠山；也是人在春风得意时最有效的提醒——“天助我也”其实是对自己的成功葆有的一份不可或缺的敬畏，使人避免得意忘形。
众所周知，敬畏不仅消解愚妄，敬畏心理还是道德自觉的唯一不可缺少的内在力量之源。正考父之所以能“三命兹益恭”，是与其信仰中葆有的敬畏心理密不可分的；相反的经验是，一个社会道德的退化首先是敬畏的淡化或消失。就像民间流传的：“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什么事干不出来？”。经验和常识都告诉人们，道德教化的效果是有限的，只有信仰滋生的敬畏之心才会永不消失道德的自觉力量。有人可能质疑正考父是否有信仰？这个问题的具体细节今天已经无可考证，但中国古人普遍地信天、敬天、拜天、谢天，以天为大，以天为至高无上，——天是中国古人的信仰，这点是确凿无疑的。笔者相信正考父在这一点上也是“概莫能外”。
历代道学家们只看到了“正考父三命兹益恭”的社会实践价值，没有看到“三命兹益恭”背后那些使其赖以成为事实的意志力量、敬畏之心，以及信仰。——这才是这个典故永远的中心价值。也是本文辨析后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作者：李秋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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