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2年第3期，总第153期。
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汉代文士大多“覃思典籍，韫椟《六经》”，以《诗经》入其文是他们惯常的书 写方式。《诗经》孝行诗因其蕴含着深厚的孝亲情感和孝道思想，在崇尚孝治的汉代受 到了广泛的关注，征引其中的诗句成为一时之风尚。在汉代各体文学作品中，皆有引 《诗经》孝行诗现象。或以之颂德，或以之表其忠心，或以之抒其思念双亲等等，呈现 出以先祖之德教化子孙、以忠贞之情报国、以血缘亲情为重的多元色彩，体现出了汉代 文人对孝的重视。碑文、铭文、诔文等也不例外，尤其是墓碑铭文，因其有着“慎终追 远”的非凡意义，故颂德与追孝成为其表达核心。碑铭诔文等文体在引《诗经》孝行诗时，都展现出了此种目的。考察它们对《诗经》孝行诗的引用，品读它们对孝亲情感 的体认和抒发，有助于加深对汉代孝亲思想内涵及影响的认知。本文先对《诗经》孝行诗作一简要界定和说明。《周礼》言孝行为亲父母，故有人 据此认为孝行诗应当是指以孝敬父母为主题或者重要内容的诗歌；但实际上敬事上 天、孝敬先祖的行为也当纳入其中，这是自西周以来一直为后人所重视的孝亲行为。唐 君毅尝言：“人之生而知孝悌，固中外人性之所同。然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中，则本人 之孝于其父母之心，而教人依理以充达其情于父之父、父之祖，以至于远祖，至以祖配 享于天，敬祖如敬天之大祭，并将人对天之宗教上之崇敬，融摄于敬祖之中。”故将祭 天和祭祖归入孝行的范畴。另外，将《诗经》中含有“孝”字的诗全认作孝行诗几乎是 学界的共识，如蒋方 《即持此说。但笔者以为 《鲁颂·泮水》 是个例外，该诗中的 “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句，《郑笺》 解为：“国人无不法效之者，皆庶几力行。”将 “孝”释为“效法”，与“孝道”之孝无关，故剔除。除以上两种之外，诗旨为“孝子之 诗”或蕴含着孝亲情感及孝道思想的诗歌，当然也包含着文本本身蕴含着孝亲主旨的 诗，也属孝行诗之列。而将主旨并非孝行诗但部分诗句蕴含着孝亲情感或孝道精神的诗 篇囊括进来，实则因为历代说《诗》均有着断章取义及附会的特色，某些诗篇诗旨虽无关孝亲，但其中诗句的阐发却关乎孝道，并对社会政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据此可认定 《诗经》孝行诗共55首（包括2首笙诗）。
一、引孝行亲诗以褒扬祖德
陆机《文赋》言：“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三者文体虽有异，但在内容上均有颂德之好。早在春秋时期，《左传·襄公十九年》言：“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即指出铭文的作用在于向子孙昭示先人的丰功伟业，起到警示和崇礼的效果。刘勰言：“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指出诔文的作用在于歌功颂德。其中，以汉碑上的铭文引《诗经》孝亲诗褒扬祖德最值得瞩目。《礼记·祭统》云：“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对鼎上铭文的功能进行了解释，是用不能磨灭的文字昭示先祖之美德及功业的一种形式，一般情况只有贤能之士方能享有。刘勰言：“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到东汉时期，碑铭文兴盛起来，尤其是墓碑铭文成为贵族们追奉的一种时尚。“述先祖之德，铭先祖之功”，在重死崇丧的汉代，墓碑铭文成为表现孝道的重要形式。
在碑铭诔文中，最常引用《小雅·六月》中的“孝友”一词褒扬祖德。如《郡掾吏张玄祠堂碑铭》追溯其祖上功德云：“其先张仲者，实以孝友为名，左右周室。”《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亦是如此，言：“君讳迁，字公方，陈留已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兴，有张仲，以孝友为行，披览《诗·雅》，焕知其祖。”从《诗经》中追溯张迁的先祖当为《小雅·六月》中尹吉甫的好友张仲，是一个有孝行且友爱他人的人。继而在后文称赞张迁“于穆我君，既敦既纯。雪白之性，孝友之仁”，赞扬他继承了先祖张仲的孝顺友爱、纯朴敦厚之美德。《尔雅·释训》云：“张仲孝友，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与《毛传》的解释一致。两个张姓碑文皆以《六月》中的张仲为其先祖，表明了他们对张仲美好德行的追慕和以之为荣的骄傲。其他非张姓碑文中也常出现“孝友”一词，表达对逝者的表彰。如《巴郡大守张纳碑》（中平五年三月上旬）以“膺大雅之淑姿，修烝烝之孝友，综览贲典，靡古不通”，称赞张纳既博览古书，又善以《大雅》中的贤臣为楷模，修炼自己的孝行。《梁相费汎碑》也云：“至梁府君，以孝友至行闻于乡邑……察孝廉，除郎中屯骑司马。”梁相因其对自己孝行的至高要求闻名于乡里，后被推举为孝廉，得到了官职，堪称以孝入仕的典范，故得此嘉誉。《先生郭辅碑》两次提到孝友，言“其少也，孝友而悦学”“孝友贞信，仁恕好惠”。《河间相张平子碑》也云：“苟华必实，令德惟恭，柔嘉伊则，孝友祗容。”《郭有道林宗碑》言：“先生诞膺天衷，聪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柔惠。”孝与仁、柔等品格在一起，形成了对人物的至高评价。《彭城姜伯淮碑》云：“邈矣先生，应天淑灵，孝友是备，上德是经。”《太傅安乐乡文恭候胡公碑》云：“遭家不造，童而夙孤，上奉继亲，下慈弱弟，崎岖俭约之中，以尽孝友之道。”张衡《司空陈公诔》也言：“天祚明德，德茂于公。入孝出友，爰肃爰邕。兼学多识，穷理知几。德音孔昭，翻尔灰飞。”其他如《郑固碑》《孔谦碑》《张寿碑》《鲜于璜碑》等皆以孝友颂逝者美德。汉代碑铭文颂祖德的作用，当是歌颂逝者的美德以起到让子孙学习和景仰的目的，旨在给后辈树立一个德馨的榜样。如《隶释》卷六《议郎元宾碑》言：“立铭以咏君德。”卷十七《吉成侯州辅碑》亦言：“昭宣令问。”令问即令闻，指美好的声誉。蔡邕《郡掾吏张玄祠堂碑》云：“乃于是立祠堂，假碑勒铭，式明令德，以示乎后。”呈先祖之大德于碑文，让子孙在扫墓祭祀等悼念活动中，得以通过墓碑上的文字记住先祖的美德并发扬光大。“孝友”二字虽在《尚书·周书·君陈》篇也有出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不过孝友还没有成为一个固定的词语，孝先于友，强调的是有孝德方能友爱兄弟，才能很好地施行政令。而上述铭文中所引“孝友”一词更重德行，且汉代铭文乃《诗》之变体，以四言为正，《诗经》自当是其创作的直接源泉，故碑铭文中“孝友”一词皆当取自《诗经·小雅·六月》。
诔文颂德之余兼叙哀情。刘勰言：“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自扬雄《元后诔》始，本作为丧葬礼上颂说之词的诔也以铭的形式出现，在述哀情的同时起到“铭诔系世，敬传其名”的作用，亦属碑铭文范畴。如《礼记》所言：“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祀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头等大事，汉代也不例外。王充曰：“凡祭祀之义有二：一曰报功，二曰修先。报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通，圣王之务也。”其中修先便是以祭祖为核心的祭祀系统。在汉代，自上而下皆重祭祖，尤其是墓祀，更是民间普遍进行的祭祀活动。东汉郑玄在《诫子书》中谆谆叮嘱子孙：“问族亲之忧，展敬坟墓。”让他们记得关心亲族时也要常在墓前祭祀祖先。
既然墓祀作为汉代重要的祭祀活动，那么墓碑上的诔铭文无疑具有极大的教育后辈的作用。考察汉代诔铭文，“孝友”是对一个人盖棺定论的评价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品格词。这个词高频地出现在墓碑上，因诔铭文的颂德作用，汉代人在频繁的祭祀活动中自会特别关注，使之成为子孙后代生动的现场教材，让他们在反复地熏陶中将“孝友”一词铭记于心，从而达到教化的目的。
之所以“孝友”一词常出现于诔铭文中，担当颂德和教化的双重功能，实则因为这一品格深受汉代人看重。尤其是东汉时期，怀此品质的人常受到统治者的亲睐和重用。如《东观汉记·东平宪王苍》载：“东平王苍，少好经书，雅有智慧，少有孝友之质，宽仁弘雅。明帝即位，诏曰：‘东平王苍，宽博有谋，可以托六尺之孤，临大节而不可夺，其以苍为骠骑将军，位在三公上。’”东平宪王刘苍乃光武帝刘秀之子，汉明帝刘庄的同母弟弟，因其有孝友的品质受到了明帝的重用，位居三公之上。蔡邕《为陈留太守上孝子状》云：“臣诚伏见幸甚，臣闻鲁侯能孝，命于夷官，张仲孝友，侯在左右。周宣之兴，实始于此。且乌以反哺，托体太阳；羔以跪乳，为贽国卿。禽鸟之微，犹以孝宠。”蔡邕在向汉灵帝陈述孝子程末的故事后，引用《小雅·六月》中的“侯谁在矣？张仲孝友”，建议以孝为治国之本，劝谏灵帝任用有孝德的贤人。由碑铭文可见，在统治者的倡导下，《诗经》中的“孝友”一词成为评价时人品行的关键词。尤其是在盖棺定论的时候，用上这个词便意味着至高的评价。故诔铭文中引《诗经》“孝友”在颂德的同时，通过墓祀之礼使之成功地完成了孝道教化的功用。
“孝友”不仅常在诔铭文中出现，在诗歌中也有出现。如《东观汉记》载：“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人。年数岁，有所啖，必先让父母。乡里号曰张曾子。”《益部耆旧传》曰：“张霸，字伯饶，为会稽太守。举贤士劝教讲授，一郡慕化，但闻诵声；又野无遗寇，民语曰：‘城上乌呜哺父母，府中诸吏皆孝子。’”东汉人张霸自幼孝顺谦让，熟读五经，获得了曾子的美名。作会稽太守时，赢得了老百姓的称赞，连孩子都用童谣歌颂他的孝友美德。班固《辟雍诗》云：“乃流辟雍，辟雍汤汤。圣皇莅止，造舟为梁。皤皤国老，乃父乃兄。抑抑威仪，孝友光明。于赫太上，示我汉行。洪化惟神，永观厥成。”辟雍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亦是以孝友为首义。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孝友”皆深入人心。这一现象的出现跟统治者的倡导有很大的关系。皮锡瑞尝言：“光武有鉴于此，故举逸民、宾处士、褒崇节义，尊经必尊其能实行经义之人。”统治者更为重视读经且能践行的人。如此以来，读经书而又能做到身体力行，以统治者弘扬的孝道精神要求自己，便为人所推崇。如《后汉书·韩棱传》载：“棱四岁而孤，养母弟以孝友称。及壮，推先父余财数百万与从昆弟，乡里益高之。”因他年幼时即担起家庭责任，孝养母亲友爱弟弟，长大后又把父亲留下的钱财散给堂弟们，故而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赞赏。后来虽因得罪太守之子遭到了处分，但其孝友之名早已传至明帝之耳，明帝不仅下诏赦免他，还迁之为尚书令。所以在汉代博得“孝友”之名尤为重要。
汉代碑铭诔文中引用《诗经》“孝友”赞誉他人的做法，也影响到了后代文人。如唐代韩愈在《楚国妇人墓志铭》中云：“夫人在家，以聪明孝友为父母所偏爱。”清代刘大櫆《张豹林墓志铭》云：“先君性孝友，以授徒为生，而所得馆俸，辙分以与诸兄弟无难色。”则重点展现了张豹林在经济上对兄弟的照顾。不仅仅是墓志铭如此，其他作品中亦如是。如苏轼在举荐黄庭坚代替自己职位时大赞其“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文章和品行皆为上佳。曾巩在父亲去世后，竭力侍奉继母，友爱兄弟姐妹，为了孝顺年事已高的继母不去外地做官，四个弟弟和九个妹妹读书婚嫁也皆由他操劳，《宋史》也赞之“性孝友”。再如明代李流芳，“绝意仕途，筑檀园读书其中。性孝友，能急友难。人品为士林翘楚”。如此皆以孝友为品人之标准。
在碑铭文中，除了以“孝友”颂逝者之德外，“温恭”一词也常被引用。“温恭”出自《小雅·小宛》《大雅·抑》“温温恭人”、《小雅·宾之初筵》“温温其恭”、《商颂·那》“温恭朝夕”，意谓和柔而恭敬貌。《抑》更是言“温温恭人，惟德之基”，以温恭为一切德行的基础，故温恭也当属孝道的范畴。在汉代史书中即常以“温恭”形容人之品行，且与孝德密切相关。如《东观汉记》载显宗孝明皇帝“温恭好学，敬爱师傅，所以承事兄弟，亲密九族，内外周洽”，《汉书》言：“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此二皇帝皆是崇孝德有孝道之人。在碑文中“温恭”有时也与孝友一起出现，如《郭有道林宗碑》言“先生诞膺天衷，聪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柔惠。”《张迁碑》在言其“孝友之仁”后，又赞其“温温恭人”。单独出现时也与孝密切相关。如蔡邕《陈留太守胡公碑》云：“可谓无竞伊人，温恭淑慎者也。”在此碑文中蔡邕反复称道胡硕之孝德，言他“孝于二亲，养色宁意，烝烝雍雍，虽曾、闵、颜、莱，无以尚也”“孝思维则”等，如此有孝德之人是温和恭敬的。可见，温恭也是孝道很重要的一部分。
孝友与温恭多是对男性的颂扬，在诔碑文中对女性的评价则常引《周颂·邕隹》中的“文母”。如扬雄《元后诔序》云：“新室文母大后崩，天下哀痛，号哭涕泗，思慕功德，咸上柩，诔之。”此诔文乃奉王莽命成之，其中“新室文母”乃王莽给元帝后的新封号，以文母称誉元后以达到其政治目的。无论如何，受“慈母生孝子”观念的影响，《诗经》中所称颂的文母形象在汉代大受欢迎。虽有夸大其词之嫌，但足见时人对这一称谓的执着。再如《李翊夫人碑》云：“广汉属国侯夫人，节行洁静，德配古之圣母……文母循导，周室获蕃。於戏夫人，臧侯苗焉。”也是将李翊夫人比作文母。这些都显示了因重视孝子的培养而生出的对母德的崇尚之情。
二、引孝行诗以表丧亲之哀情
《诗经》中表达孝亲情感最为真挚和热烈的莫过于《邶风·凯风》和《小雅·蓼莪》。《凯风》中不仅有孝子，也有慈母：“母氏劬劳”“母氏圣善”“母氏劳苦”三章叠唱，道出了母亲养育七子的艰辛与伟大；孝子感怀母亲的辛劳，却也为无法好好侍奉母亲，无法宽慰母亲的心灵而感到深深的自责。孝子形象突出，慈母形象也同样非常突出。《蓼莪》则以抱娘蒿这一具有特别含义的植物起兴，在写蓼莪抱根丛生，长势茂盛，如孩童般依偎着父母的情状后，诗人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自己的父母，连用九个“我”字抒写父母的养育之恩情，诉说欲报父母之恩而不得的哀痛。方玉润评曰：“《蓼莪》备极沉痛，几于一字一泪，可抵一部《孝经》读。”刘沅评《凯风》曰:“悱恻哀鸣，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与《蓼莪》皆千秋绝调。”以此两首诗为哀父母之绝调。在“勒铭金石，惟以告哀”的风气影响下，这两首表达对父母孝思的诗被引用的频率也较高。
一种是并举《凯风》《蓼莪》，表达对父母或祖母的哀悼之情。如《卫尉卿衡方碑》云：“会丧太夫人，感背人之《凯风》，悼《蓼仪》之劬劳，寝暗苫块，仍□上言，倍荣向哀。”此处“邶风”之邶写作“背”，《蓼莪》写作《蓼仪》，当是用三家之说。碑中叙说了衡方生前逢母亲去世时悲伤哀痛的情状，及对母亲的深切悼念之情。《凯风》《蓼莪》中孝子难忘母恩的孝道行为被衡方铭记于心，为表达对母亲的爱与孝，他不分昼夜守在母亲墓前。而这个行为显然受到了时人的高度肯定，故书之于碑文。《梁相孔耽神祠碑》云：“竭《凯风》以惆怅，惟《蓼仪》以怆悢。”碑文讲述了孔耽于饥饿时期采菱藕供养父母，以至于辛劳得瘦骨嶙峋，而等手中略有资产后，又忙着给祖母修墓树碑，后人有感于他的孝行，引《凯风》《蓼莪》来表彰他是个心中怀有孝情的人，有如《凯风》《蓼莪》中的孝子般，对长辈的离去怀有无限的伤感和未能尽孝的深深自责。由之可见，《凯风》《蓼莪》并举，实乃是父母皆有着对孩子的养育之深情，故常为孝子所感念，引之以见孝子对长辈养育之恩的铭记和深切悼念。
另一种是引《凯风》《蓼莪》中的一首来赞孝子之感念父母行为或赞美母亲美德。如《汉郎中马江碑》对马江功业、家世及去世缘由叙述之余，又在铭文中表彰其孝行云:“感《凯风》，叹寒泉，惟梓桑。”写他在母亲去世后，看到其灵座，禁不住悲从中来，思忆起母亲如《凯风》中的寒泉般对自己灌溉和滋养，感慨万千，其孝子形象跃然纸上。《武斑碑》赞武斑云：“孝深《凯风》，志洁《羔羊》。”《凯风》，《毛诗序》云：“美孝子也。”《羔羊》，《毛诗序》云：“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此处引之意在赞他比《凯风》中的孝子更有孝心，比《羔羊》中的忠臣更有德行。又蔡邕《汉交趾都尉胡府君夫人黄氏神诰》云：“夫人怀圣善之姿，韬因母之仁，抚育二孤，导以义方，思齐先姑，神罔时恫，致能迄用有成，诞膺繁祉，广历五卿七公再封之禄。”此乃蔡邕为胡广的继母黄氏写下的碑文。蔡邕一直师事胡广，与胡广私交甚好，因对其继母的功劳大加赞叹，以《凯风》中的“圣善”来褒扬她的美德；汉代认为慈母生孝子，故对母亲的称赞实际上也是间接地夸赞胡广乃孝子。《汉司隶校尉鲁峻碑》载：“悲《蓼莪》之不报，痛昊天之靡嘉。”此碑乃鲁峻之子息睿为悼念其父所作，抒发自己无法报答父亲养育之恩的伤痛。如果说在碑文中表彰用“孝友”逝者显得抽象，那么引《蓼莪》则使得孝子之情变得具体可感，且更能对后世子孙起到教化的作用。由之，也可见这两首诗在汉代影响深远。
不过，相较《凯风》来说，《蓼莪》引用的频率更高，尤其是诗中的“罔极”在汉代碑文中被引用高达11次（此处据皮锡瑞《汉碑引经考》统计而来）。《蓼莪》言：“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意谓想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时，却发现这无穷无尽的恩情难以报答，寄予了诗人对父母的无穷哀思。不过碑铭文中的罔极并不全是此意。如《汉故太尉杨公神道之碑》中的“永世罔极”指其子所受恩惠与庇佑无穷尽。《淮源桐柏庙碑》云：“怀君惠赐，思君罔极。”是老百姓抒发对南阳太守中山庐奴君修淮源庙的“功绩”的颂扬之情。《郎中郑固碑》中“奉我元兄，修孝罔极；魂而有灵，亦歆斯勒”，乃郑固弟弟赞颂英年早逝哥哥孝行的誉美之词。这些碑文中的“罔极”多为无穷无尽之意，与父母的哀思无关，仅取语词之义，当是先秦断章取义之风的延续。
当然，也有引《诗经》孝行诗中的其他篇目以抒丧亲之哀情的。如石勋《费凤别碑诗》云：“君舅家中孙甘陵石勋，字子才，载驰载驱，来奔于丧庭，肝摧意悲，感切伤心，瞻彼碑诔，怀之好音。”引《鄘风·载驰》中写许穆夫人因兄弟失国，回母国吊唁急切的“载驰载驱”，表达石勋闻讯亲人去世后着急奔丧的心情和举动。后又云：“文平感《渭阳》，悽怆益以甚。”引《秦风·渭阳》诗表达对甥舅之情的重视，抒发失去亲人悲哀凄怆的情感。《渭阳》全诗云：“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毛诗序》解之为：“《渭阳》，康公念母也。……康公时为太子，赠送文公于渭之阳，念母之不见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刘向《列女传》也同此说，认为此诗是写秦康公为太子之时，送舅舅重耳回晋国时念及已故母亲，故送舅舅厚礼以寄托对母亲的深深思念之情。可见，对舅舅的深情实则是慰母心、孝顺母亲的重要方式，这不仅是《诗经》时代就有的孝举，更是汉代人普遍遵守的一种孝德，故碑文中会引之以表彰对亲人怀有哀情的孝子。如汉章帝对母亲马太后十分孝顺，马太后去世后，有官吏上书陈说马氏兄弟之错，认为当免其官职，迁往封地，但因马光在马太后去世时尤为悲痛，章帝驳回大臣奏疏，下诏曰：“舅氏一门，俱就国封，四时陵庙无助祭先后者，朕甚伤之。其令许侯思愆田庐，有司毋复讲，以慰朕《渭阳》之情。”引《渭阳》诗，从念母的角度将舅舅马光留在了京城，以使九泉下的母后含笑安眠。
三、引孝行诗言祭祖之孝以承祖德祈福佑
除了赞祖先之德与表达哀情外，通过祭祀仪式及对祖先之孝德的承继，以祈求祖上对孝子孝孙的恩泽，这体现出对《诗经》祭祖诗中德孝意识与收族功用的继承。《诗经》中言及祭祖的孝行诗有26首，分别是《小雅·天保》《小雅·信南山》《大雅·生民》《大雅·凫鹥》《大雅·下武》《周颂·清庙》《周颂·雍》《周颂·载见》《周颂·闵予小子》《周颂·维天之命》《周颂·烈文》《周颂·天作》《周颂·我将》《周颂·执竞》《周颂·思文》《周颂·振鹭》《周颂·丰年》《周颂·潜》《周颂·有客》《周颂·访落》《周颂·酌》《商颂·那》《商颂·烈祖》《商颂·长发》《商颂·殷武》。
蔡邕在碑铭文中常爱引《小雅·楚茨》《鲁颂·閟宫》中的诗句来表达他对祭祖的看法和认识。《楚茨》是一首祭祖祀神的诗，祭祀过程中祈祷“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祭祀礼毕后，言：“子子孙孙，勿替引之。”意谓希望子孙后代牢记祭祖之礼，葆有对先祖的孝行，如此方能享受无穷无尽的福祉。《閟宫》是一首歌颂鲁僖公能兴祖业、复疆土、建新庙的诗。诗中云“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笾豆大房，万舞洋洋。孝孙有庆”，亦以祭祖为孝之行为，有孝德之人自能得祖上之福佑。蔡邕在《太傅祠前铭》中引汉灵帝的诏令道：“不憖是遗，俾屏于皇。新庙奕奕，于以烝尝。子子孙孙，承嗣无疆。”与《楚茨》最后一句和《閟宫》“新庙奕奕”的意思如出一辙，意谓用心祭祖，把祖业继承下来，千秋万代发扬之，方是正道。蔡邕还在《独断》中引这几句诗来论证恢复宗庙礼制的重要性，云：“宗庙之制：古学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月令》曰：‘先荐寝庙。’《诗》云：‘公侯之宫。’《颂》曰：‘寝庙奕奕。’言相连也，是皆其文也。”蔡邕何以对立宗庙之礼如此看重，可从班固《白虎通》的论述中找到答案。《白虎通·宗庙》云：“王者所以立宗庙何？……缘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庙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养继孝也。……祭宗庙所以禘祫何？尊人君，贵功德，广孝道也。”正如宋艳萍所言：“子孙的兴盛源于父辈的恩泽，所以对父辈的敬仰和感恩是发自内心的最朴素最合情合理的情愫。‘先人’受到格外的尊重，这是汉代重孝的重要原因。”故通过祭祀表达对父辈、人君的尊重和铭记，以此传承孝道，使子孙得以延续和昌盛是其核心内容。由此可见，作为东汉名士的蔡邕屡屡在碑铭文中引祭祖之诗，强调对祖德的继承和敬祖意识，在于借此起到以孝教化、以孝治国的目的。其他碑文也有引此二诗的，如《校官碑》是溧阳县曹属为其邑长潘乾所立，旨在歌颂他的政绩，在陈述他对百姓的恩泽惠政后，碑文赞曰：“永世支百，民人所彰。子子孙孙，卑尔炽昌。”引《楚茨》中的“子子孙孙”和《閟宫》中的“俾尔炽而昌”以表达对潘乾的祝福和祈祷，希望他的后世子孙都能昌盛繁荣。潘乾因其忠孝之行得到了百姓的拥戴和祝福，而碑文中的这段颂辞正蕴含着孝德能庇佑子孙后代的汉代普世观。这与宋艳萍研究汉代四川简阳三号石棺“先人”图像得出的结论也是一致的，即“一是孝道，强调子孙对先人的孝；二是佑子，强调先人对子孙的恩泽和佑护”，而连接二者的便是孝德。
汉碑也引“聿追来孝”“永言孝思”等来颂扬汉代人对孝道的恪守和接续。如《卫尉卿衡方碑》中言：“考庐江太守，兄雁门太守，聿追来孝，长发其祥。”“聿追来孝”出自《文王有声》，本是赞美文王不贪私欲品行正，为了周邦兴盛竭力尽孝，以努力继承发扬先祖之功业。此处引来颂扬衡方家族成员对孝道的追续和承接，接着引《长发》中的“长发其祥”，赞扬衡方正是以此孝德得到了先祖永久赐给的福泽祯祥。《鲜于璜碑》云：“於铄我祖，膺是懿德，永惟孝思，亦世宏业。昭哉孝嗣，光流万国。”其中，“永惟孝思”“昭哉孝嗣”化用了《下武》中的“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本是称赞周代文、武、成三王因孝顺祖宗，有承伟业之志得到了好福气，是周邦的好子孙。此处引之盛赞鲜于璜是秉承先祖美善之德的人，能长怀孝思，负起家族世代伟业的传承之责，他这一纯孝的行为，光芒流照无边，是值得尊崇的好后代。可见，汉人引祭祖诗在颂扬孝德之时，更注重以孝传祖业，期许子孙万代都能承继先祖之功业和福佑，使社会长治久安。这是汉代最为崇尚的孝道价值，其以碑铭文的形式将之反映出来，影响更为深远。
《诗经》在汉代被奉为经典，《诗》乃天下之法的思想深入人心，影响着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作为大一统之后第一个尊崇孝治的国度，担负政教功能的《诗经》中的孝道诗句被屡屡提及。而东汉大兴的碑铭文，尤其是墓碑铭文，作为宣扬孝道的特殊载体，其引孝行诗以颂德、寄哀、缅怀、明志已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从上述汉代碑铭诔文引《诗经》孝行诗的现象来看，《诗经》孝行诗是汉代碑铭诔文创作的直接源泉，无论是在写作形式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对汉碑铭诔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汉碑通过征引孝行诗，也起到了以祭祖祭亲行为达到教化和传播孝道的功用，彰显了汉代以孝治国及以《诗》教化的力量。
—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