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的真实问题，使用摆拍，及虚构了部分元素，还能算是纪录片吗？
首先看一下「纪录片」Documentary这个概念的源起。
Documentary这一词是30年代英国纪录主义电影运动的领导者约翰•格里尔逊首先提出的。他于1932年写就的《纪录片的首要原则》中为纪录片这一“新片种”建立了基本原则：(1)纪录片是取材于真实事件、人物和环境的非虚构故事；(2)普通人在真实的背景中演出他们自己的生活；(3)捕捉原发性自然动作和生动的语言变化。
格里尔逊用「Documentary」这一概念首先指代的作品——弗拉哈迪的《北方的那努克》。这是他为评价弗拉哈迪这部《北方那努克》而首先提出来的概念。
《北方的那努克》讲的是爱斯基摩人在北极的日常，这部作品也不乏「搬演」。还有许多并不符合真实环境、真实事件的拍摄。比如，爱斯基摩人早已经穿了牛仔裤，而弗拉哈迪为拍摄需要让他们换上他们的传统服装；那努克一家住的房子太过矮小不利于拍摄，弗拉哈迪将它扩容，建了一个更大的；爱斯基摩人捕猎早已不使用梭标了，而弗拉哈迪出于上述同样的理由让他们继续用梭标捕猎。
弗拉哈迪的这种非虚构搬演根本不同于好莱坞式的搬演——目的不同决定两者的差别。后者是为了创造出一种脱离现实的梦幻效果，是造梦。而弗拉哈迪这种「非虚构搬演」目的并不在此，他是为了再现历史上确实真实存在过的爱斯基摩人的日常。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的手段。同样地，搬演，摆拍这些也都是手段。区分两者的根本在于并不在此。
况且即使是被巴赞认为在再现现实方面比绘画更为高级的「有着不让人介人的特权的」摄影也并不能保证100%地复制现实（巴赞明显了忽略了摄影在色彩、光效以及摄影机的运动等手段中所包含的主观性作用）。主观不可避免，完全地客观地再现现实毋宁说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如果照那样狭隘的理解，那纪录片这一片种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了。
再来看看格里尔逊学派的理念。他们十分强调影片的社会意义，主张纪录片应当是富有创造性的对真实生活场面的处理，是一种直接的宣传手段；另一方面又非常注意在再现真实生活场面时进行艺术加工。
因此从一开始，纪录片这一概念所含有的富有创造性的对真实生活场面的处理并没有什么不对，甚至恰恰是其价值所在。对于纪录片，认为就是要足够的客观，不允许任何摆拍或者搬演等等。这种狭隘的观点实际是走进了死胡同。纪录片所强调的这种真实不仅是一种局限于表层的真实，它还应该是社会、文化、等多意义多维度的深层次的心理真实。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为他的“模仿说”下定义的时候认为，这种模仿不仅是对现实表层的模仿，它更应该深入到现实的本质当中去。所以他提出，诗的任务不是去描述已经发生的那些偶然事件,而是要揭示按事物的内在规律和应当发生的事。也就是说艺术不仅应该表现出事物实有的样子，还应表现事物应有的样子。
模仿说是现实主义的蓝本。关于纪录片这一概念，我们应当把它看做是深入现实本质的「现实主义」，而非仅仅停留在事物表层的「自然主义」。
从这一点看，纪录片这一译名的翻译也有待商榷，当人们下意识想起“记录”并与之相对比时很容易有一些错误的理解。
再说几个具体的片子：
看《悲兮魔兽》，全片造型感很强，还有一些摆拍的镜头，含有作者的主观意识在其中。但对照格里尔逊对纪录片定的三个基本原则：取材于真实事件；普通人在真实背景里演出自己的生活；捕捉原发性自然动作和生动的语言变化。以及上面所分析过的“创造性的阐释”。因此说赵亮这部作品是一部纪录片并无不可。
再说《冈仁波齐》，我是昨天才看的，看到一些短评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
仅仅因为它是摆拍有剧本就打一星说是欺骗，可人家本身的定位就是剧情片而非纪录片种。《冈仁波齐》本身可以归为“用纪录片手法拍摄的剧情片”。
可以看到，类型定位是剧情片。
类似的还有伍迪艾伦的《西力传》，阿巴斯的几部电影如《特写》《生生长流》《橄榄树下的情人》，如果你没有相关背景知识了解，甚至会不假思索认为它就是纪录片。这也是属于电影形式上创新的一种。
再举一个例子，《科洛弗档案》，本片两大特色，手持DV摄影与第一人称限制性视角。DV摄影旨在以其粗糙不专业反向凸显真实，但实际本片所拍摄的内容恰恰是非现实性的怪物灾难片，因其内容的错置，这里的形式创新其实并不成功。为接近真实而采取DV摄影，内容上亦应匹配现实性题材才能发挥它的意义，如波德维尔举例的挪威电影《孤筏重洋》，再有就是阿巴斯的一系列影片，都是以这种伪纪录片的形式拍摄现实主义题材而别出新意的。
前后题图：赵亮《悲兮魔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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