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国庆
五
1972年3月，我们还是如期升入了五年级，好像一个都没落下。我们从心里快乐，杨老师不教我们了，我们也没有一丝伤感。
新来的老师叫傅少先，是三年级我转学来时的班主任宁玉凤的丈夫，不到三十岁，长得还算帅气，但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也是很少让学生有亲近感。他的家就在学校南面的院墙外，家里孩子还小，有时叫上几个同学去他家，帮忙劈些柈子，清扫一下院子。想不到，多年之后，他的女儿却成了我的学生。
傅老师也教了我们一年，陪我们到小学毕业。傅老师的教学还是认真负责地。至今还记得他讲语文课时关于“乌龟壳儿”的“壳儿”，特意强调是读“qiao”而不是读“ke”，而我们却习惯了读“ke”。还记得他讲“分数”时，强调要背定义，所以现在还能背下来。
五年级的校园活动似乎多起来，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年，久违的少先队组织又重新恢复了，我又一次戴上了令我心花怒放的鲜艳的红领巾。也圆了我一年级在林场入队时，因为据说没有红布，做不了红领巾，只能把高年级的红领巾借我们戴十天的遗憾。这次的红领巾是绸布的，但一样让我们兴高采烈。我还特意与要好的同学安国臣一起，去国营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
开春，学校要召开田径运动会的消息更让我们无比兴奋和期待。
为了迎接运动会，五年一班新上任的班主任王凤林老师早早就行动起来了。王老师年轻潇洒，激情满满，管理严格，训练有素。学生们也态度认真、队伍整齐，口号洪亮，每天都起早贪黑练上几阵，尤其选择的装束是红军服、红缨枪，让我们很是羡慕，常常当着自觉的观众。
没过多久，我们班也开始训练起来，而选择的打扮是头扎白羊肚毛巾，身背系着红绸子的大刀片。大刀片是我们自己用木板削的，然后涂上银粉。队列行进中，还要边唱《大刀进行曲》，边挥舞着大刀片，做几个劈杀的动作，也算威风凛凛。可我们总是觉得没有五年一班的红缨枪用起来过瘾，还英姿飒爽的。加上班级里散漫的学生多，傅老师又没有一班的王老师严厉，因此训练的效果总是打折扣。
后来发现，五年三班也动作起来了，策划的方案是人人一杆“步枪”，齐整整地，还有一挺“机枪”。褐色的木制步枪背、扛、端、立正、稍息，一连串的动作下来，仿佛更加雄壮威严。因为我们都是从小就有着“军事情结”的少年，对各式枪械的喜欢简直是情有独钟、如醉如痴的，因此更眼馋了。可已经确定了，只能服从，并展开彼此间训练的竞赛了。
长大了才懂得，三个班的彩妆选择是有“历史延续性”的：一班再现的是“红军时期”，我们班代表的是“抗战时期”，三班则表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我们虽比不上一班的“历史悠久”，却比三班更体现“中华民族气概”的。可惜，当时并没有人给我们讲明白这些道理的。
田径运动会如期召开了，我们的表演引来许多家长和观众地喝彩。只可惜，那时还不富裕，连一张黑白照片都没留下。而且，按照要求，我们班同学要上穿白色外衣，下着蓝裤子。虽然因不能统一制作，白上衣和蓝裤子的款式和色泽也很难整齐，但也能说得过去，可需穿白色鞋子的规定却难坏了好多同学。一是大多没有，二是也一时买不到。没办法，只好用白色粉笔来涂鞋面应付，老师也只能将就我们了。
运动会上，一些有体育特长的同学成了“明星”。而恰恰是那些平时淘气的学生在体育方面往往会有突出表现。如三班的郭兴安就在短跑项目上称雄。
我也报了一个项目，记不清名称了，但全程是百米，在跑道的50米处要先答题。有一张纸条和一支铅笔放在跑道上。我拿到的题目是：“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我虽然答对了，但反应还是慢了，计算方法也缺少窍门。因此只获得小组第二名。好在也有奖品，得到的是一个64开的笔记本，外面套着透明塑料皮的，也足以让我兴奋。
那几年，国家也有些大事，如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发射成功，如“九一三事件”，如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如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等。也有一些英雄模范人物的涌现，如刘英俊、如“小英雄”戴碧蓉（新华书店来的画本，我也买了）等。可学校和老师们并没有给我们因势利导，讲些什么的。我因为喜欢每晚收听广播喇叭里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也经常翻看一下爸爸带回来的《红旗》杂志，也就知道一些，虽然说不清楚，却也会很激动。
转眼到了1972年年底，我们终于要小学毕业了。12月25日那天，我们去国营照相馆照了毕业合影。参加照相的同学一共44名。可过后才知道，竟然有被落下的，至于什么原因，不得而知。照片发到手里才知道，我们这一届是图林一小的“第十届”毕业生。后来才知道，图林二小的五年级毕业生也是那天照的毕业像，地点当然也一致，因为国营照相馆是图里河唯一的。更是许多年之后才知道那一天是西方人所谓的“圣诞节”。这当然只是后来的一个乐子而已，估计当初并没有谁会特意选择了这个时间点的。
参加我们班合影的大人一共有五位。班主任傅老师外，还有教我们音乐的陈老师。坐在最中间、戴着军帽、英俊潇洒的是乔国良。他是教音乐的老师，却没教过我们。我知道他，因为他家也是库都汉林场的。他早就是图里河林业局出了名的文艺人才，手风琴演奏应该是图里河地区的翘楚，“文革”期间就是林业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经常到林场巡回演出。他还曾参加过“文革”期间的“大串联”。我至今还记得“大串联”回来的他，脖子上挎着一个望远镜，走起路来，雄赳赳的，让我们羡慕极了。另外两位，一位是三班的班主任王连君老师。一位叫米万录，记得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
有趣的是，大家都排好队形准备照相了，却没有我和赵长志的位置。傅老师临时决定在大人们的一排加了两个凳子。这样，我和赵长志一边一个，竟然成了“特殊”人物了。女同学多数都戴着红领巾，可男同学却只有六个戴的，当然有我一个。
多年之后，家早已搬到加格达奇呼中、长大当了兵、上学时与我关系很好的同学安国臣从部队给我寄来一封信。说他手里的小学毕业像弄丢了，问我还保存着吗？还说，如今成人了，又远离亲人在部队服役，经常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想让我把我保存的小学毕业像送给他。我很痛快地答应了他。那时，我已经在牙林师念书了，便在一次放假回家时把相片寄给了他。又是多年之后，我也时常想起小时候的事，便在电话中问他，他说还保存着。因翻版相片已是很容易的事，我便让他给我翻版一张寄回来。老同学更是痛快，答应了我，不仅给我翻版一张，还把原版的照片也物归原主了。所以，我现在倒有两张了。
六
时光飞逝，可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毕业50年后翻看毕业相片，更有许多耐人回味的事：
班主任傅老师后来也离开了学校，曾在林业局工会当过秘书。事业最辉煌的时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任林业局商业公司经理。因为经营有方，又正逢国家放开市场经济，商业公司的生意很红火。尤其是彩电等家用电器刚刚进入林区，十分抢手，一台难求。连一种150元一台、只有三组键盘的小型电子琴都会一抢而空。想买彩电，只能托关系。也正是那时，林业局决定在中央街黄金地段、林业局办公楼北侧建了一栋四层商业大楼，命名为“林业商场”，由集体经济出资，由傅老师主政的商业公司负责管理经营，售货员以招录本局新毕业的初高中女学生为主。一时间，“林业商场”成了本地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惜的是，商场如战场，市场经济的风云说变就变，相对偏僻落后的林区小镇更是经不住市场经济的风雨的，没两年，作为国有森工企业隶属下的商业，经营状况急转直下，全线亏损。或许是早有准备，傅老师也急流勇退，全家去了外地，很少回来。在图里河时，经常能见到。我在局团委时与商业公司自然也有些工作关系。我曾经的一位部下转业后被其邀请加盟，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也极力赞同，后来的发展与我当初的分析果然是吻合的。傅老师的女儿又是我教过的学生。但即使这样，见了面，也很难激发曾经是师生的那种亲近感，我也从未因为私事给他添过麻烦。
相片左边原图里河商场所在地
倒是陈璇英老师很令我尊敬和感激。说来话长，想起来，应该是我上中学的第二年，陈老师也调入图林一中工作，担任的是我们下一届一个班的班主任。也是新生入校，也是女班主任，也是“政治挂帅”下的大背景，陈老师的为人师表、处事风范、组织才能、管理水平，几乎让全校都刮目相看，也让我十分惊讶，仿佛与当年教我们音乐课时判若两人。她所带的班级，风气优良，纪律严明，同学团结，干部得力，学习氛围好，劳动效率高，活动反响大，已然是学校的一个标杆。作为曾经的学生，虽然是个局外人，却也完全被激动了，被震撼了，被征服了，也彻底颠覆了作为学生的我对陈老师曾经的印象。也正是从那以后，陈老师在图里河林业局的教育战线真正成为了一代风云人物。她所带的那个班级的学生中，后来有的成为“天之骄子”，有的成为林区优秀的管理人才。学生们至今都很感激她，陈老师也被评为林区第九届劳动模范（1977年）。后来，陈老师成为校长，回归图林一小，又让这所1953年9月建立，走过风风雨雨三十年的小学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创造了新的辉煌。各项教育教学工作均长期稳居林业局和林管局的前列。尤其是在“拼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教改实验中，成为林区的一面旗帜。学校的少先队工作更是屡创佳绩，捷报频传。那也正是我担任林业局团委书记的时期。让我永远感激的是，陈老师作为学校校长，对少年儿童，充满了无限的爱；对学校的少先队工作和少先队辅导员们，给予了全方位的理解、支持和激励；对林业局团委的工作，也给予了多方面、无条件地支持与协助。她对学校少先队工作如数家珍，对少儿活动大力支持和倡导，小到中队的主题队会，大到全局性的表演竞赛，她不知操心几何，不知参与几多。我们那时总有一种感觉，陈老师就是我们的坚强后盾，第一小学就是我们的十足底气。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荣幸曾经是陈老师的学生，虽然陈老师教的是音乐；我也荣幸曾经教过她的两个女儿，虽然不是班主任；我更庆幸自己在担任林业局团委负责人时，正是在工作上得到了像陈老师这样的一大批全局的优秀教育工作者的鼎力支持，才使得我和我的共青团同事们，在那激情澎湃的年代，共同绘就了图局少年儿童事业的新的历史画卷。虽然后来，陈老师离开了图里河，我也与陈老师失去联系多年，但内心的感激却不敢有丝毫忘却。我也时常想，我们总说一个人要知道感恩，不知道感恩的人是不配为人的。那么，作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有着七十年历史的国有森工企业，也不应该忘记曾经为这片土地、这份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们吧？我们的编史修志工作的目的不也是如此吗？
乔国良也是有很多故事的。因为都是库都汉林场的，论起来，我称之为“大哥”。后来，他也调到林业局机关，任林业局团委办公室主任。期间，桔亚沟林场发生了一起一个女青年不惧暴力干涉，坚持追求婚姻自主的事。团组织得知情况后，坚定维护了这位女青年的合法权益，对暴力干涉者给予了严肃地批评教育，使事情得到了圆满地解决。事后，乔大哥专门采写了一篇通讯，被刊登在《内蒙古团讯》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乔雪竹为了搞毕业创作，经林海日报社的王昌珞老师介绍，来图里河采风。已经转业到林业局党委宣传部的乔大哥负责全程接待和陪同。乔女士的那一次图里河之行，文学素材收集颇丰，创作成果更是丰硕，在文坛名声鹊起。其中，根据在图里河寻访到的素材，乔女士灵感迸发，激情奔涌，下笔万言，写出两部森林题材的电影剧本《北国红豆》、《山林中头一个女人》，此外还创作出《北国红豆也相思》、《火葬》等多部中长篇小说，在文坛引起轰动，也奠定了乔女士在当代文坛的地位。有评论说，乔雪竹的作品“充满浪漫精神和现代意识，形象鲜明，色彩明朗，像十九世纪俄罗斯画家列维坦的油画。”“她时而给自己喜爱的生活涂上亮丽的油彩，让平凡的事物洋溢诗意；时而对某些常人认为神圣的东西来一点调侃，给现实加一点辛辣的作料。她的作品张扬着个性，几乎每一段都打上了她自己的烙印。”《北国红豆也相思》就是取材于桔亚沟林场女青年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作家乔雪竹来图里河采风创作的往事，本应该当作图里河林业局企业文化的大事加以记录的，而乔大哥对图里河林区历史的熟悉、对图里河林区民风民俗的如数家珍，也是功不可没的。可说来却不可思议，因为乔女士的小说中的人物被有的人拿来自我“对号入座”了，乔大哥就有口难辩地被认为是有向作家做“不实介绍”之嫌。让乔大哥思想上有了很大压力，最终选择了远去他乡，无疑是图里河的一个人才损失。
《山林中头一个女人》剧照
许多年之后，米万录同志却成了林业局基建科的工程师，还真设计了几栋楼房的。这也的确让我有些惊讶。
论形象，论气质，论能力都很优秀的王老师后来众望所归地当上了一小的校长，还在林业局工会当过副主席。遗憾的却是一直没有结婚成家。其中必然有许多故事，据说也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但终因家庭干涉等原因而未能牵手。这些，当然是我们做学生的不可能、也不方便了解的。或许，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
再看照片上那昔日的同学，有的是毕业之后再没见过面，有好多连名字都记不得了，更有的在世事无常中，早就离开人世了，仅仅五十年而已啊！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太多太多。偶然也好，必然也罢，或是宿命，或是规律，如今都如过眼烟云，更甭提那冷冷热热、亲亲疏疏、打打闹闹、恩恩怨怨的谷子与糠的事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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