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山堡位于甘肃礼县祁山乡西汉水北岸，东距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约15华里。学界关于嬴秦西垂都邑所在的诸说中，有“天嘉古郡”说，所考定方位即在祁山堡以西不远处。西汉水以北祁山一带峰系，又被视为秦人建邦立都的祖山。此山名称历史久远，“祁” 字本义即同对先祖的祭祀有关。祁山堡的位势正合乎古文献所言畤坛须建在高山之下临水的小山之上的要求。祁山堡附近的“九土堆”，乃人工夯筑而成，且含丰富的古代传说，论者认它们为秦国畤祭文化中的“畦畤”。西畤与畦畤的配置，更充实了祁山堡西畤说的内容。此说最大缺憾和天台山说一样，立论主要靠逻辑推理，缺乏实证。一方面，祁山堡及其附近尚未经全面的专业性考古探查和发掘；另一方面，由于蜀魏争锋时该地曾辟为军事城堡，后世又在其上兴修了庙宇，即使原有畤祭遗存也已消失。总之，目前还没有掌握祁山堡曾经是先秦祭址的实物证据。但此说和天台山说、鸾亭山说虽认识各异，却都对早期秦史、秦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大有裨益。
一、祁山与祁山堡
祁山的方位，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甚至可视为历史地理学上的一桩疑案。依当代行政地理的认知，祁山位于甘肃礼县东部祁山乡境内。该乡有祁山村，东距礼县城约45华里，村背后的北山（俗称风骨碌梁），就被认为是祁山正峰，村由山得名。但即使在当地学者中，认识也有出入。有人主张位置更靠西北、地属永坪乡的“刘旗寨梁”为祁山正峰[1]。由于正峰难以确定（除上述二说外，还有多种说法），人们通常在泛指意义上称祁山，把它看作一带山系，即西起大堡子山，东至盐官镇，西汉水北岸的那道长达数十华里的山梁。
祁山属西秦岭山脉丛峦中向南延伸的一支，黄土丘陵绵延起伏，并无翠峰叠嶂、秀色宜人的胜景，但它却有着极高的知名度。罗贯中《三国演义》叙述魏蜀争锋，无数次提到祁山。然而，一旦将此山放在罗氏文字中认真寻究，当代的认知便无从立足。《三国演义》里的祁山，泛漫无根，游移不定，难以指实。“书中的祁山，一会儿与阳平靠近，一会儿与剑阁属联，一会儿与北原相望，一会儿与卤城比肩。攻打陈仓，可祁山扎寨；围取天水，亦可祁山安营。孔明渭滨屯田依据祁山，姜维洮阳战败又能转向祁山。相距数百里之遥的地区，在作者笔下可朝夕往来，既无关陇之分，也无秦岭之隔。作者压根就不知道祁山究竟在何处。”[2]针对罗贯中的荒唐表述，康世荣先生作过这样的解释：“他只知道陕西凤翔府境内有岐山，却不知道陕西巩昌府境内有个祁山。本是两指，因岐、祁同音而混为一山了。于是也就出现了小说中祁山地望不确定的矛盾。”[3]这也许是原因之一。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三国演义》是小说，它重在展现情节、刻画人物，对山之方位未曾着意坐实。后世关注此事的学者，大都以祁山乃“泛指”圆其说，如任乃强先生即认为：“祁山，盖天水与武都间，秦岭西部大分水岭之统称。随山道要害筑城戍，故址甚多，皆有祁山之名。”[4]这种认识并不合乎实情。细研古文献可知，祁山名正位显，当代行政地理正确无误。
正史《三国志》对祁山的表述比《三国演义》要切实得多，事与地的关系比较明确，山之方位也大致可考。《魏书•明帝纪》载明帝语：“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明帝眼中的祁山，是魏国赖以固存的东、南、西三大军事要塞中的西方一塞，山上有城，甚为坚固。史文叙述的史事也印证了明帝语。诸葛亮北伐于建兴六年、九年两次重兵围攻祁山，均因城防严密而未能占取。据史文对两次战役过程描述分析，再参以其它史志的记载可知，蜀军围攻祁山时已占领西县城以及和西县城比肩而立的戎丘城，且能分兵至卤城（今盐官）收麦，而筹划解祁山之围的魏军，就活动在上邦（今天水）一带。故祁山的大致方位同我们今天的认知是相符的。《水经•漾水注》 的一段文字最能说明问题。注文叙述西汉水流经盐官之后，继续西流：
汉水北，连山秀举，罗峰竞峙。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许里，山上有城，极为严固。昔诸葛亮攻祁山，即斯城也。汉水经其南，城南三里有亮故垒，垒之左右犹丰茂宿草，盖亮所植也，在上邽西南二百四十里。《开山图》曰：“汉阳西南有祁山，蹊径逶迤，山高岩险，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今此山于众阜之中，亦非为杰矣。
对祁山一带的富庶，注文也重笔交代：“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县三百里，有民万户。’瞩其丘墟，信为殷也。”所言与《三国志》的记载相应。《魏书•邓艾传》载邓艾分析姜维必复出的诸原因中，即有“若趋祁山，熟麦千顷，为之悬饵”一项。《开山图》极言祁山的高险奇峻，郦道元表示疑惑；今实地考察西汉水北岸的那一带丘山，确也难觅《开山图》所言峰势。若非《开山图》着意夸张，则只能以自然环境曾经剧变导致峻峰倾削来解释。此姑勿论。古文籍几乎一致地说祁山上有城，严固到能经得住大军的长时间围攻。如今祁山脉系诸峰中，也未见故城的任何存迹。这似乎也只能归之于自然环境的变故。西汉水以北的这一带山地，向有易发山体大滑坡的经历，故上述解释也不宜完全排除。
不管怎么说，祁山周围是一处战略要地为人们所公认。这里位处古建安水（即西和河，今地图标名漾水）同西汉水交汇所形成川原的中心，是水土肥美、农畜业皆盛的产粮区，以人烟稠密著称的西县城就在附近。“这一地区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与自然环境，具有不可取代的优越性。这里是汉水流域同渭水流域的接壤地，东依秦岭，西望岷山，乃川、陕、甘三大地区的交通枢纽。沿西汉水河谷，东可入汉中盆地，南可下成都平原，北循嶓冢山麓经天水可达泾渭流域。直到汉魏时代，这里都是兵家必争之地。”[5]
和祁山不同，祁山堡的位置彰显于史，赫然在目，古今无异议。这除了归功于《水经•漾水注》上引那段记载外，更应归功于国人对诸葛亮的怀念和敬奉。人们把此堡视为诸葛亮北伐曹魏、展现雄才大略的象征。当地民间世代流传着他的英武故事，传说中堡周围还有许多名与物的“故迹”遗存，如诸葛亮的“上马石”、“点将台”、“擂鼓坪”，蜀军的“刘旗寨”、“九土堆”、“藏兵湾”、“圈马沟”等等。后世为诸葛亮建的“武侯祠”，就巍然肃穆于堡顶。在域涉礼县的方志中，对祁山堡均有内容大致相同的表述。可举乾隆年间刻的《直隶秦州新志•礼县山水》为例：“祁山堡，东四十五里，与祁山不粘不连，平地突起一峰，高数十丈，周围里许，四面陡削，上平如席。其下为长道河，即诸葛武侯六出祁山时驻师之所。上有武侯祠，春秋祭焉。”所言“东四十五里”，指东距礼县城45华里；所言“长道河”实乃西汉水，清代那一段西汉水有时被称为长道河，祁山堡位于水的北岸。武侯祠何时始建已难考实，传说建于南北朝时，但无确证。有存迹可察的是至迟明代该祠即已存在，由清及当代历经修复，至今仍为著名的旅游胜地。
由于其上曾设城防的祁山主峰至今未被确指，故有学者主张祁山堡就是祁山，堡上有夯土城墙遗存，夯土中发现汉代的瓦片，堡上断崖可见大面积的文化层，其中遗物以汉代为主，说明城堡汉时已经存在，三国时魏蜀争夺祁山的战争，就是在此进行的[6]。此说同《水经•漾水注》及众多方志的记载相左，古今文籍都把祁山和祁山堡区分得很清楚。民间传说也都讲祁山堡是诸葛亮驻守的城寨，并非他曾围攻的魏城。何况，当年两次战役皆是魏方重兵防卫，蜀方主力攻取，可谓之大兵团作战。临近河边的一个孤立的山包，周围不过四、五百米的幅度，很难想象能成为大战役的中心。所以，我们还是遵循传统说法，视祁山堡为祁山峰系在西汉水畔翘起的一座小石丘。
二、西畤祁山堡说的提出
在西畤地望三说中，祁山堡说是笔者目前赞同并参与论证的一说。用“目前” 一词，意在表示，笔者随时准备接受论据更加可靠、更接近于史实的后起胜说，决不拘泥己见。
祁山堡说是由康世荣先生最早提出来的。康先生曾参与过新《礼县志》的编纂工作，对礼县东部的地理情况比较熟悉。笔者在《秦国西畤地望研究述评之天台山篇》中已作过介绍，犬丘故邑在红河镇岳费家庄说，以及衍生而出的西畤天台山说，最初也是由康先生提出的，陈泽先生全盘接受并推演了康说[7]。不过，康先生发表此见时，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尚未被拂尘面世。随着早期秦史研究热潮的兴起，康先生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之后，他不再坚持旧说，开始支持我秦都西邑也即秦汉时西县故城在永兴、祁山之间的西汉水北岸说，并把目光专注于祁山和祁山堡，提出了西畤建于祁山堡，而堡东的“九土堆”则可能是畦畤遗迹的新见解[8]。康先生观点的这一转变，笔者以为，除了受学界秦文化研究新潮流的影响外，也同他对祁山和祁山堡情有所钟相关。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曾和原礼县文化馆的吕自俭先生一起到祁山堡一带作过考察，两人还联名写过游记。他把嬴秦畤祭同祁山堡联系起来思考，早就伏有文化因缘的种子。我之所以提及此，绝非节外生枝，是想强调在早期秦史领域，祁山理应受到高度关注，康先生的思路值得重视。依合理的逻辑推想，既判断秦都西邑（又名犬丘、西犬丘、西垂）就在古天 嘉川（今永兴川、俗称店子川）中部的西汉水北岸，按古代都邑必依山面水而建的通则，祁山无疑即为嬴秦的镇山、祖山。其第一处国君陵园置于祁山脉系的最西端，足以为证。立西畤祀其始祖神少昊，祭坛应设于都邑附近，并以祖山为依托。距祁山正峰不远而又紧邻水畔的祁山堡，正合乎“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9]的位势。康先生的西畤祁山堡说，就是这种逻辑推理的产物。
康先生的见解，和我当初探索西邑地望时的思路完全一致。20 多年前我曾撰《秦人远祖考》[10]一文，在论说少昊时有这样一段文字：
《史记•封禅书》载秦献公作畦畤，祀白帝，《集解》引晋灼曰: “《汉注》在陇西西县人先祠山下，形如种韭畦，畦各一土封。”《索隐》引《汉旧仪》：“祭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埒如菜畦，畤中各有一土封，故云畤。”汉代陇西西县，即秦人在西方的早期都邑西垂（西犬丘），对此笔者曾作过考述[11] 。献公时已都栋阳（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境），但以畦畤祀白帝，却仍要设在秦人的最西方的故土西垂（今甘肃礼县永兴附近）。西垂境内有“人先祠山”，“人先祠”者，祭祀祖先之宗庙也。《汉旧仪》言 “山上皆有土人”，余疑“土人”乃指泥塑之先人神像。所祭之“人先”，非白帝少昊莫属。汉代陇西郡西县有当年诸葛亮两次围攻未下的著名的祁山，西汉水即流经其南麓。这一带是商周时秦人活动的中心区域。王符《潜夫论•五德志》云武王克殷后，“封少昊之胄于祁”，看来是确有所据的。
这段文字已经阐明了我对祁山在秦人祭祖活动中所处地位的看法，但思滞议浅，未达一间，没有再进一步扩论西畤的所在。康世荣先生不仅明确认定《史记》注文所言“人先山”就是祁山，也就是史载秦国襄、文二公所葬之“西山”（祁山峰脉的西端，即大堡子山），更能把观察力聚焦于祁山主峰之下的祁山堡，进而作出西畤即建于该堡的判断。为此，他撰写了《祁山稽古》一文[12]，在交代了秦都西垂“最大可能是建在今捷地村附近（与大堡子山相距10华里，地形最开阔）”的前提性认识后，论述西畤地望：
襄公始国后在西垂所立的西畤，迄今亦未发现遗址，笔者以为西畤之址就是祁山堡。理由如下：古代国君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只有常祀天地祖宗，才能赖其庇佑使国运昌盛，物阜民康；只有整军经武，才能捍卫并扩展疆土。所以襄公始国后的第一要务 便是立西畤祠白帝。祀天之畤庄严肃穆，非任何一地都可立畤，选址甚为严格。正如《汉书•郊祀志》中所言：“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圆丘云。”意思很清楚，畤之所在不能在高山之上，也不能在平川之下，只能在有水之川的土高处。再一个要求是遵循周制祠上帝必须“祀于郊”，也就是说，畤必须立在国都之近郊方能称“郊祀”。祁山堡完全符合上述两个要求：位于西汉水之阳，是平川中自然凸起的一石堡；还居西垂宫之近郊。
祁山堡是一座高约80米，南北长近300米，东西宽100米左右的河畔石质小丘，顶部土质平台乃人工夯筑而成，台周围有墙体建筑遗存。文献及民间传闻都说它是三国时的军事城堡。前文已指出，从其狭小的规模和临水的位势看，它绝不可能是一次大战役的中心。 前引《水经•漾水注》称它为“亮故垒”，许多方志也言其为“武侯驻师之所”。因此我把它视为蜀军北伐围攻祁山，在此临时设置的指挥部，所以后世才会有那么多围绕诸葛亮的故事流传。康世荣先生立意凸显该堡为秦国畤址的主张，干脆否认它曾经具有的军事性质，说“有关祁山堡的军事传说，是人们把发生于祁山周围的战事，经浓缩后集中附会于该堡所致。”此见可商。嬴秦祭址同三国时的城堡并非不能兼容，因为距时较远，历史沧桑能改变一切。当年秦国的畤祭，虽被西汉王朝延续下来，但这个传统至多也只在西汉一代保持。礼县鸾亭山祭天遗址的考古发现业已表明，祭统并未延及东汉。魏蜀争锋时，西畤最少也已被废弃了二百多年，蜀军利用其堡顶畤坛平台，修筑为最高统帅坐阵的堡寨，完全合乎当时两军攻防对峙的形势。依愚见，今日该堡未发现秦时祭祀遗迹，恐怕就是后来蜀军改建城堡的结果；再后来，人们又在平台上修造武侯祠，工程更大，祭址原貌进一步遭到了破坏。
蜀军选择祁山堡为指挥部，一则因为它在西县城近郊，二则因为它可控南撤的渡口，三则因为它孤高无障，能眺望敌我的军情；此外，堡上有现成的、合乎需要的平台，当亦为重要因素。往堡顶运土深填，夯筑成一处三万多平方米的台面，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来说，是项浩大而繁重的工程，短时间内是难以完成的。率大军北上，计划攻取祁山、渡渭越陇直趋关中的诸葛亮，绝不会干这种耗时费工的蠢事，平台肯定是早就存在的。进行过实地考察的地方学者也都是这样认为，如马建营先生即据丰富的文化遗存，力证城堡的历史悠久，他推测可能建于西汉时期[13]。独小川先生也指出：“堡体外墙板筑痕迹甚为明显，墙体内包含物尚不见汉以后者，故其堡主体构筑年代至晚或在汉代。”[14]二者皆就城堡年代而言，如专论平台，由夯土断层面观察，笔者认为不排除先秦构筑的可能性。此堡位势显然不适合群体居住，先民为什么要不惜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在顶部构筑平台呢？这只能用宗教性动因来解释。这个平台，最初应为秦襄公建立西畤时所筑。
西畤祁山堡说同我力主的秦都“西”邑也即秦汉时西县县治所在应为“天嘉古郡”故址的观点完全融合，二说相辅相成，互为依托。所有的礼县县志及文涉礼县的省志、州志，都说礼县古称“天嘉”，有的甚至直接说，秦时在今礼县境内设置过天嘉郡或天嘉县，其故址在今礼县城东40华里处，具体方位在古建安水与西汉水交汇处（古河口东距今河口约七、八华里）附近的西汉水北岸红土嘴一带（也即康文所言捷地村附近），西距祁山堡五、六华里。元初掌理陇南、川北军政事务的“李店文州军民元帅府”即设在该地。这不仅在众多史志记载中昭然可察，在存世的元代碑刻中也有确凿证据。当地民间尚存一古老传说，谓往昔那里存在一座繁盛的城镇，可能被毁于一次山体大滑坡。各级方志所言故址方位同西县城治的方位（上邽西南120华里）完全重合，东距大堡子山秦陵约10 华里，这正是秦之国君墓葬与都邑的通常距离。对此我在《早期秦史》一书及《秦人早期都邑考》《再论西垂地望》《“南玡北岈”与西垂地望》诸文中曾详加考论[15]，此不赘述。如“天嘉古郡”故址确为嬴秦的早期都邑，选祁山堡为祭祀始祖神的坛址，则如康世荣先生所言，不论从礼制上说还是从地缘条件说，都合乎情理。
有个枝节性问题须加以澄清。康先生把秦国畤祭与周制郊祭等同看待，似有些欠妥。当然，这样理解也并不违背传统认知，司马迁在批评襄公作西畤时即说过：“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位于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俱焉。”[16]但如认真分析可知，秦之畤祭同周之郊祀，性质上有近似之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当，但并不完全相同。郊祀的核心内容是祭天，而以祖配祀。在周人的政治哲学和宗教理念中，“天帝”与“祖神”是全然分开来的两个概念；而且，从制度上来说，祭天是周天子独有的特权，诸侯是决不允许的。秦襄公立西畤乃其被升封为诸侯、国势大振的盛举，是时周王朝虽已政衰东迁，但在历史惯性作用下威势尚存，襄公对王室是相当敬重的，绝不会刚接受了王室之封，便公然以祭天之举向王室挑衅。他设畤是在祭始祖神少昊而非祭天，不存在以祖配天的问题。在“五行说”政治哲学体系中，少昊是与主西方的白帝相配的，襄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抓住了 “五色帝”这个枢纽，张扬白帝旗号，实现天祖合一，从而达到标榜秦君政权亦来自天命的目的。这其中有个关节应当指明，祭白帝不能被谴责为祭天，畤祭不能被说成郊祭，是因为在周人心目中，“五帝”与“天帝”也是两个绝然不同的概念。与“五行”相配之五帝，具有形而下的性质，已经世俗化、史事化，所配之帝同社会现实生活紧密相连，是亦人亦神的“圣君”。如太昊配木配东配青，神农配火配南配赤，少昊配金配西配白，颛顼配水配北配黑，黄帝配土配中配黄。天帝则是形而上的，是抽象而虚幻的，只是一种精神信仰。天帝至高无上，万能无形，宇宙独尊，而五帝则位居其下，分掌五行、五方和五色。这种理念，直到汉代相袭未变。所以说，祭白帝和祭天并不完全是一码事。以“究天人之际”自许的司马迁，当然能洞察 此中的玄机，看透襄公的意图，所以他要把这个擦边球拨到台面上，意思是西方白帝也与天相关，畤祭含有郊祀的性质，潜伏着后患。但他的警诫还是很有分寸，只说“僭端见矣”。司马迁持见微知著的宗旨，我们不能据此认为畤祭等同于郊祀。
此外，周之郊祀与秦之畤祭都在郊外举行，古文籍中几乎一致说周之郊祀施于南郊，因为祭天要“就阳位”。如《礼记•郊特牲》： “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大戴礼记•朝事》：“祀于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报德而不忘本也。”《逸周书•作雒》：“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而祁山堡在考定之秦都西邑正东，此亦不同于周之郊祀。 西畤设于东郊，当和嬴姓族体来自东方、少昊原本即东夷鸟图腾部族首领有关，祭始祖深蕴报本思源的精神意念。秦人的墓葬座西面东，亦含此义。
三、“九土堆”与畦畤
祁山堡西畤说的一大优势，是它与“九土堆”畦畤说相应合，联结紧密。这既有文献记载的依据，又有地貌遗存的辅证，大大增强了论证力。
这里须先交代一下“畦畤”是怎么回事。
始立畦畤的是战国初期的秦献公。《史记•秦本纪》载献公“十八年，雨金栎阳”，《封禅书》续说此事：“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所谓“雨金”，如果不是神秘主义意识下的错觉或误传的话，当系某地的强劲龙卷风将金属材料卷起，空中飞运至栎阳一带而随雨散落的现象。先民对此类现象肯定会视为神异。而在“天命观”主导精神世界的时代，这被视为祥瑞吉兆，传递了上天的某种意愿。如同当年秦文公梦黄蛇自天属地，便以为乃“上帝之征”而作廓畤祀白帝一样，献公也以“得金瑞” 这一罕见吉兆而作畦畤祀白帝。
畦畤建在何处？《封禅书》言建于栋阳，但奇怪的是《集解》和《索引》却不约而同的说畦畤在陇西西县的“人先山”下。对于注文与史文的矛盾，康世荣先生认为注文说法“更为合理”。在前引《秦人远祖考》那段文字中，我已明确认定畦畤就在西县，后来在《论秦献公》一文中，我又对此作过补证：“《封禅书》正文说‘作畦畤栎阳’，《集解》似乎视而未见，径自引晋灼曰：‘《汉注》在 陇西西县人先祠山下，形如种韮畦，畦各一土封。’《索引》也说：‘《汉旧仪》云：祭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埒如菜畦，畤中各有一土封，故云畤。’裴骃和司马贞直接解释畦畤并说它在陇西西县，表明他们所用的《史记》本‘畦畤’下均无‘栎阳’二字，可知今本《史记》栎阳二字乃因涉‘栎阳雨金’语而被传抄者所误加。‘雨金’发生在栎阳，但畦畤却未建在栎阳，因为立畤的动因主要在‘金’，而‘金’是必须和‘西’相 联系的，所以畤须建在西邑，建在祖神少昊的始祭之地。西垂故土有‘人先山’，山上有‘人先祠’，这‘人先’自非嬴秦的始祖少昊莫属。裴骃和司马贞是引用他们那时还能见到的古籍作此注的，决非杜撰。应当相信畦畤是建在西垂而非建在栎阳。由此我们方悟，为什么古史志言及秦人所建六畤时，总把西、畦二畤与另外诸畤分开来表述，二者在管理上也有差异，原因就在于西、畦二畤不在关中而在西垂。”[17]
康世荣先生不仅主张献公的畦畤作于西县，并且把它同襄公的西畤联系起来思考，认为畦畤就在西畤附近。他持此说，是以实存的古遗迹为依据的：
由祁山堡沿公路再东行1公里，在西汉水北岸的平川中，由西向东总长达1.5公里的范围内，依次蛇形排列着九个间距大体相等，或大或小，或方或圆用黄土夯筑而成的土台。最大者高约十一、二米，顶部直径约五、六米；最小者高约七、八米，顶部直径约三、四米，大小相差将近一倍。1962年夏，笔者和县博物馆的吕自俭先生对九土台一一考察过……询问当地群众，答曰：“诸葛亮出祁山途中缺粮，恐司马懿来攻，便筑了九个土堆，然后在上面撒了石灰、炭末，伪装成米山、面山、柴山、炭山。司马懿果然中计，误以为诸葛亮兵多粮广，未敢来攻。……”将已知的祁山九土堆与尚未发现的人先山下的畦畤土封联系起来对照考察，笔者认为，九土堆就是畦畤的土封遗址。
这“九土堆”又被称作“祁山九寨”，民间传说都把它们归属于诸葛亮的军事活动。当年康先生实地考察时，堆四周已因悠久的岁月损蚀及农民的耕作蚕食而早就旧貌全非；后来又在大规模修整农田运动中被挖平，如今大都已难觅其迹了。康先生认为传说不能代替历史，联系《封禅书》注文对献公畦畤景象的描述，作出了九土堆乃畦畤土封遗存的推断。
对康先生此说，我曾多次在文著中引用、称述过，并试图作些补充性论述，但为篇幅所限，未能细表[18]。本文专言西、畦二畤，不妨讲得充分些。近些年来，在秦畤文化研究中，《封禅书》两家注文备受关注，引用率较高。但引者多未作细致推敲，对内容理解也颇有出入，有必要认真辨析一下。首先是“人先山”与“人先祠”问题。人先山就是祁山，乃秦都背靠的祖山，大堡子山公陵为其西首，亦称西山。对此前文已经厘清。康世荣先生认为西山是初名，后因埋葬了秦公，故称人先山，祁山之名最晚，始于三国。我的认识恰好相反。康先生已经注意到“祁”字通“祈”，当“隐含秦汉于此山‘祈祷天地’之义”。其实，祁字从“示”从“邑”，其本义必为地名，且同祭祀有关。《说文》及后世辞书所列诸义项，皆其引申义和假借义。作为地名，此字历史久远。前引拙文曾举《潜夫论•五德志》言武王“封少昊之胄于祁”。周初对前世圣王后裔的分封，多依其族体世代所居之地。田野考古与古文献业已共同证明，祁山一带确为嬴秦早期活动中心地区，故以“祁”名山缘自嬴秦对始祖的祭祀，是毫无疑问的。祁山实为该山之正名；人先山乃因山上有“人先祠”而得的俗称；而西山，则专指设有公陵的祁山峰系之西端，位置在都邑之正西，故名西山。
“人先祠”为嬴秦之宗庙，这点人们无异议。但须强调指出，宗庙祭祀与畤祭是两码事。前引拙文谓“人先非少昊莫属”，这说法欠妥，我愿在此加以修正。对嬴秦来说，“人先”不仅指少昊，也指帝高阳颛顼。嬴秦为五帝时期东夷集团阳鸟部族西迁的一支，阳鸟部族是由少昊鸟图腾族与颛顼日图腾族组联而成普那鲁亚“两合婚姻联盟”的后裔，少昊与颛顼均为该族的始祖神[19]。据《史记•秦本纪》所载嬴秦远古世系，脉缘可察的远祖大业，即为颛顼之苗裔孙女脩所生。秦人也自认颛顼为其始祖，陕西凤翔景公大墓所出石磬，铭文即曰：“天子匽喜，龚桓是嗣，高阳又灵，四方以鼏。”[20] 秦人肯定没有施行如《国语•鲁语》中展禽所说那一套以祖配天的 “禘、郊、祖、宗、报”的天子祭礼，但宗法体制下必有的宗庙祭统，应当早在襄公立西畤前就已经存在。颛顼作为其直系大祖之所出，必然居宗庙祭礼的始祖之位。这里便牵涉秦文化领域内那个遍立诸帝之畤而何以不为黑帝立畤的疑案。答案就是：黑帝颛顼乃秦人直系始祖，归于宗庙祭祀系统中，故不再为他另立畤坛[21]。《史记•封禅书》言周制“郊祀后稷”而“宗祀文王”，贯彻的就是这一原则。“宗祀”即指宗庙祭祀。所以，颛顼是比少昊更世俗化的“人先”，以他为始祖的宗庙便称“人先祠”，人先祠所在的山便称“人先祠山”或“人先山”。
其次是“畦畤”名称问题。细味《封禅书》两家注的描述可知，畦畤并非建在山丘平台上的孤立祭坛，它是在平地上菜畦般的兆域内矗立的众多祭坛。所谓“畦”，本指农田内为便于管理而划分的小区，区间有界垅，故注《离骚》的陆善经曰：“畦，为区隔也。”钱杲之曰：“畦，田中为堳埒也。”[22]这种堳埒又称“垗”，郝懿行疏《尔雅•释诂》“兆”字云兆即垗，引《说文》：“垗，畔也，为四畤界，祭其中。”又引《周礼•小宗伯》郑注：“兆为坛之营域。”先儒已将同祭祀相关的“畦”字讲得很清楚。依《封禅书》两家注所言，之所以称“畦畤”，是因为形如菜畦，即由若干块被堳垅分割开来的兆域所组成；而且每块兆域中各有一土封，即各立一畤。秦献公专祭白帝少昊，一畤即可，何以要菜畦般立那么多畤呢？愚见是献公原来也只立了一畤，但自他开创了这种在开国之君襄公所建西畤旁另立小畤的先例后，历代秦君均效仿之，各依次在献公畤旁为自己立祭白帝之畤，成为新君继位后的告祖传统。历世既久，遂成诸畦比肩并立之状；如站在祁山主峰眺望，宛若菜畦，故后世便称之为“畦畤”。献公至秦二世，恰好是9位秦君，共立9畤，这正和“九土堆”相应。所以我认为，“畦畤”决非献公立畤时所定正名，乃后世因众畤并立的景观而赋予的俗称。从这层意义上说，畦畤不是献公一人所立，是由他之后的历代秦君渐次完成的。
说“九土堆”是因伪装“粮山”或驻军扎寨而成，显然都是故事性的民间“创作”，从军事行动实情的角度看，是不可能的事。但与三国史事相附会的民间传闻，不仅可证九土堆的历史悠久，还可证明其神秘性，显示其原本具有的宗教功能已被历史积尘所湮没，并被后世逸闻所取代。在紧靠西汉水的平川上，人工夯筑这种其大难容民居、其小又远过亭台的土堆，而且一气构筑了九座，这和前言祁山堡顶的人造平坛一样，用常情常理是无法作出解释的。 这么浩大的工程，既非生存斗争的需要，更非现实生活的传习。它们的存在，显示了一种超越世俗的价值取向，须赖某种神圣的精神驱动才能完成。所以，康世荣先生推断它们是畦畤的遗迹，确为明睿的创见。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秦献公何以要有此举？如说因“得金瑞” 而须在西邑祀白帝，那襄公所立西畤早就存在，祭统又未曾中断，为什么要在西畤之旁另立一畤呢？这要从献公的历史处位说起。献公是灵公的太子，孝公之父。由于宫廷政争，他在灵公死后30年即前384年才登上君位。这期间，是列国图变趋强，而秦国却衰君递出，权臣执政，内斗频繁而国势颓弱。献公也是在权臣操纵下演了场惨剧后才继位的。此前他可能一直居于故都西邑，过着韬光养晦的生活。这合乎世子多居旧都以守宗庙的传统，也有远避政争险流的用意在。献公是秦国历史上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明君，长达30 年的逆境磨炼，培育了他带领秦国走出衰境的胆略和智慧。经过他二十多年的努力，秦国由弱转强，并荣获周天子的“黼黻之贺”而称“伯”，为其子孝公的全面变法铺平了道路。《越绝书》尊称他为 “秦元王”，《史记•六国年表》序言中云：“秦始小国僻远，诸侯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视献公为秦国运势的转折点[23]。这样一位极富开创性的强势君主，又对故都宗祀怀有特殊情怀，故能抓住“得金瑞”的机遇，要在西畤之旁专为自己立个祀白帝的畤坛，似想传递这样的信念：我是开国之君襄公之后，又一位特受白帝眷顾的秦君，秦国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当然，献公不会也不敢将自立之畤同襄公所立畤并列，其畤建在西畤（祁山堡）之下，规格也低得多。
献公是否向后嗣留有关于此举的训示，我们不得而知，但后世对畦畤景象的描述表明，献公之后的历代秦君都有在同地立畤之举，从而形成秦国宗教史上极具特色的一道奇观。
余 论
西畤祁山堡说论证角度比较全面，推理合乎人文思辨的通则，能充分利用文献资料、考古信息和已有的学术成果，并将实存的地貌古迹融入到畤址考察中。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位置，秦都西邑的地望，祁山和祁山堡的形势，西畤和畦畤的关系，畦畤的景观，这诸多要素被紧密结合起来，文化视野集中在一个地域圈内，形成了十分完整的考论体系。此说最大的缺憾，同天台山说一样，是实证薄弱。推论再怎么合理，如无坚实的田野考古物证支撑，便只能是一种假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祁山堡及其周围地区，尚未发现能反映先秦祭祀的可靠线索。考古工作者对祁山堡作过初步考察，并未进行发掘，而所见到的古代文化遗存，除了零星的史前残留外，几乎全是汉代的东西。民间传闻也不曾透露出什么涉及秦国宗教生活的蛛丝马迹。对此，尽管论者也能作些解惑的说辞，如前文所言：原存畤坛废弃已久，魏蜀交战时祁山堡被改筑为指挥部性质的军寨，后世又在其上建造了庙宇，且经历了多次毁弃与重修，堡上的祭祀遗迹早已荡然无存。又由于诸葛亮的事迹和形象在国人心目中占据崇高地位，因此围绕祁山展开的蜀军伐魏故事便世代流传，从而淹没了本即渺茫的远古记忆。但这类解释，归根结底 也还是一种据理推论，而非据物的实证。和鸾亭山说相比，祁山堡说的薄弱环节尤显突出。鸾亭山虽然也没有发现可证嬴秦畤祭的实存，但正式考古发掘已肯定它是一处汉代祭天遗址，而汉承秦制又有文献记载可据，这就使该说增强了论证的力度。
不过，客观地权衡鸾亭山、祁山堡二说，必将牵扯到一个深层次问题：襄公时代秦人的活动中心在哪儿？早期秦文化五方联合考古队多年调查、发掘的成果表明，在西汉水上游地区有三处周秦文化活动中心区，即“六八图——费家庄”、“大堡子山——赵坪”、“雷神庙——石沟坪”三个相对独立而又互有联系的遗址群[24]。而西畤地望研究中出现的三说，正分别处于这三个中心区内。三个中心区内的文化面貌在年代上互有参差，包括西周至汉代的遗存都有发现。单就西山坪、大堡子山、山坪三处所谓“城址” 言，大致时间在西周至春秋早期。目前还很难对三个中心区的时代先后作出准确判断。从文献记载考察，嬴秦经营西汉水上游地区为时甚早，历史漫长，且因同犬戎的对立冲突，族势有跌宕起伏，其中心居邑经历过丢失、复得和移位的种种变迁。襄公时代的都邑，是否即中潏时代的都邑？这还是个粗看简单细思却复杂的问题。西畤必立在都邑近郊，故探寻西畤地望必受都邑问题的制约。持天台山说的学者，认定秦都犬丘在岳费家庄，但那一带却没有可视为城邑的考古发现；持鸾亭山说的学者，认定西山坪城址即犬丘故邑，但正如我在《秦国西畤地望研究述评之鸾亭山篇》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该城址的文化内涵绝非都邑的气象[25]。我支持祁山堡说，原因之一前文已作交代：我所主张的秦都（其故址即后世盛称之“天嘉古郡”）就在祁山堡附近。我认为那就是秦襄公所都之“西新邑”，也即秦汉时陇西郡西县县治之所在。这是秦庄公战胜犬戎、收复西垂地区后，秦人在犬丘附近另建的一座新城。以祁山为依托的这片西汉水川原，为嬴秦早期活动的中心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襄公时代的秦都却略有位移，即由大骆时代位处西汉水南岸的犬丘，移至西汉水北岸的西新邑。这是适应当时秦戎关系新格局的战略举措。原犬丘因曾被犬戎长期占有而成为臣服了的犬戎族聚居地，秦汉时被称作“戎丘”，后世演变为长道（位置应在今西和县长道镇一带）；而西新邑，实即秦汉时陇西郡之西县县治，它和隔岸的戎丘比肩而立[26]。就是基于对西新邑的认知，我对西畤鸾亭山说提出了质疑，认为今礼县城区的西山遗址不可能是襄公时代的都邑；鸾亭山汉代祭坛的前身，有可能是最早的嬴姓方国传习性的祭天之所。那是嬴族承袭东夷族以泰山为中心的天帝崇拜的产物，不仅和周制郊祀无涉，也同襄公西畤无关[27]。
由于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外围发现有墙体遗存，考古工作者称之为“城”，遂有学者据之论说该城即“西新邑”。这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看法。因为，居邑聚落绝不会远离水源建到山的顶部，何况，该遗址的文化面貌更明确地告诉我们，它绝不可能是秦之都城。遗址内除了两座秦公大墓、两座车马坑、一座附殉人坑的乐器祭祀坑和一处简陋的大型府库类建筑外，便是数百座中、小型墓葬。多次发掘都未曾发现诸如宫殿、宗庙、台榭、道路、城门、作坊、商业区、居民区等等可联想到国都的任何文化线索。且不说都城，世上可曾有过以墓葬为主体构成的中心居邑？对先秦都城有深厚研究的 王学理先生曾指出，东周时期有些诸侯国为避战乱之害，有将墓地迁入城内的现象，但是，“与上述诸侯国不同的是，可以确指的秦人陵墓与城区是严格分离的，这是秦人城邑、墓地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28]依愚见，大堡子山陵园四周的墙体，当系对陵区的防护性措施。如此规模的公陵，必定会有相当数量的管理人员和卫兵驻扎守护，简陋的大型府库的存在也证明了这一点。张天恩先生在探讨秦都地望时也曾经说过，大堡子山既是陵区，就不可能是都邑之所在，某些文化遗存“也不会是主要居住区的遗留，而有可能属于守陵、墓祭有关的居留遗存。”[29]总之，“西新邑”不可能同墓地合而为一。
在笔者看来，秦国西畤地望目前存在的三说，都还是未成定论的假说，因为都摆不出有足够说服力的实证来。用乾嘉学派所尊奉的“无征不信”治学理念衡量，还都很不成熟。笔者倒很欣赏审定古文《尚书》疑案的阎若璩所言：“事无所证当求之迹，迹有不明当度之理。”西畤地望三说都在求迹、度理，可备察备议，益学益思，有助于今后此领域的学术进展。这也是笔者立意撰写这组评述文章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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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独小川：《祁山史地考略》，《礼县文史资料》第九辑（2015年）。
[2]祝中熹：《“三国”掩卷说祁山》，《西部发展报》，1995年3月16日。
[3]康世荣：《“六出祁山”简介》，《礼县文史资料》第一辑（2015年）。
[4]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5][19]祝中熹：《阳鸟崇拜与“西”邑的历史地位》，原载《丝绸之路》1998年学术专辑，收入作者的《秦史求知录》（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1页。
[6][13]马建营：《论祁山古城及其名称的变易》，《天水师范学院学 报》，2016年第3期。
[7]祝中熹：《秦国西畤地望研究述评之天台山篇》，《陇右文博》 2016年第4期。
[8] [12]康世荣：《祁山稽古》，康世荣主编《秦西垂文化论集》，文 物出版社，2005年。
[9]《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1999年。
[10]祝中熹：《秦人远祖考》，《陇右文博》1997年第2期，收入作者的《秦史求知录》（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页。
[11]此处原文有注：《秦人早期都邑考》，载《陇右文博》1996年创 刊号。
[15]a.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b.祝中熹： 《秦史求知录》（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6]《史记•六国年表》，中华书局，1999年。
[17][23] a.祝中熹：《论秦献公》，原载《陇右文博》2004年第2期，后收入《史海侦迹——庆祝孟世凯先生七十岁文集》，新世纪出版社，2006 年，第226页；b.祝中熹：《秦史求知录》（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8][21]a.祝中熹：《甘肃通史•先秦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84页；b.祝中熹：《嬴秦畤祭的东方文化渊源》，宋镇豪主编：《嬴秦始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20]王辉、焦南峰、马振智：《秦公大墓残铭考释》，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六本第四分册。
[22]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88页。
[24]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早期秦文化项目在礼县工作的重要收获》，雍际春等主编：《嬴秦西垂文化——甘肃秦文化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
[25][27]祝中熹：《秦国西畤地望研究述评之鸾亭山篇》，《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26]祝中熹：《春秋史三考》，原载《丝绸之路》1999年学术专辑，收入《秦史求知录》（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28]王学理等：《秦物质文化史•陵墓》，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 254 页。
[29]张天恩：《礼县等地所见早期秦文化遗存有关问题刍议》，《文博》，2001年3期。
原载于《陇右文博》2017年第1期
祝中熹，1938年生于山东诸城，195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退休前任甘肃省博物馆历史考古部主任，兼《陇右文博》副主编；现为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甘肃省秦文化研究会会长。倾心于先秦社会及秦文化研究，亦涉文辞故实考辨。已出版的学术著作有《早期秦史》《秦西垂陵区》《物华史影》《甘肃通史•先秦卷》《秦史求知录》（上下册）《青铜器》（与李永平合著）《古史钩沉》《摩碏庐文史丛稿》。主持策划《嬴秦西垂文化》的编印，参与《甘肃文物菁华》的编撰，为《陇上珍藏》 领衔撰稿人之一。
监制：杜东阳 责编：郭虎 编辑：马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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