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清浊”观念阻碍了文散官向武人的普授、滥授，进而阻碍了文散官的阶官化；下面我们再从“双授”入手，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魏末、北周之时，以将军号与五等大夫的"双授"成了普遍做法我认为这个事实，对于文散官的阶官化曾构成重大推动，并把这种作用名之为“拉动”，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历史的尘埃游戏遗迹怎么走?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历史的尘埃游戏遗迹怎么走
南朝的“清浊”观念阻碍了文散官向武人的普授、滥授，进而阻碍了文散官的阶官化；下面我们再从“双授”入手，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魏末、北周之时，以将军号与五等大夫的"双授"成了普遍做法。我认为这个事实，对于文散官的阶官化曾构成重大推动，并把这种作用名之为“拉动”。
魏晋以来，将军号的“散阶化”要早得多，其序列化程度也高得多，而文散官的"散阶化"则相对迟缓。不过由于魏末的“双授”泛滥，诸文散官便与军号建立了密切的对应关系，令军阶得以把其序列化形式和位阶性质传递给了与之“双授”的文散官，将之"拉"入了散阶序列的境界。这在北周军号、散官两个序列的一一对应关系之中，明白无误地体现出来了。正是魏末泛滥于时的“双授”，使军号得以发挥强劲的“拉动”之功，北周才得以完成了一次文散阶制度的飞跃。
进一步说，军号序列先于文散官实现了"散阶化"，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深论。秦汉的将军本是将领之职，但在汉末它们已有虚衔化的趋势。世入魏晋，将军号迅速增殖，不久就演化成了独立于军职的军衔阶梯。攻战杀伐离不开将士们效死用命，论功行赏方能令士气和战力常盛不衰；瞬息万变的战争时分，也经常需要迁黜其品秩而不致变动事任，或变动事任而仍其品秩。这时候更便于灵活处理功过、权责矛盾的"品位分等"，就更显示了更大可行性：不必赋予更大权责，迁其军号即足以褒功；而在须加责罚、同时又要借重其才略之时，贬其军号是为良法。
现代军队依然实行军衔制一点，也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明。军号不仅演化为军阶，而且应用范围在迅速扩展，还成了地方牧守、领兵都督的位阶，中央官僚加军号者的情况也日益普遍。 由此便可看到，军号之发展为位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功绩制的原则，它并不是一种保障士族权益的品位制度。陈苏镇先生对梁武帝军号改革的有关考察揭示，南朝的军号面向宗室诸王，更多情况则是武人依赖军号而发身迁转；梁武帝大通年间的军号改制，在官品第三至四品之间加置了十六班共160号军号，其目的就是拉长寒人武将的仕进之途。日人高桥彻后来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士族的高贵地位和特权标志，主要体现于对文职高官和"清华"诸官的独占，即令他们占有了军职和军号，那也只是占有“清官”的"延伸"。 魏晋南北朝是官职日趋分离、“品位分等”分外发达的时代。不过由上所论，对此期的官僚等级制，还可进而辨析出两种不同性质的"品位"：一种由中正品、清途、清官、清浊观念和士族门第等等构成，另一种则是由将军号构成的军阶序列。尽管它们都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特色，但不妨借助引喻以示区分：前者是以人的"门品"为中心的，后者则是以人的"官品"为中心。
这里的"官品"一词不是指九品官品，而是特指因供职服勤而被君主授予的禄位。如前所述，军阶具有更多功绩制色彩，要更多地服从于军政考虑，它正是一种由君主操纵而依功加授的禄位，由此就蕴含着使之整齐划一、形成序列的更大动力，以便利于中央权威的高效管理和依功加授。所以军阶的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外在形式，与唐代的文武散阶已非常接近了。 至如"门品"，当然是指士族门阀的传统门第了，它来自士族积久不衰的政治文化权势。门第、中正品、文武、清浊与官品、官职间错综交织的等级对应，乃是一种基于传习的秩序。由于它并非出自刻意规划，所以只是"散乱"于不同等级、不同机构、不同职类之中，而非一个外在的、整齐的位阶序列。
从"分官设职"的行政规律观之，门品与官职的关系是杂乱无章、不成系统的；可在士族眼中就不同了：这个局面秩序井然，在其中他们如鱼得水、冷暖自知，闭着眼睛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何等门第(如高门、吏门、役门之类)应获何等中正品级，对文官与武官、实官与散官、朝官与外官、命官与府官等等何"清"何"浊"，该由何起家迁转才算"人门兼美"、"才地俱允"，士族了如指掌而轻车熟路。质言之，在士族政治之下，士族不但在居官之时，而且甚至在居官之先，事实上就已拥有一种与官职分离的"品位"了，这便是"门品秩序"的本质所在。不过对士族门阀来说，他们并无意图把这种"门品"化为一种"外在"的整齐序列，因为这种更革只能求助于专制权威才能完成，而且将造成既定权益格局的重大变动。
五朝社会中文化士族占尽要津，十六国北朝则由军功贵族构成政权的主干。由于部落的尚武传统，北朝少数族政权中军人具有更高地位，军政得到了更大重视。军队的组织原则与专制官僚制度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在对集权制、等级制、法制和功绩制的寻求上，二者息息相通。先秦的秦国正是通过军国主义道路，而成功实现了专制化和官僚制化的。就是在现代世界，由军人把持的政权一般也都是独裁专制政权。
东晋皇权低落、门阀与皇权“共天下”的局面，由武装性的次等士族为其终结者；但南朝文化士族盘根错节，次等士族重振专制皇权和官僚政治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集团之大。理解了如上事实，文散官的阶官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因军号"拉动"而突飞猛进，发展为官僚政治性质的散阶制度，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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