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帮扶工作队信息报道（驻村帮扶印记木纳斯的马长波）

这是马长波在木纳斯村的第543天。

2019年的尾声即将到来。他站在村里新修的停车场边遥望远山。山脚是泛着碎光的沃日河，河的另一边，是像木纳斯村所在一样泛黄的大山。再远一点，西南方向绵延着一群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山头，在远处空旷的蓝天下显得尤为寂寥壮阔。

“我都看习惯了，没感觉了。”马长波发表对眼前景色的评论，神情平静。他头戴一顶蓝色鸭舌帽，帽子上“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中国”的标语在蓝天下清晰可见。

一旁的第一书记笑起来，“他说他原来在春熙路看美女也看习惯，没感觉了。”驻村第一书记名叫彭文清，是小金县司法局的干部。马长波是她的队员。三人小队里还有一名来自小金县医保局的何明友——从2018年6月开始，这支扶贫工作队入驻阿坝州小金县日尔乡木纳斯村，开启了新一轮脱贫攻坚战。

马长波，是扶贫工作队里最年轻的那一个，也是其中唯一的汉族。

驻村帮扶工作队信息报道（驻村帮扶印记木纳斯的马长波）(1)

扎根木纳斯

35岁的马长波出生于简阳农村，2007年大学毕业后曾干过6年的商品管理，“天天都要朝春熙路跑”，直到2012年，他决定考公务员。

“一直在外面飘着，感觉没做什么事，不是个办法。”马长波给自己的过去做了个简单定义，顺手给身边的何明友递过去一块劈开的木柴。村支书黄维忠家的客厅里，雪白的墙壁上贴着国家领导人和天安门的画像，靠近炉火的地方有轻微的烟熏痕迹。炉边是一排铝合金窗户，望出去是深蓝天空下似乎亘古不变的白雪山头。

马长波挨着他喊“何哥”的何明友坐在领导人像下方的矮沙发上，现在他身上已经完全没有春熙路的痕迹了。他递柴给正在生火的何哥，黝黑的面庞在若明若暗的火苗映照下略有些泛红。

“长（zhang）波哥只要不说话，别人都会觉得他是小金的（人）。”杨学琴笑着告诉我们。杨学琴如今是小金县税务局第二分局副局长，此前她曾在木纳斯村对面山头的董马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因为同在税务系统的关系，她与马长波熟识。两村隔得近，常有工作交流，彭文清的三人小队都习惯叫她“小杨妹”，而她开玩笑叫的“长（zhang）波哥”，也逐渐成为三人对马长波特有的称呼。

杨学琴还记得马长波刚到木纳斯的样子。“人很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木纳斯村地处日尔乡东北方高半山，海拔3200多米。全村61户262人，99%是藏族，一个典型的嘉绒藏族聚居区。因地势原因，村民的厕所都是旱厕，且建在屋外。“刚来的时候，我回县里，他还托我给他买棉拖鞋，还有房间里用的小便桶，”杨学琴笑起来，“很快他就适应了，什么都跟村民一样，你看他现在像不像个老头儿？”

马长波早已习惯了队友和小杨妹的打趣。他还年轻，自然不像老人家，只是在高原风吹日晒后变得黑红的皮肤，头上戴着的彭书记同款蓝色鸭舌帽，捡起地上晒着的大黄（当地药材）察看的姿势，都让人打心眼里觉得，他是属于脚下这片土地的。

“上级对我们驻村的要求，就是同吃同住、打成一片。”马长波领着我们走在雪后结了薄冰的山路上，一边引导我们避开冰面和散落的牛粪。牛粪是宝贵的肥料，春天的时候他曾帮村民扛过，彭文清拿出当时的照片给我们看，照片里马长波扛着一大袋子牛粪，正一门心思地往牛圈跑。

村民对我们的到来极为热情。路上偶遇上山拾牛粪回来的村民，马长波跟他们打招呼，提醒他们注意安全，村民们向我们说完“扎西德勒”之后，往往会加上一句：“去（我家）喝杯茶吧？”马长波笑着摆摆手，有时搭手扶一把年纪大的村民。山头风声猎猎，阳光驱散着寒意，远山静默。马长波回头注视着背着背篓远去的村民，“这里的人们都很热情好客，特别质朴。”

“要让村民觉得你是自己人，你讲的话才有说服力。”马长波脸不红气不喘地走在山路上，如履平地。这些路他实在太熟悉，几乎不用低头看路。“我觉得我们像是被撒出来的钉子，扶贫比如一张蓝图，我们就是把这些蓝图钉下去，只有深深地扎根进泥土里，扎到木纳斯村的村民中间，才能钉得稳、钉得牢。”

马长波的确沉稳地、不声不响地扎进了木纳斯村。杨学琴说自己刚开始驻村的时候，经常哭。“因为感觉什么都不知道，”她虽然是小金本地人，面对贫困的农村也一度手足无措，“那时候就会跟长波哥讨论，他会耐心地帮我想办法。”杨学琴发现，即使很多事情马长波从没做过，也能很快摸清头绪，做得有模有样。长波的“长”，某种程度上变作了“兄长”的“长”。

讲起扶贫工作和村里的大小事宜，马长波神情松弛，双手偶尔在身前挥一挥。他在这里，一切都融入了他的生活，从日出到日落，时间让他与这座山气息相连。采访中大部分时间他都从容泰然，唯有在面对摄影师镜头的时候，他才像我们身边的大部分男性一样，突然变得紧张僵硬。

“你从这块石头上跳下来一下吧！”摄影师蹲在地上仰起相机。

“好。”他应了一声，同手同脚从石头上跳下来。

一旁的围观群众发出一阵短暂的哄笑。他也跟着笑起来。

三万枚钉子之一

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如战鼓频响，扶贫到了需要攻坚的时刻。

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2018年6月底以前，按照“派最能打仗的人”要求，要实现全省11501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一村一队、到岗到位。

作为阿坝州小金县税务局的结对帮扶单位，新津县税务局党委班子决定选派一名干部前往小金，参与组建扶贫工作队。他们选派的“最能打仗的人”，就是马长波。“这个小伙子，肯学肯钻肯干、吃苦耐劳，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娃娃。”新津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佳伟告诉我们。

马长波清楚地知道，“精准扶贫”的准头，就在像他这样的“钉子”身上。钉下去，又如何发挥作用，是他时常自问的问题。“我们能做什么？”他看向彭书记和何哥，“其实我们能做的很有限，我们受职权限制，也不能给村里拉来大项目、搞销路，目前能做的就是宣传扶贫政策、反映民情民意、帮忙村民解决实际困难。”想了想，他又补充道，“现在扶贫政策已经很全面了，三个主要致贫因素，因病、因残、因学，都有相应的扶助政策，其他方面就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了。”

马长波的表述简洁、准确，逻辑自洽且清晰。往往在提出某个现象后，再补充说明这一现象的成因。他把这一思维方式归功于成长经历。“从读书的时候开始，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做决定。”父母教给他的，更多是朴素的“做一个好人”。对整个世界的思考，只有源自他不断的探索与试错，也正是这个过程，形成了他极为明显的性格特征。

“务实、热情，”彭文清在评价他的时候，“务实”二字脱口而出，“老百姓的事都第一时间解决。”

从务实的马长波的视角看来，过于宏阔的理想并无益于扶贫工作的开展。清楚现在是什么样、将来可以怎么样，才是真正有利于扶贫的态度。马长波大学念的是经济学专业，被问及“怎么理解‘经济’一词”的时候，他顿了顿，笑起来：“经济就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经世济民，落到实处——在木纳斯——以及上万个像木纳斯一样的贫困村，的确就是村民们的衣食住行。

木纳斯村全村地处阳山，气候干燥，一年只能出产一季庄稼，当地农作物以小麦、胡豆、洋芋、豌豆为主。近年来，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部分村民开始种植大黄、一枝蒿等药物，经济逐步好转。在队长李茂家中，我们看到了地上堆放着的大黄，根茎直径在2-6公分不等，李茂说这是上一批收剩下的。“大的已经收走了，价格要好一些，”他说，“小的这批过一段时间也会有人来收，（协议的）保底价是9毛5，有人出价更高也可以卖给他。”

夏天的时候，马长波跟村长和队友一起去地里验收大黄。大黄开着玫红色的花，像一柄柄利剑一样直直地从绿色的山坡上冒出来。马长波一时看花了眼。趁年轻的确应该多出来经历一些，他感慨。“这里的大黄可以长很大，”他伸出两手比划了一下，“有的要用挖掘机才能挖出来！”

随着植物一起生长变化的，是整个木纳斯村的村容村貌。山路被加宽硬化，装上了绿色的防护栏，上山路上有三道铁栅栏门，是村里用来防止牛羊跑下山的关口。村头村尾分别都修了停车场，这样在药材收购季上山的车才能有地方停放。村里新建了公共厕所、公共垃圾池，村卫生室前方，甚至立起了一个高大的篮球框，在高原风吹日晒中变成了深褐色。

村里家家户户装上了太阳能热水器，原本毫无遮拦的房屋垭口，如今也加上了透明的挡风防护栏，山野依旧一览无余，却再无冷风肆虐。“经济好嘞，都装起来了。”村长吴学周慢慢地踱步过来。

村民朱菊香抱着十个月大的儿子在院子里晒太阳——她们家曾经也是贫困户——如今家里经济条件好转，不仅新修葺了房子，买了拖拉机，还生了二胎。小家伙也不认生，对着摄影师的镜头笑得十分开心。

马长波看了《我和我的祖国》，对其中“白昼流星”的片段记忆犹新。“我们对边远地区的扶贫支持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要让扶贫干部一下子扭转主角的性格，还是有点艺术化了。”他认真想了想，“脱真贫、真脱贫，不是说说而已，还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这就是我们这样的驻村工作队存在的意义。”他总结道，“一点一点，从思想上帮村民们改变。”

改变，意味着接受新观念，也意味着选择和放弃。互联网早已参与到了这个改变进程中。小金县城里有“四通一达”和顺丰快递员奔忙的身影，“邮政也可以送货进村了”。村长吴学周在抖音关注了李子柒，因为他的孩子运营着一个签约头条号，专门介绍木纳斯风光。

“经济好起来，可能有些传统的东西就变了，但这是发展的必然。”在马长波看来，村民过得更好显然更重要。

平凡亦有可为

河滩上的冰雪渐渐融化。村长吴学周搬到了山脚下。

“那里，看到没有，那个电站边上，我们现在就住在那儿。”他伸出右手，食指遥遥指向山脚下沃日河中一湾碧绿的水域。

彭文清在一旁又笑起来，“吴村长‘叛逃’了！”吴村长赶紧摆摆手笑起来，脸庞微红：“没有没有！”彭文清又说，“我们黄书记（村支书）一家也已经在山下买了地了。”这几天黄书记的爱人住了院，他正在医院陪护，并不知道自己要搬家的消息即将传到一百五十公里外。

经济条件稍微好一些、年纪尚轻的村民们陆续搬到山脚下或是日尔乡镇上，这里有更好的教育、医疗资源，以及更适宜的居住环境。马长波也是这样跟村民们分析的，随着年龄增长，对便利的医疗条件的需求也将日益增长，而尽管新修了山路，但下山路开车仍然需要30到40分钟。有时候这几十分钟，就是生死攸关。

“但是故土难离嘛，”马长波的手在膝头轻轻叩了叩，“老人对自己的村落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肯定要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队友何哥是县里医保局的，他跟何哥对疾病有过深入的讨论，希望能最大限度地预防高半山区域村民们的多发疾病。

“这里心肺问题比较突出，”马长波又开始分析，“你看，因为首先这里海拔比较高，其次大家又比较喜欢喝酒，上了年纪心肺出问题的概率就比较大。”工作队对此进行调查讨论后，将相关民情上报了相关部门，很快就有了相关健康知识宣传和定期检查。

马长波对比了简阳老家和藏区农民的医保报销情况，发现如今医保政策已经尽量向边远贫困地区倾斜。这个数据最直观地来自他的父亲。2018年，他的父亲因车祸受伤入院，母亲不识字无法照顾，焦急辗转之下，上级部门多方协调，给了他二十天假回家陪护父亲。“那是最难的时候，”马长波衣兜鼓起来，他的手揣在里面，“我爸年纪很大了才生的我，现在年龄大了，我又不能随时在身边照顾。”等了一会儿，他松开手，看向炉火，神色复归平静。

“等回去了，我会好好陪他们的。”他把双手在身前交叉起来。“他们”，还包括母亲、妻子和两岁的儿子。村民朱菊香家的小儿子往他怀里钻的时候，他的手臂略有些僵硬。“我那个儿子啊……”他眼神亮了亮，没有再继续，转而低头对怀里的小家伙笑起来。

“回去后再好好弥补，好好陪他。”他寄望于小朋友两岁前的记忆都是模糊的，等他回去后再陪伴还来得及。“等他长大了，我就带他回这里，告诉他这里有爸爸的‘战友’，这是爸爸曾经流过汗水的地方。”阳光穿透稀薄的空气照在我们身上，山坡上挖大黄的村民三三两两散开，有鹰在墨蓝的空中盘旋，时间缓慢近乎凝固。停了好一会儿，马长波突然开口：“我想跟他说，你看，人生从来不轻松，大家都是平凡人，只有脚踏实地干过一些事，才算过好了这一生。”

高中时期的马长波从当时仅有的200块生活费里拿出15块，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了很多遍”。这本书和童年时的农村经历一起，共同构筑了他人生选择的基础。农村生活对人的磨砺是全方位的，骄阳黄土下的汗流浃背、狂风暴雨前的慌张收晒，干起来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插秧、收割、脱粒、堆垛……都在轻轻的一句“苦大的”里带过。这段经历练就了他极强的适应力，吃苦于他，驾轻就熟，“这里比小时候的条件好多了。”

“为什么来这里呢？”我问他，“王局长说只有你一个人主动申请。”

“其实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申请，”他松开交叉的双手，“只是另一个同事家里确实走不开，我们局又刚好需要人过来，我又是党员，那我就过来吧。”

“事情总要有人做，对不对？”他抬起头看着炉火。妻子和家人对他的理解支持让他感到十分满足，“我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

大概是想到了妻子，他的语气柔和起来。他说等回去后，要把这一段经历好好写下来，“时不时拿出来看看，免得老了忘记。”

“那是不是也把我们写进去呢？”何哥指指坐在对面的彭文清和小杨妹，又指指自己。

“肯定啊，”马长波哈哈大笑，伸出手比划了一下，“起码要写好几大章哦！”

何哥和彭文清、小杨妹笑成一团。他们是他的战友，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马长波就是这么介绍的。精准扶贫，的确是一场需要精力和耐心的战役，要与之抗衡的，不止是恶劣的自然条件、未知的灾害风险，还有内心的孤独、彷徨与迷茫。有战友，一切都不会太坏。

次日就要准备迎接国检抽查了。来自长安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将走进被抽中的贫困村，了解扶贫工作开展情况，确定各项指标，为各驻村工作队2019年的工作打分。

“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马长波望向自己的队友，“大家的生活的确在变好。”然后，他小声但笃定地说道，“我们还是做了一些事的，大家都看得见。”

采访结束，告别的时候到了。他和他的战友们在村头与我们挥手告别。稍后他们还将为明天的国检进行简单的讨论与准备。“要把我们长波哥写好一点哦！”何哥对我们喊。“重点是要宣传一下我们木纳斯村！”彭文清笑着加了一句，“我们这里七八月特别凉快、特别美！”

敞亮的太阳光下，他们的笑容真挚又热烈，和他们身后的木屋与柴火堆一起，从车窗中渐渐远去。

车过日尔乡，有一段路上密集飞扬的尘土掩住了车窗外的远山。尘土渐消之时，雪山又再浮现。我想起马长波和吴村长在村里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