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是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逝世的纪念日。
去年年底，由他本人参与设计和推进的苹果新总部Apple Park终于完工并投入使用，今年8月份，苹果成为了全球首个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的公司。在乔布斯逝世7周年之际，没有乔布斯的苹果公司再次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但是，关于乔布斯的故事和苹果的传奇依然为人乐道，这一切大多发生在苹果的旧总部。
过去一年，跟踪报道苹果超过30年的科技记者史蒂夫·列维（Steven Levy）采访了大量曾经或现在就任于苹果公司的员工，以口述的方式形成长篇报道《An Oral History of Apple's Infinite Loop》刊登于美国《连线》杂志，文中披露了大量苹果公司与乔布斯不曾见诸报端的细节与往事。
值此纪念日，「造就」特别编译此文。
苹果公司的旧总部就像是一本书，里面记载了太多故事，有的是关于披萨烤箱和棒球球棒，有的讲述了iPhone的秘密，还有的讲述了乔布斯办公室那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上个月，苹果成为全球首个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的公司。新园区总部的环形造型、巨幅曲面玻璃，无不透露出一股行业霸主的味道。可谁又知道，昔日苹果也曾经历过低潮。
25年前，被誉为“电脑革命先驱”的苹果公司陷入衰退。
当时，员工们刚搬进窗明几净的新总部，这是由六幢大楼环形排列的建筑群。那时的总部叫做“无限循环”（Infinite Loop），名字取自一种常见的编程错误（即代码在运行时不断重复），但命名者已无从知晓。正是在这块土地上，苹果的领导者与工程师一道，挽狂澜于既倒。这里发生了数不清的故事与传奇，其中很多都不为人知——直到你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旧总部俯瞰图
今年，整个公司就要迁入名为“苹果公园”（Apple Park）的新建筑了。即便总部旧址得到保留，此举也彷佛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史蒂夫·乔布斯顺应人心、带领苹果起死回生的时代，就此告一段落。正如作家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所说，乔布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
一年多来，我陆续采访了曾经或现在就任于苹果公司的员工，采集他们关于旧总部的回忆。让我们一同走进位于加州库比蒂诺的这块土地，倾听关于Mac重生，关于iPod、iTunes、iPhone，关于乔布斯精神的故事。（文字皆由员工亲述，略经编辑）
“无限循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苹果决定扩建库比蒂诺总部，打造一处更宏伟的新园区。而八十年代中期被赶出公司的乔布斯，那时已有了关于新总部的想法。
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1983-1993年任首席执行官）：我一开始与乔布斯共事的时候，他就有了打造苹果园区的想法，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超站”（Supersite）。乔布斯希望，“超站”里的人们能像身处迪士尼乐园一样，穿着五颜六色的工服，乘坐单轨列车跑来跑去。当他把工服的创意说给Mac工作组的同事们时，他们都觉得他疯了。
1993年，约翰·斯卡利与同事摄于苹果总部
克里斯·埃斯皮诺萨（Chris Espinosa，苹果8号员工，1977年工作至今）： 后来，史蒂夫虽然离开了公司，但有必要从公司地产里拨建一块中央园区的想法，已根植于斯卡利的脑中。
斯卡利：所以，我们买下了原属四相系统公司、后被摩托罗拉并购的一处厂址。
夏恩·普鲁登（Shaan Pruden，全球伙伴关系高级总监，1989年工作至今）：1993年，我去过一次。印象中，窗户都已经装好了，但内部还没有完工。我记得那些巨幅玻璃，轰鸣的推土机也相当震撼。
埃斯皮诺萨：真正入驻差不多是在92年底、93年初。我们基本是按照从1到6的大楼序号，依次迁入。
格雷格·乔斯维亚克（Greg Joswiak，产品营销副总裁，1986年工作至今）：园区修得很快，而且通透明亮。每个人都想搬进去。之前，我们被困在隔间里；一眨眼，几乎人手一间办公室。工作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埃斯皮诺萨：管理人员、软件部最先进驻一号楼，Mac部全体进驻二号楼，然后依次是开发工具部、技术支持部、产品营销部。四号楼是餐厅和典藏异常丰富的苹果图书馆。硬件部进驻五、六号楼。让所有研发人员都融入其中，这是建园的初衷。然而，等到园区建成时，员工人数已发展得过于庞大。到我们陆续迁入后，公司开始走下坡路，员工人数缩水，园区这才把我们装下。1996年时，我们已经全部搬到了“无限循环”。
托尼·法德尔（Tony Fadell，产品设计工程副总裁，供职期间2001年-2010年）：七号楼叫“胡椒磨坊”，位于迪安萨北大街，是一处餐厅。后来虽然改为BJ’s仓储超市，但大家还是用着旧称呼。如果有人说“我在七号楼等你”，这就相当于在说“我们去喝点什么吧”。
乔斯维亚克：进驻的首批员工，可以为专属会议室命名。名字五花八门、相当诡异，还有的叫“这里会议室”或“那里会议室”。我到现在也分不清，哪间是“这里”、哪间是“那里”？
斯考特·福斯托尔（Scott Forstall，软件业务高级副总裁，供职期间1997年-2012年）：那些楼就像迷宫一般。每次我带人进来，他们都会迷路。印象里，访客中只有一位没有迷路的，当时我们正在开发视障人士的屏幕阅读器。那个人牵了一只导盲犬，他提出借用一下洗手间。以前，访客们去了厕所后，必定都找不到回来的路，所以我都会等上半天。而这次只用了五分钟，狗就带着他回到了原地。那只导盲犬是唯一一个没有迷路的外来客。
一位不融入苹果文化的CEO园区启用之时，恰逢苹果处境艰难，首席执行官换了又换。1992年，斯卡利离职，外号“柴油机”的麦克·斯宾德勒（Mike Spindler）继任；1996年园区建成不久，斯宾德勒离开，吉尔·阿梅里奥（Gil Amelio）履新。与此同时，乔布斯创建了计算机公司NeXT。
1988年，NeXT电脑时期的乔布斯。
普鲁登：1995年3月，我搬进了三号楼。对苹果来说，那是一段困难时期。每天都有人离开，每天都有人被改组。
埃迪·库伊（Eddy Cue，互联网软件及服务业务高级副总裁，1989年工作至今）：刚进园区的那段日子，苹果并不是一家特别成功的公司。当时公司面临的问题，是能否继续生存下去，而不是能否做出一番成绩。
吉尔·阿梅里奥（首席执行官，供职期间1996年-1997年）：当时扔过来的是个烂摊子。为了把它收拾好，我使出了浑身解数。
海蒂·罗伊森（Heidi Roizen，开发者关系主管，供职期间1996年-1997年）：我虽然是斯宾德勒招进来的，但却与阿梅里奥同一天上班。那个季度，公司亏了7亿美元。当时，开发者关系部共有350名员工。一周后，我被告知必须裁掉20%。那可真是心酸困苦的一年。
弗雷德·安德森（Fred Anderson，首席财务官，供职期间1996年-2004年）：我是1996年4月1日愚人节那天入职的。当时，公司正处于流动性危机，我的工作是率领金融部完成一项大型重组计划，还要负责与发行债券相关的事宜。我召集了一个部门会议，结果会计和财务主管都没到席。后来我才知道，他俩在我入职之时就已经办完离职手续了。最后，我不得不临时提拔了两个人来填补空缺。
普鲁登：1996年圣诞假期前的周五晚上，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可别不打招呼就回家了。”凌晨四点半时，他说，“你回去也行。出不了什么事。”一个半小时后，他喊我回公司。我看到，《圣何塞水星报》的记者全员出动，都聚集在四号楼的员工会议厅外，迎接这场媒体的盛宴（不过没什么苹果的员工）。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走上讲台，说道：“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谨此宣布，苹果公司正式并购NeXT公司，接下来，有请吉尔·阿梅里奥和史蒂夫·乔布斯！”看着他俩从廊道由远及近，我脑海里就两个念头：一，我这是在见证历史；二，天哪！我们有救了！
艾维·塔瓦尼安（Avie Tevanian，软件工程高级副总裁，供职期间1997年-2006年）：并购会议是夜间召开的，等到律师们办完一切文书签字手续，已经是深夜了。出于某种原因，我们还得发布通告。
阿梅里奥：我明白，史蒂夫绝不会允许合作关系的存在，也明白我在苹果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不过，我还是做了我认为对公司而言正确的事。
乔恩·鲁宾斯坦（Jon Rubinstein，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供职期间1997年-2006年）：NeXT并购案完成后，我们与阿梅里奥团队一同走进了这个“疯人院”。所幸，弗雷德·安德森也在里面，不过，其余的人都像疯子一样。那真是一幅疯狂的景象。我们开始大幅减员。乔布斯偶尔会过来，做一下顾问，不过待不长。阿梅里奥与公司不太搭调。
罗伊森：我入职的时候，阿梅里奥还在“城市中心”办公（“无限循环”之前的总部）。他的楼层布置得如同美国商人的心灵圣地。用史蒂夫的话说，得请个法师来驱驱邪。
阿梅里奥：我不太喜欢把全部事情都放在“无限循环”里处理，所以就在一号楼的第四层，弄了个行政套间。
安德森：阿梅里奥每天都吃着用瓷器盛好的午餐，他从不去公司的餐厅，与普通员工打成一片。他没有融入苹果的文化。
1996年5月13日，阿梅里奥出席一场公司活动。
阿梅里奥：我绝不融入什么文化。我在苹果的管理理念是极其专业的，而且讲究自律。之所以这么做，只有一个原因：这么做有用。在我治下，根本性的问题确实得到解决，新平台确实搭建起来，质量问题确实不再出现。这是事实。
安德森：我参加过三场没有阿梅里奥出席的董事会会议。杜邦公司老总、董事会成员艾德·伍拉德（Ed Woolard）问我，“你同意这个战略吗？”我感到一种被托付的责任感，觉得理应据实相告，于是回答，“我不同意。”他又问，“你觉得我们今年应该制定这个计划吗？”我说，“我不这么认为。”他接着问我，“公司士气如何？”我说，“不大行。”
鲁宾斯坦：7月4日，那是个周末，弗雷德打电话给我说，“立刻来我办公室一趟。”原来，阿梅里奥被解雇了，由弗雷德接任。在7月、8月和9月的开始几天，弗雷德一直担任临时首席执行官。后来，乔布斯介入，参与招聘正式职位。我们面试了一大群人，乔布斯一个也没看上。就这样，他亲自出马，正式担任首席执行官。
“Think Different”搬进“无限循环”一号楼后，乔布斯开始变革公司制度与企业文化。一号楼里的巨大中庭，以及坐落其中、专用于召开意外会议的咖啡馆，引领苹果通往今日之路。四楼隐约闪现着乔布斯的身影。
埃斯皮诺萨：史蒂夫回归后，我跑到一家专卖旗帜标幅的商店，买了一面海盗旗，把苹果的贴纸粘在上面，然后把旗子绑在中庭的步行桥上。四个小时后，保安才把旗子拆掉。
丹·维森亨特（Dan Whisenhunt，房地产业务副总裁，供职期间2007年-2018年）：史蒂夫不喜欢这个园区。园区建设期间，他并不在苹果，也没有参与设计。但园区的那些内部结构还是很好的。
鲁宾斯坦：它们算不上出色的建筑。我们从外面看的时候，史蒂夫会摇摇头。
维森亨特：不过有一处是史蒂夫认可的，那就是内部的庭院。院子既隐秘，又很美，还有一种大学校园般的生机，与公司相当搭调。
麦克·斯雷德（Mike Slade，首席执行官特别助理，供职期间1999年-2004年）：史蒂夫没有搬进阿梅里奥的办公室，而是自己找了间小屋子。房间里堆满了人们给他的各种杂物。任何时候进去，都能看到大概100样东西。各种玩意儿散落在沙发和咖啡桌上，就连办公桌都杂乱不堪。
埃斯皮诺萨：史蒂夫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一号楼的中庭里拉起了“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的巨幅标语。虽然有点炒作的意味，但大家还是感到很震撼。紧接着，他开始让产品出现在标语旁边。无论你是产品经理，还是团队工程师，没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产品挂在12米高的海报上，更让人觉得干劲十足了。
2000年4月，“无限循环”大楼中的“不同凡想”巨幅海报。
谢丽尔·托马斯（Cheryl Thomas，软件运营副总裁，1989年工作至今）：“不同凡想”的口号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非常重大，因为它重新定义了我们是谁、如何思考。那天，我们办了一场周五啤酒派对，免费向员工发放海报。大家都把海报裱起来，挂在办公室里，直至今日。
菲尔·席勒（Phil Schiller，全球营销高级副总裁，1987年工作至今）：当时跟现在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会儿没有手机，连Wifi都没有，人们也不是只从网上看新闻。杂志成了头等大事。邮车载着大家订阅的杂志在园区里兜一圈，每个人就捧着Macworld和MacWEEK杂志，直接翻到封底的传闻专栏，问，“这次又有什么传闻？”
库克和“牛顿”苹果公司的核心区域在一号楼；而一号楼的核心区域，是乔布斯位于四层的会议室。
库伊：这里简直是集合中心。由于乔布斯与产品之间的密切关系，这里占据了我们绝大多数的时间。
斯雷德：有乔布斯参加的大部分会议，无论是和谁、谈什么事，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他在说话。不管对面坐着谁，他只管说。
鲁宾斯坦：我们每周一开例会。史蒂夫坐在办公桌中间，身后放着白板——他喜欢在上面写写画画。公司的重大决定都是在例会上做出的，比方让iPod支持Windows系统。我和菲尔争取了很久，最后史蒂夫终于被惹火了，他告诉我们怎么样都行，但做成什么样我们要负责。
席勒：1997年，我们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抛弃“牛顿”掌上电脑。现在我还记得“牛顿”用户在总部外面抗议的情景。
蒂姆·库克（Tim Cook，首席执行官，1998年工作至今）：上班第一天，我跨过了一条警戒线，才进入了总部大楼。看到人们举着标语、大声叫嚷，我心里想：“我做什么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史蒂夫决定放弃“牛顿”。我告诉他外面有很多抗议者，他说，“我知道，不用担心。”
1993年的早期平板电脑“牛顿”已经拥有了一批粉丝，人数虽然不多，但充满热情。
席勒：我们都问：“史蒂夫，牛顿用户在抗议呢！你打算怎么办？他们很愤怒。”史蒂夫说，“他们当然有权愤怒，他们深爱着牛顿。这是一款伟大的产品，而我们不得不抛弃它。这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所以，我们要买好咖啡和甜甜圈，送到抗议者手中，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我们很抱歉，我们是支持你们的。”
库克：我曾在IBM和康柏干过，帮助处理了很多次的产品推介和召回。不得不说，关心召回的人极少，关心推介的人也不是很多。我之前从未见过像这样深爱一款产品的用户。
斯雷德：有一天，在史蒂夫的办公室，我们谈起了某款产品。大概是在98年或者99年初，他在亚马逊网站上购买了这款产品。一键购物让他惊叹不已，觉得非常酷。于是，他打电话给亚马逊，用100万美元获得了一键支付专利的授权。
库伊：我记得，我第一次在一号楼开会是和史蒂夫一起。在四楼的会议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会议从10点开始。当时，我负责在线商店方面的工作，我们试图把与之相关的所有东西都想出来。到1点的时候，他说：“你饿了吗？我饿了。”结果送来了六份比萨。我心想：“他们肯定不知道我们想吃哪种，所以送了一堆比萨来。”我拿起第一份比萨，上面只有番茄汁和洋葱，没有奶酪，也没有其他任何东西。第二份比萨也是一样。我心想：“好吧，现在我明白了。前面三份都是他的。”我打开第四个装比萨的盒子，还是一样。六份比萨，全是番茄和洋葱味的。于是我发现，他对比萨的想法和我对比萨的想法绝对不一样。
斯雷德：1999年，我们即将发布iMovie。史蒂夫给了我们所有高管一台iMac、一部崭新的索尼数码相机和一周的视频制作时间。第二周的星期一，我们展示了自己制作的视频。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子女，于是大家都制作了关于子女的视频。史蒂夫也做了一段关于他子女的视频。但不是关于子女的视频非常有趣。库克制作了一段视频，调笑帕洛阿尔托的高房价。
库克：当时我想买套房子，结果被这里的房价给吓到了。
斯雷德：现在回想起来，那段视频几乎没有告诉我们有关库克的几乎任何事情。那时，没人真正了解库克，他有点神秘。
占公司便宜的亿万富豪乔布斯最受欢迎的一个举措是翻新了名为Caffè Macs的苹果公司食堂。
弗朗西斯科·朗戈尼（Francesco Longoni，1998年至今担任苹果餐饮服务主管）：史蒂夫和我是朋友，因为他就住在我以前经营的Il Fornaio餐厅附近，离他家很近。史蒂夫想让我过去打理苹果公司的食堂，当时是由第三方经营的。
席勒：他对弗朗西斯科说：“你愿不愿意经营北加州最大的餐厅？”
朗戈尼：我说：“前提是我能成为苹果的员工，所有的厨师也能成为苹果的员工，而不是什么第三方的人。”1998年初，我得到了工作邀请。我的所有朋友都对我说，你简直疯了，苹果都快玩完了。我回答道：“不，史蒂夫回来了，我很了解史蒂夫，他能救苹果。”
普鲁登：食堂每年都会推出几个新品，我想这是为了让弗朗西斯科感到满意。所以我们有了咖啡烘焙，当时还是新事物。他们后来又做了冰淇淋和乌冬面。
朗戈尼：大概12年前，我们推出了一种烧木头的室外比萨烤箱，是我设计的。一个星期二早上，我们拿出了这种烤箱，所有员工都惊叹道：“天啊，这东西真酷。”我说：“完了，如果所有人都喜欢，史蒂夫肯定不喜欢！”我把烤箱的照片拿到他的办公室，说：“今天的比萨不错。”一分钟后，他走下楼，绕着烤箱转来转去，东摸摸西看看，最后说：“干得好！”
福斯托尔：我和史蒂夫一起吃东西的时候，他每次都坚持要替我付账，我觉得这有点奇怪。即使我们一起去，他点了很快就能弄好的食物，比如预制寿司，而我点了用燃木比萨烤箱做的比萨，他也会在收银台旁边等我10多分钟。这让我很尴尬。最后我告诉他：“说真的，我能自己付账，请不要站在那里等我。”他说：“斯考特，你不明白。你知道吗，付账时刷你的卡，费用会从你的薪水里扣除。我一年的薪水才1美元！每次我刷卡的时候，我都能白吃一顿！”这位亿万富豪就是这样占自己公司的便宜，一次几美元。
差一点被收购？2001年，苹果出现转机，但在资金方面仍然捉襟见肘。
法德尔：我在2001年加入苹果（领导iPod项目）的时候，总部园区还显得空荡荡的。每栋楼里都有空置的办公室。所有的陈设从未换过新的。
库克：那段时间很艰苦。公司股价重挫，跌了60%到70%。Gateway创始人特德·韦特（Ted Waitt）给我们打电话，说他想收购苹果。史蒂夫和我与韦特和他们的CEO开会，当时的史蒂夫简直像变了一个人，显得非常平静，听他们作出的评论，听他们如何保留苹果这个品牌。我坐在那里，感觉身体都被掏空了。然后他们说，他们也许可以为史蒂夫提供一个职位。我心想，他要发飙了！他随时会发飙！接着，他们开始讲价。史蒂夫看着他们——他的眼睛仿佛可以看穿你的灵魂——说：“你们认为谁更值钱，是苹果还是Gateway？”两三分钟后，会议便结束了。几周后，Gateway发生财务丑闻，股价崩盘。
斯雷德：2001年9月11日，我开始上班的时候，感觉公司要倒闭了。会议被取消。史蒂夫无所事事地坐在会议室里，电视打开着。他说：“我真的不知道公司还能不能做下去。可能干不下去了。”
iPod大获成功那一年，苹果员工正在努力研发iPod。
席勒：有一天，我走进史蒂夫的办公室，说：“跟我们竞争的所有产品，每次都必须按一下按钮才能播放下一首歌。”如果有一千首歌，你肯定不想按一千次。我们一直在想，当你跑步的时候，伟大的产品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意味着你必须能够一只手操作。我意识到，我们可以把转轮的想法应用于音乐播放器。如果可以不断地转动转轮，而且可以加速的话，那就太好了。
法德尔：iPod发布会在上午10点举行，持续了一小时，然后我们进行了一场演示，吃了午餐。下午大概两三点钟，我们刚放松下来，这时史蒂夫却说：“托尼，乔尼，格雷格，菲尔，去工业设计工作室。”他说：“对于第二代iPod，我们需要做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我们才庆祝了十亿分之一秒，就要做下一代产品了。但一周后，我们聚了一次餐，吃得很不错，史蒂夫也说了点安抚人心的话。
托马斯：发布会刚过，我在实验室外看到携带iPod的第一个人就是史蒂夫。他正在走路，手里拿着iPod，蹦蹦跳跳穿过院子，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
托马斯：史蒂夫回归之前，没有那么多有趣的人来这个园区。但随后几年，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引起了艺术家、运动员和各种人物的共鸣。“瞧，拳王阿里来了。”好酷。“瞧，雪儿·克罗（Sheryl Crow）来了。”哇塞。史提夫·汪达（Stevie Wonder）也来了。还有汤姆·琼斯（Tom Jones），他是个非常风趣的人，他的出现引起了一群女人的尖叫。我不知道他们是想见证历史还是想融入历史。
席勒：有一位访客是某国大使，出于安全原因，他们要求在苹果的办公楼楼顶布置狙击手。楼顶上有人拿着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我心想：“天啊，这太吓人了。”
库伊：Lady Gaga曾来拜会过史蒂夫。我不知道她穿的到底是什么，看起来像是用垃圾袋做的，鞋跟很高，戴着大大的眼镜。我心想：“这将是一场灾难。”然而，她坐下来，开始跟史蒂夫交谈，提出了很多不错的想法。
2001年2月，苹果将工业设计工作室搬到了街对面的Infinite Loop二号楼。
鲁宾斯坦：我不喜欢这个主意，我觉得他们应该离史蒂夫更远一点，以免他想来就来。但史蒂夫是老大，所以他们没办法啊。
安迪·格里农（Andy Grignon，1995年至2007年担任iPhone高级经理）：最初的工业设计工作室是乔尼·艾维（Jony Ive）做实验的地方，配备了不锈钢门和监控探头，里面整天都在嗡嗡作响。
法德尔：园区里的其他所有东西都是完全标准化的，但工业设计工作室却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你仿佛进入了一艘太空飞船。
塔瓦尼安：他们有十分神奇的机器，可以定制各种东西。他们用CAD程序进行设计，用非常神奇且昂贵的机器来制作原型产品。他们拥有你在Apple Store里见过的那种著名木桌。每9个月就会有新东西问世。
园区的中心是……乔布斯乔布斯的领导地位得到稳固，“无限循环”园区的日常事务都是以他为中心。
席勒：史蒂夫会说：“我们还是别坐着开会了，起来走一走吧。”“无限循环”园区是圆状的，史蒂夫会带着你绕圈走，而不是呆在办公室里。我们会走上几圈。现在，听到人们谈论通过散步完成Apple Watch上的运动圆环时，我总会想到那时的情景。
维森亨特：他的路线都是固定的。第一条路线是从停车场开始，穿过大厅，上楼来到他的办公室。第二条路线是去乔尼的工作室，对于这条室内路线，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在这条路线上的一个地方，我会放些东西，因为我知道他会看见的。我会制作各种各样的地毯或者地板覆盖物，让他事先有个了解。稍后我会对他说：“嘿，你喜欢那个吗？”
埃斯皮诺萨：所有重要的发布和推介活动都是在3号楼排练。在发布一款产品的前两周，史蒂夫像是疯了一样，反反复复地看主题演示，一遍又一遍地调整改进。我记得，有个团队即将推出Mac OS10的一项功能，但被斯蒂夫批得体无完肤：这根本讲不通，怎么可能会有人使用，演示糟糕至极。就在发布的前一周，这项功能被他毙掉了，再未出现。
席勒：我的团队负责制作所有的主题演示。我们为第一款配备AirPort WiFi的iBook制作演示时，最初的想法是把一台带有加速计的iBook固定在一个巨大的玩偶身上。我们选了一个1.2米高的玩偶，绑上蹦极绳，把它从楼顶上推下去。史蒂夫说：“这个点子不错，但不能用玩偶，必须用真人。菲尔，那个人必须是你。如果你这么做了，你会声名大噪！”我说：“有个条件，我不会签任何免责协议。如果我残废或者死了，我的家人会起诉苹果，让你一无所有。”
2001年5月1日在库比蒂诺举行的一场媒体活动上，史蒂夫·乔布斯在空中翻转一台iBook笔记本电脑
当然，苹果员工拥有自己的冒险活动和典礼仪式。
席勒：在最初的几年里，乔恩·鲁宾斯坦坚守着一种有趣的传统：我们会在周五晚上聚在一起，他的抽屉里放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我们会喝上几杯，不是很多，也就一两杯。他准备了一些迪克西（Dixie）塑料杯，杯子底部写有聚会成员的名字。让乔恩在自己的抽屉里为你准备一个专用的迪克西塑料杯，这在硬件部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得努力赢得这种资格。
埃斯宾诺萨：中庭是公司的聚会中心，如果你在那里的黑色沙发坐上足够长的时间，那么一天中你需要与之交谈的人当中有一半会在中庭露面，即使他们大多数人是在其他办公楼工作。
席勒：埃迪·库伊和我都喜欢汽车，有一次约翰·亨尼西（John Hennessey，注：他跟Alphabet董事会主席约翰·亨尼西并非一人）来苹果参观，他是一个汽车制造商，在得克萨斯州生产定制的超高级汽车。亨尼西把一辆这样的定制汽车命名为Hennessey Venom，它基于一辆莲花跑车改装，但改完之后就像拥有了一千马力。他把车停在我们三号楼停车场的外面，然后带着我们每个人试乘了一次。我发誓，汽车的重力加速度太强了，我都没法去看车速表，但我很确定汽车在从停车场驶过两个街区后速度就突破了100英里/小时。
法德尔：我现在的妻子跟我都在苹果工作，但一开始并不认识。有一次，我们在Caffè Macs自助餐厅四目相接，我当时心里嘀咕，“这是谁啊？”然后在2002年，人力资源部门有人跟我讲她老板的事，说：“托尼，你得见见这位女士，你们可以在一号楼的大厅坐下来聊聊。”那天，丹妮走下电梯，跟我一起坐在安全区外面的旧椅子上。如今没有苹果员工会坐在接待区，没人会那样做，因为你总是要跑老跑去。由于我们坐了太久，史蒂夫这时候走下电梯，从安全区里出来，看着我的眼睛，他也看到了丹妮。我看到他的眼睛仿佛在说，“这两个人在这边聊天是做什么鬼？”于是，他直接走过来说：“不管你们是什么职务，你们最好不要这样。”所以，在我跟未来的妻子进行第一次约会时，史蒂夫·乔布斯也来了。我跟丹妮在11周后订婚。
最大的秘密在本世纪头十年的中期，无限循环总部里的最大秘密是iPhone的研发。
塔瓦尼安：在本世纪头十年的中期，我们打造过从未有机会面世的原型平板电脑。我们开发出了多点触控，我们开发出了软键盘，我们还开发出了在地图上进行的缩放操作，诸如此类。我们想看看自己能够做成什么。
福斯特尔：有一天，史蒂夫和我在Caffè Macs餐厅外面吃午餐，我们都翻开盖子在看手机。我们环顾四周，看到周围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拿着手机，而那些手机看上去都很糟糕。史蒂夫看着我说：“你觉得我们为平板电脑开发的技术能不能用来制造某种可以放进口袋的产品？”我们做出了一些原型机，这就是iPhone的起源。
格里农：史蒂夫就是在这时候开始重视保密工作的，福斯特尔封锁了二号楼的上半部分，过去中庭有两层楼是开放的，那片公共区域被封起来了。
乔斯维亚克：所有东西都被封锁起来，走进公司就好像走进了诺克斯堡。对我们来说，这相当于在研发原子弹。
格里农：当我最开始在上世纪90年代加入苹果时，公司员工差不多能够走遍整个无限循环——除了工业设计部门以外，从一号楼到六号楼，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现在，快进到今天的苹果，几乎所有东西都被封锁起来了。不过，iPhone就是苹果保密文化的发端。
福斯特尔：在封锁的大楼里，在封锁的楼层上，我们在封锁的门背后测试原型机。这些原型机连接到走廊那一边的信号塔，我把信号塔安装在衣柜里面。但是，我对把原型机带到现实世界会发生的事感到忧心忡忡。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即我需要把一部原型机带出公司园区，并且使用它。但我又担心有人会抢劫我并抢走原型机，我甚至向一位在中央情报局（CIA）工作的朋友咨询如何避免被跟踪。
格里农：在这里可以聊聊我们在iPhone发布之间承受的那种压力。那是在圣诞节前的某个时候，我们正处在封锁状态当中，一位项目经理跟一位员工因为修复漏洞的事情相互怼了起来。刚开始是措辞严厉的谈话，接着升级为相互大吼大叫，争论谁忙得没时间陪自己的孩子。争吵结束了，项目经理大发脾气，她跑进自己的办公室，使劲摔门，力道大到把锁给弄坏了，她被困在了里面。我们打电话给公司内部的锁匠，他说要过一个半小时才能过来。福斯特尔过来了，他拿来一根铝合金棒球棒，我们轮流挥棒砸门，最终把它给砸开了。那真是一种情感宣泄。
从旧总部离职是一种怎样的经历？从“无限循环”离职可能是一种让人受到创伤和感到苦涩的经历。
格里农：我提交了自己的备忘录，我接到了史蒂夫办公室的电话，我们开始了一场糟糕的谈话。谈话有了个人情绪，变得很奇怪。这是要把我留下来的谈话，不是吗？他口中蹦出的第一句话却是：“你搞砸了手机上的蓝牙。”
林恩·福克斯（Lynn Fox，苹果2006-2008年的公关总监）：我在Palm找到了领导公关部门的工作，史蒂夫对此很是介意。对于离职时会发生什么，其他一些前苹果员工已经给我打好了预防针。于是，我整理好了办公室，因为我知道我会被请出去。果不其然，当我把这件事告诉上司凯蒂·考顿（Katie Cotton）是，她说：“你背叛了我们。”她把我请了出去。15分钟过后，我的手机信号断了。
鲁宾斯坦：我是在2006年离开苹果的。一年之后，Palm邀请我担任执行董事长，我同意了。我把这些事都告诉给了史蒂夫，你也知道史蒂夫这个人，他是那种“要么你跟我是一伙儿的，要么你就是敌人”。我被赶出了自己人的队伍，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法德尔：我曾三度从苹果离职。我记得第一次离职在办公室打包，那是在iPod发货的三、四个月后。我已经在家里准备好了一场派对，当我开车往回赶的时候，我接到了让我回公司的电话。史蒂夫和乔恩敲定了我所要求的条款，我又开车载着所有的东西回到公司，当我回到家时，我说：“伙计们！这就是一场简单的派对！”他们说，你不走啦？不，不走啦。（当我真的离开时），史蒂夫宣布了我的离职消息，高管团队为我鼓掌，并和我击掌。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患病、手术、离世2003年，乔布斯生病了。
斯雷德：我大概可以数出史蒂夫来我办公室的次数。有一次，他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关上门后说：“我需要跟你谈谈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告诉我，他跟妻子劳伦在奶酪问题上争吵得厉害——他认为自己的孩子不应该吃奶酪，而劳伦认为奶酪能够提供蛋白质。我说：“史蒂夫，你可能是对的，但我认为即使你在这场争论中赢了，你也是输家。你就不能让她做这个主吗？”接下来一次他来我办公室是在2003年的秋天，他说：“我需要告诉你一件事，我患上了胰腺癌，我快要死了。”他哭了，我也哭了，那真是糟糕，那一天是星期一。
塔瓦尼安：他没有举行正常的会议，没有让我们聚到他经常落座的白板旁边，而是让所有人来到会议室的一侧。所以，当时的情况并不是所有人在会议室落座，然后由宣布“我生病了”。
斯雷德：星期二，他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他说：“不，（我会没事的）。”我的准岳父是一位普通外科医生，他曾做过大量胰腺外科手术，他做的手术名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但史蒂夫告诉我，他不会接受这种手术，他有自己的理由。我把史蒂夫的话转述给岳父，他说：“那根本说不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一年后，乔布斯短暂休假以接受手术。有一段时间，他似乎恢复了健康。但之后，他的病情急转直下，他再度休假以接受肝移植手术，并在痛苦的身体衰退期间继续工作。
法德尔：有些时候你肯定能够看出他的病情来，我不想细说发生了什么事，那是很私人的事情。当有事情发生时，他会走出办公室。我们只是坐在那里，我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们相互干瞪眼，他妈的！不管他说什么，不管发生了什么，感觉不太对劲。
达格·基特劳斯（Dag Kittlaus，苹果2008-2011年的Siri总监）：每三周一次或每两周一次，我们会走进那间会议室跟他见面，我们眼看着他逐渐衰弱。我记得有一次去会议室，我在走廊遇到了他。他几乎不能走路了，那是在2011年的6月或7月。我说，史蒂夫，“你怎么样？”他看着我，说：“达格，我需要一副新的身体。”
2011年10月5日，史蒂夫·乔布斯去世。
库克：我当时觉得自己只是临时顶替一段时间，史蒂夫会回到岗位。我总是擅长扮演这种替补角色，而且那也是我想要的。直到他去世的48小时前，我还在这样想。
普鲁登：在我到苹果总部上班的20年里，那天是我唯一缺席的一天，因为那天库比蒂诺的采石场发生了枪击事件。到处是警用直升机，嫌犯仍然在逃，所以那天上午我呆在家里。史蒂夫去世的消息开始流传，我打开了苹果官网，首页换上了那张致敬的照片，我懵了。我得回到办公室，那听起来有些病态，但我想跟认识他的人呆在一起。但等我到公司的时候，所有人都回家了。苹果总部就像一个鬼城，显得更加奇怪了。
托马斯：那天，当我走出大楼前门时，外面的天空漂亮极了，但大楼前面的旗帜被降到一半，那幅降半旗的图景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接下来的几天，成千上万的人来了，人们在六号楼外面的草坪上为他搭起了临时纪念碑。
2011年10月5日史蒂夫·乔布斯去世后，苹果总部降半旗。
2011年10月19日，苹果员工在无限循环总部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纪念活动。
惠森南特：我们用三、四天的时间做准备，我们很擅长搭建舞台，但独特的部分在于为活动营造景观和氛围。我们铺了很多草皮，让人们能够拥有更多的空间来站着或坐着。我们种了很多漂亮的树和植物，从而为这片空间带来更多的宁静和绿色。在那天上午，活动场地就像是一座教堂。
席勒：筹备史蒂夫的追悼会可能是我参与的最情绪化的工作，我们都想确保这是我们完成的最出色工作，从招待活动到我们选择的史蒂夫巨幅画像，力求完美。我们想要邀请酷玩乐队（Coldplay）来演出，但起初他们的档期排不开，他们本应该在东海岸当天的一档深夜节目中亮相，但最后这支乐队说：“等一下，当朋友请求帮助时，你要放下一切去帮忙，苹果就是我们的朋友。”
普鲁登：我在前一天晚上失眠了，所以我想我还是到现场去排队吧，当时是凌晨3点20分。我被安排在前列，当我进场时，整个场地一览无遗，方阵中还没有人。他们在大楼上放置了漂亮的照片，并且为到场人员安排了可口的自助早餐。场地摆满了白色的兰花，音响系统播放的是史蒂夫最喜欢的歌曲。比尔·坎贝尔（Bill Campbell）和阿尔·戈尔（Al Gore）做了非常感人的致辞，当然还有蒂姆和乔尼。他们播放了史蒂夫为《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广告配的画外音，现场所有人都流泪了。
建筑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去年年底，苹果员工开始从“无限循环”迁入新总部。
乔斯维亚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无限循环”一直是苹果的中心，而且它运行得非常好。与此同时，创造新的东西让大家感到兴奋不已。史蒂夫希望看到或教会我们的事情之一就是，不要去怀旧。
惠森南特：对于一组拥有25年历史的建筑群，我认为它们看起来还相当不错。
席勒：那些建筑和设施的基本框架还跟以前一样，但多年来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招聘了越来越多的员工，寻找停车位变得越来越难，办公室要两、三个人共享。但最大的变化还是员工的多样性，今天苹果的年轻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你在园区里走一圈，你可能会听到人们在讲各种各样的外语，这是20年前没有的情景。
基特劳斯：走在“无限循环”总部，我注意到的事情是，每个人都擅长自己所做的事情，他们一般都被安排在正确的位置上。这个地方渗透着人才和工作能力。在我工作过的公司中，从来没有一家像苹果这样把95%的时间花在思考产品上。我曾在摩托罗拉（Motorola）工作，在那里，当我跟高管见面时，讨论的事情始终是我们如何从沃达丰（Vodafone）那里拿订单。但跟史蒂夫、斯科特和苹果的团队坐在一起时，我们会在房间里坐上几个小时，讨论某个设置是应该放在iOS的第一层还是第二层。
库伊：归根结底，我认为公司园区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制造产品的人。如果我们是在其他地方工作，苹果能成吗？是的，能成。现在，离开旧总部是不是引出了一些美好的回忆？当然了，有时候还掺杂着一些悲伤的会议。
库克：我们锁上了史蒂夫的办公室，我不会搬进他的办公室，没有人会那样做。我很早就认定，改变那间办公室是不对的。他在那里留着一些私人物品，现在则放在劳伦那边。不过，史蒂夫的桌子、椅子、书柜和书架都还在。事实上，办公室的白板上还留着他女儿的涂鸦。去年夏天，她过来了，我给她看了她画的东西。你还可以在那里感受到史蒂夫的存在，因为我就多次有这样的感受。有些人到墓地去睹物思人，我不经常那样做，但我会去他的办公室。
福斯特尔：在苹果买下新园区的土地后不久，我跟史蒂夫到那里散步，找找感觉。我原以为史蒂夫会很高兴，但他却显得很忧郁。他向我说明了缘由，因为在我们经过一处废弃的建筑物时，他看到了一块旧的惠普标志。苹果是从惠普手上买下这块土地的，后者可以说是硅谷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公司之一，由两位传奇人物联合创办。史蒂夫看着那栋建筑，说：“到最后，一切都有尽头。”我们彼此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下走。
- 本文作者史蒂夫·列维（Steven Levy）已跟踪报道苹果三十余年。
翻译：李芜 于波 何无鱼
审校：薛磊 李莉
编辑：漫倩
来源：w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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