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译文】
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五谷。孔子说：“我不如有经验的农夫。”樊迟又请教如何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有经验的菜农。”樊迟退出以后，孔子说：“樊迟是小民（的作为）啊！为政者好守礼，则民众不敢不敬守法度；为政者好行义，则民众不敢不衷心折服；为政者好守信，则民众不敢不以诚相待。如此（为政），则四方民众皆举家来投，哪用自己去种庄稼呢？“
【注释】
“樊迟”，姓樊，名须，字子迟，故亦称“樊迟”。孔子晚年弟子，小孔子46岁。七十二贤人之一，有勇略，年轻时曾仕于季氏，后继孔子之志兴办私学。
“稼”，种植谷物。也可泛指种庄稼。
“老农”，经验丰富、技术老练的农夫。“老”，此处指熟练的、经验丰富的，非指年老的。类似用法如“老手”、“老练”、“老江湖”。
“为圃”，指种植蔬菜。“圃”，菜园，亦可指菜农。
“小人”，此处指小民、普通百姓，非指无德者。
“上”，此处指在上位者，泛指为政者。
“好礼”，指好守礼。“礼”，一切合义的道德与法律规范的统称。
“敬”，此处指“敬于礼”，即敬守法度。
“好义”，指好行义。“义”，仁的理性实践路径，亦即对仁道的实践。
“好信”，指好守信。“信”，诚实不欺。
“用情”，以诚相待。“情”，通“诚”，类似用法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的“民之情伪尽知之矣”，以及《韩非子·守道》中的“力极者厚赏，情尽者名立”。也有解作“实情、情实”者，亦可从。
“襁负其子而至”，即携家带口而来，举家来投。“襁负”，背负。“襁”音“抢”，背负婴儿用的布巾。
【评析】
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植五谷和蔬菜，孔子均托辞说自己不如有经验的农人。孔子办学，非为教民稼穑，而是志在弘道，自然希望弟子们也都能“志于道”。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故士君子的社会定位应当是弘道，而小民的社会定位才是务于稼穑。因此当樊迟要学种庄稼时，孔子说他这是小民作为，故曰“小人哉，樊须也”。这并不是说孔子轻视稼穑之事，而是说君子所谋有远重于稼穑之事者，那就是“谋道”。是故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而儒家之道，无非尚仁行义。对于为政者而言，尚仁行义至少应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守礼。礼是一切合义的道德与法律规范的统称，是使社会和谐有序运作必不可少的规则。礼治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才能有效。如果社会上有不守礼的特权阶层存在，那么礼治就会因受到强权的破坏而分崩离析，是为“礼崩”。因此，如果执掌权力的为政者能够以身垂范、谨守于礼，那么民众就会对礼治心生敬畏，自然也就不敢不敬守礼法。故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其二是行义。义是对仁道的实践，故行义即是行仁。为政者行仁可以有很多方式，比如“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参见《善读「论语」1.5：》），比如“举直错诸枉”，等等。无论行仁的方式怎样多变，其宗旨皆无非“仁民而爱物”。为政者果能好义行仁，则必致“群下归心”；而“群下归心”即为“民服”。是故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参见《善读「论语」2.19：》）以及“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民服则为政者才能得到民众的真心拥护，其执政权力才有合法性，“犯上作乱者”才不会有生存的空间，社会也才能真正安定。
其三是有信。社会性是人类最重要的属性之一，而信任则是与人交往的纽带，是社会运作的基础。如果没有信任作为“粘合剂”，社会无疑将会成为一盘散沙并陷入混乱和无序，而那将是整个人类的灾难。因此，当子贡请孔子在“足食，足兵，民信之”三者中只取其一时，孔子宁肯“去兵”、“去食”也要存民信，因为“民无信不立”（参见《善读「论语」12.7》）。有信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无信则一切都无从谈起。而要想在社会上建立信任，为政者本身有“信”便至关重要。为政者若能“取信于民”，民众自然也就会“以诚相待”。故曰“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为政者若能守礼、行义、有信，即为“邦有道”。“邦有道”，则万民云集，安居乐业，自然不乏稼穑之民。故曰“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就好像今日所谓之现代文明国家，哪一个不是“民莫敢不敬”的法治社会？哪一个不是“民莫敢不服”的民选政府？哪一个不是“民莫敢不信”的信用社会？如此三者俱全的国家，哪一个不是热门的移民目的地？哪一个不是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强国？在这样的国家中，民众何愁学不到谋生技能？因此，为政者只要做好治国安邦的本分，焉用舍大就小而为稼穑之事？故欲促民生，必先使“邦有道”。若“邦无道”，则民不聊生，虽通稼穑，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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