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吏部铨选后开列了各州、县等官的任命名单。其中一个叫郑庆的恩监生，被外放为山东东平州州同；而另一个叫崔映辰的进士却被放为四川荣昌县知县。
这里头信息量很大，从清代官员出身的角度来看，恩监生远不如进士吃香。可是这个实例中，恩监出身的郑庆初次授予的官职，却要高于进士出身的崔映辰。
吏部如此安排好像不符合常理，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进士出身者初次授予的官职，要高于举人、贡监生出身者。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是不是正七品的知县，就真不如从六品的州同？
州同、州判的性质比较特殊清代的州分为直隶州和散州，对应的知州品级也不一样，分别是正五品、从五品。
州同、州判是知州的佐贰官，为了区别知府之佐贰同知、通判，而简称州同、州判。从清代的设置情况来看，州同、州判的设置并不普遍，且这两个职务一般不会同时出现在某一个州中。要不设州同、要不设州判，要不就是两个都不设。
州同的品级是固定的，不分直隶州、散州，一律为从六品。清代的官制中，对于州同的任命制定了一个基本的原则，规定初次授予此职者，例在举人、贡监生中选任。
州判的情况也是如此，品级为从七品，规定初次授予此职者，仅在贡、监生在挑选。
贡、监生具体是指国子监的学生，他们在监学习期满后，可以“考职”。康熙时期，对贡监生还比较重视，凡是在考试中获得一等的可以选为通判，二等的可选知县，三等的可选教职或县丞。
雍正时期，贡监生考职受到了一些限制，一等只能授州同，二等、三等者以县丞、教谕用。
至乾隆元年形成定制，每年举行正科乡试时，贡、监生也要举行考职，考列一等者以州同、二等者以州判、三等者以县丞、主簿选用。
事实上，从乾隆朝开始，州同、州判两缺便成了贡监生的专属职务，而进士出身者反而不屑于此类岗位。
道理很简单，贡监生说白了还是属于“高级秀才”的范畴，甚至连举人都不如。而进士出身者乃是天子门生，属于稀缺品种，朝廷是不会让他们担任佐贰的。
清代官场向来都有自己的圈子，其标准就是出身。翰林、进士排在第一档，举人次之，荫生、贡监生又次之。反映在授官上，就是正印与佐贰官的区别。
不过在仕途升迁上，不管是州同还是州判，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正印官。比如州同如果升迁，按例可以升任京县知县或是散州知州，又或是调任京城，担任各部主事。
州判升迁，例升知县、京县县丞、国子监典籍、典簿等。但不管怎么说，在初次授职上，贡监生的限制还是比较大的，且在升迁的过程中，也远不如进士那么优越。
从六品州同不及正七品知县虽然清代的官员是以品级划分等第的，但在品级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还得看具体的职掌。
知县虽小却是正印官，管着一方百姓，职责十分重大。清代有个奇特的现象，不管是知府、知州还是知县，实行的是“长官负责制”，这一点与明代正印官、佐贰官互相牵制有很大的区别。
以知县为例，掌一县之治理，凡县内之诉讼审办、田赋杂务、缉盗除奸、文教农桑无不综理，故以“亲民之官”称之。
县丞作为知县的佐贰，没有任何的自主权，就算是知县出缺或出差公办，县丞也不能代理知县主持政务，督抚衙门必须派出临时官员署理知县。
同理，州同作为知州的佐贰，扮演的角色与县丞无异。通常情况下，州同只是在知州的领导下，分管某一领域的工作，比如钱粮、巡捕、马政、水利、海防、河防等。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知县与州同的职掌，就如同现在县委书记与分管冷门领域的副市长一样，虽然等级要高些，可实权不如县委书记。
职掌只是一方面，经济待遇上州同也是远不如知县的。清代自雍正以后实行养廉银制度，养廉银的多少也取决于职务。按规定，正印官比佐贰官的养廉银数量要多出好几倍。
据不完全统计，知县的养廉银大致在800至2000两左右，而州同仅为200至600两，相差了数倍之多。
如果说合法收入的差距还不是十分巨大的话，那么陋规收入就是天差地别了。州同作为佐贰官，很少有机会获得陋规银子，即便有也是知州从手指缝中漏出的那么一丁点散碎银子。
知县则不同，就算是比较清廉的，一任下来至少也能捞上个几万两。
此外，吏部在考核地方官的过程中，更注重掌印官的提拔。比如某个散州知州出缺，那么就会把知县作为第一人选，只有在没有知县候补的情况下，才会退而求其次，以州同作为替补。
所以说，从六品的州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如正七品的知县，这也是清代品级与职务不对称的一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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