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福楼拜诞辰200周年。这位单身终老的大作家，被视为西方现代小说奠基者。其作品，刻画了19世纪中后期法国社会的风俗百态。
譬如《情感教育》，呈现了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浪潮；《圣·安东的诱惑》饱含对宗教妄念的反叛、对物欲社会的厌弃；《包法利夫人》引发人们对道德力量和伤风败俗的思考；《庸见词典》更是愤世嫉俗，俯瞰资产阶级精英和庸众的愚行……
在修辞艺术以及对人性、心理的解剖上，福楼拜在西方文学史上是划时代的存在。
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法国著名作家，出生于法国一个传统医生家庭，被视为西方现代小说的奠基者
现实主义打倒浪漫主义巴尔扎克、福楼拜，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再加上司汤达、左拉、莫泊桑等人，被我们看成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阵营。
现实主义是对浪漫主义的一种反抗，从历史发展来看，浪漫运动是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个人自由和自我表达的反映，政治上是对宗法传统的反抗。浪漫的关键词是“资产阶级”，浪漫的历史政治背景是不成功的法国大革命，思想背景是德国唯心主义古典哲学，所以在高尔基眼里，浪漫主义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派，消极的浪漫主义粉饰现实，和现实妥协，堕入爱与死的思想深渊去，而积极的浪漫主义，还是具有消极的一面！
因为浪漫主义对崇高、悲剧性、天才、自由和个性特征的研究，注重精神，放纵情感，所以唯物的现实主义反抗压倒浪漫主义，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这股历史潮流一直向后推，到了我们这里，今天，文学教育还是讲现实主义的“政治正确”。
《福楼拜家的星期天》是莫泊桑的经典短篇小说，屡次入选语文课本。莫泊桑是福楼拜的学生，他在这篇被当作课文的文章中，似乎化身成了21世纪中国的一名职业小学语文教师，示范着从肖像、动作、语言、神态到心理的全方位的“现实主义”的人物描写，只为体现人物特征、彰显人物个性。
莫泊桑（1850—1893），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之一，福楼拜为其文学导师
明明是一世隐居的福楼拜，经分析，他的性格是：热情好客，开朗豪放、容易激动、和蔼可亲，因为莫泊桑是这样写的：“只见福楼拜做着大幅度的动作（就像他要飞起来似的），从这个人面前一步跨到那个人面前，带动得他的衣裤鼓起来，像一条渔船上的风帆。他时笑着用手拍打几下对方的肩头……”
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条线，好像是出了什么问题。
福楼拜公开反对过人们把他尊为现实主义的主教：
“大家都同意称为‘现实主义’的一切东西都和我毫不相干，尽管他们要把我看作一个现实主义的主教……自然主义者所追求的一切都是我所鄙弃的……我所到处寻求的只是美。”
席勒在文艺上第一次使用“现实主义”这个词，但这个词在哲学上其实是古典主义的意思。依席勒看，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就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立。希腊的古典主义就是现实主义，歌德和他都这么看。
兜了半天，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再到现实主义，好像又玩回去了，并且，不是简单到我们把人物描写作为升学考试内容就能掌握的。
萨特拎出福楼拜，写出了长达3000页的《家庭中的白痴》——一部让人感到惊异的文学批评巨著。他试图通过福楼拜这个文学家的成长经历，来说明人从小是如何把外部社会“内在化”的——就是席勒说的现实主义就是理想主义；又是如何在社会的制约下进行选择的——应证他自己的存在主义。
一头扎入主义的迷雾，我们要从中捞出福楼拜。
19世纪后半期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左拉，认为福楼拜是“自然主义之父”
福楼拜打倒自己高尔基转头又说：“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象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高尔基：《论文学》，第1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不过他这么说已经改变不了什么，我们只取我们政治上需要的。
回到福楼拜，他19岁在巴黎的文艺社交中结识了雨果。雨果简直浪漫得扎眼，没有人给他贴“浪漫主义”之外的标签。
雨果的一生轰轰烈烈，通过写作和戏剧挣了大把大把的钱，身边总是花团锦簇，对原配不离不弃，亲自上街鼓动革命，主动将自己流放，还会自己盖房子，寿终正寝葬在先贤祠……
福楼拜靠遗产生活，守着母亲，在父亲留下来的乡下的房子里度过一生，终生未娶，他完全没想过要靠写作赚钱，而且大有鄙视之意，他是远离政治旋涡的外省乡下人，虽然他每年有几个月是在巴黎社交，但也非常小心翼翼。他没有埋进先贤祠……
和雨果相比，福楼拜的一生太乏善可陈了，正像我们固有印象中的现实主义之于浪漫主义。
但是福楼拜从来没有要“打倒”雨果，一开始，他的写作走的是一条浪漫的道路。他从15岁开始文学创作，先任凭激情在笔下流淌，下笔非常之快，也赢得了“早熟的天才”美誉。
1843年至1845年，二十出头的福楼拜写出了《情感教育》，1848-1849年又写出了《圣•安东的诱惑》。
然而这两本稿子都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情感教育》和《圣•安东的诱惑》。雨果召来文学上的知己，连续几天给他们朗诵初稿，但是都被否定了。他将稿子锁进抽屉，人过中年以后，创作风格已经大为转变，这种转变可以用“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来形容，这才又完全重写，成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情感教育》和《圣•安东的诱惑》。
福楼拜没有去“打倒”雨果，他首先打倒的是他自己。
他的朋友是这样否定《圣•安东的诱惑》初稿的：
“如今你既然克制不住你抒情的倾向，最好你选一个主旨，这里情感的流泻可笑到了你不得不自加小心，不得不弃绝你这种倾向，选一个实际的主旨，一个资产阶级生活富有的故事……然后你强制自己，用一种自然的情调把他写出来。”
于是福楼拜克制住浪漫主义的激情，选用了当时发生的一则真实社会故事，写出了他最知名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故事原型的男主人公是他父亲担任院长的医院出来的一个学生，当时事件比较轰动，曾刊登于福楼拜家乡鲁昂的报纸。
福楼拜决定写这则故事，但他很清醒，这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女性出轨故事。
《福楼拜小说集》，李健吾翻译
《包法利夫人》破坏叙事1821年，福楼拜出生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的鲁昂，父亲是医学界名声显赫的医生，在福楼拜3岁时开始担任鲁昂市立医院院长。他从小在解剖室里玩耍，认为自己“又忧苦又狂妄”的性格就是在那里开始形成的。具体来说，“我一点不爱生命，我也一点不怕死亡”，“任何时候，我可以安然投入漆黑的巨壑。”
所以，《包法利夫人》的叙述方式，不会因为这是一个走向死亡的故事而耸人听闻，作者用很无足道的漠然态度进行处理，使之连悲剧都算不上。
萨特在1947年的著作《什么是文学》中形容：
“福楼拜的句子既聋又瞎，没有血脉，没有一丝生气；一片深沉的寂静把它与下一句隔开；它掉进虚空，永劫不返，带着它的猎物一起下坠。”
萨特在童年时代就看过福楼拜的书，长大后又重读，奇怪的是不是出于喜欢，相反他觉得福楼拜这个人让他感到不快。在这种不快中，他对福楼拜保留着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在他1943年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中，他表示过要写一本对福楼拜进行精神分析的书。
所以，萨特指出的，不是福楼拜的弱点，而是福楼拜的风格。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福楼拜传》的俄裔作者亨•特罗亚说：“作家对他笔下人物的公正不偏，作家在他所描绘的事件后面抹去自身，是福楼拜日夜思索的大问题。他在通信中几十次、几百次地提到，作家应该消失在作品中，如同上帝消失在造物中。”
这就是萨特所说福楼拜句子“既聋又哑，没有血脉，没有一丝生气”的原因。福楼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在他以前，小说的作者常常从故事背后跳出来，大发议论感慨，甚至大肆进行道德说教。《包法利夫人》显然是一个很容易被以往的小说家写成道德说教的故事，举例来说，这就是中国版潘金莲的故事，而在《金瓶梅》中，上来就有作者警惕世人——
“单道世上人，营营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欲关头，打不破酒色财气圈子。到头来同归于尽，着甚要紧！”
1965年，结构主义叙事学和文学符号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热拉尔•热奈特撰写了《福楼拜的沉寂》一文，指出福楼拜小说中，大量琐碎的具有自律性的描写被视为“附件”(the element of incidental)，它们的专断的插入毁灭了叙述以及叙述话语，最终导致“意义的逃亡”。
否则，《包法利夫人》会具有什么样的警世意义呢？“女子无才便是德”吗？那是早被浪漫主义干掉的东西。
话虽这么说，作家也不能把事情写得全然不是那么回事，福楼拜对包法利夫人，也全然没有偏袒之心，该不客气的时候是一定毫不客气的。这种毫不客气，也是作者从不试图解释包法利夫人的动机的冷处理效果，热奈特指出，“甚至于它的目的就是悬而不决或间隔”。
李健吾（1906—1982），近代著名作家、戏剧家、翻译家，杰出法国文学研究专家
梦幻照进现实然而《包法利夫人》不晦涩，纯粹只为看情节的读者，仍然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不忠的妻子的故事，心里一样能翻滚起一万头草泥马，而丝毫不觉得自己这样带着窥淫的阅读目的首先就是道德上不洁的。
《包法利夫人》面世伊始，社会哗然，福楼拜遭到了起诉，小说被指控为“伤风败俗、亵渎宗教”。但没多久，法庭宣判他无罪。这毕竟已经是1848年欧洲大革命之后的事情了，而这次官司反而成了对福楼拜最好的宣传，他因此声名鹊起，奠定了自己在文坛的地位。
福楼拜本人终身未娶，写《包法利夫人》是不是证明他有今天我们知道的“厌女症”？
我们可以看看作家是如何描写包法利夫人爱玛的——
父亲嫌她找针线盒找久了，一不耐烦，说了她两句；她没有顶嘴，不过，缝的中间，扎破手指头，然后放在嘴里嘬。
指甲的白净使查理惊讶，亮晶晶的，尖头细细的，剪成杏仁样式，比第厄普的象牙还洁净。其实手并不美，也许不够白，关节瘦了一点；而且也太长了，周围的线条欠柔。她美在眼睛：由于睫毛缘故，棕颜色仿佛是黑颜色。眼睛朝你望来，毫无顾忌，有一种天真无邪的胆大神情。
热奈特指出，福楼拜笔下梦幻与现实之间的分界不清，“动用了对于物质在场的所有感知模式（尤其是触觉）”，对爱玛手指的描写即是一例——“亮晶晶的，尖头细细的”，光影和放大的效果加剧了梦幻。这手法投合了作家对于“凝视冥想”的喜爱，但与情节的戏剧性的要求其实是相悖的——这样描绘一个淑女也并无不妥。
作家虽然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描绘爱玛，但却将视角代入到查理•包法利医生身上——“眼睛朝你望来……”这就是文学批评家后来总结为“自由转述体”的手法，并且将这一手法的最早发明归功于福楼拜。
这一段还算正常的描绘，基本是客观不带判断的，比如描绘爱玛手指洁净，但“其实手并不美”，通俗小说或者道德小说都不会这么冷静客观，非要挖个“蛇蝎美人”之类的坑让读者往里跳，但福楼拜不这样，他不动声色，但又借查理之眼，警示了面前的危险。
福楼拜是抽身故事之外的，以他个人私生活来度量其写作动机或偏好，并无根据。因为爱玛注定是要毁灭的，福楼拜以医生般的严谨接受这一后果，但又不想让道德律在因果关系中强行现身，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让读者看到作家的态度，作家只是藏身在叙述背后的隐匿者。
小孩子在遇事不决的时候，往往都要回身看自己的家长，作家就像那个家长，藏起来让小孩子找不着，这有助于“读者小朋友”的长大。
不断被改编翻拍的《包法利夫人》
福楼拜问题李健吾是翻译福楼拜的好手。中文网友公认他的译文是最忠实于原文的。我们从福楼拜的句子可以看到其节奏是明快轻盈的，远离沉重远离庞大的结构。就中文来说，这样的文字一点也没有民国时期很多翻译作品的陈旧夹生之感。翻译之功在于让我们喜欢上读福楼拜，而不是读包法利夫人的故事。
普鲁斯特以他作为法国小说同行的高度敏感，1920年写了一篇题为《论福楼拜的风格》的论文，发表在《新法兰西评论》上。他在论文中指出，福楼拜第一个使“时代变化摆脱了对历史上的趣闻逸事和渣滓槽粕的依附。他第一个为它们谱上了乐曲”。
实际上，普鲁斯特对福楼拜的未完成过去时和连词的用法等语法上的独到之处进行了褒扬，当然这些我们在译文里是不容易看到的。但除了句型以外，福楼拜那些没有转折痕迹的空白，被普鲁斯特认为是更重要的东西。
随着后世对福楼拜的研究趋多和更新，尤其是文学符号学创立以后，学术界对福楼拜作品的困惑集中于一点。加拿大学者格雷厄姆•福尔考纳在一篇论述福楼拜和亨利•詹姆斯的“非确定性”的文章中指出了这个问题，他名之为“福楼拜问题”，其内涵为：“整部作品意义的缺失或暂时缺失。”事实上“福楼拜问题”已成为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及福楼拜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专有名词。
读完《包法利夫人》，我们是不能确定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评论者马尔罗说福楼拜写出了一种“美丽的瘫痪小说”，我们或许可以理解成，没有立意的小说，不打算立什么的小说。从后世的“法国新小说”到今天的很多小说，都属此类。
那么，这种不立意最终指向哪儿呢？罗兰•巴特认为这只是一种间接性的文学语言，终有所指。美国的结构主义学者乔纳森•卡勒在其1974年出版的专著《福楼拜：非确定性的使用》中论述道：“福楼拜已经掌握了巴特称之为间接性的文学语言这种东西……这种写作模式试图向那种控制着世界的概念系统提出诘问……”
那么什么又是“控制着世界的概念系统”？
福楼拜曾向情人坦白自己21岁的时候得了一种“脑系病”，但是病症种类难以定夺，类似癫痫。和他同岁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患有癫痫，发病时突然昏倒抽搐，口吐泡沫，发出羊叫。但福楼拜症状轻得多，他感到眼里冒火，诸多幻觉随之而来，躺在床上发出痛苦的呻吟，当然也抽搐。但是几分钟之后他就睡着了，有时一下要昏睡好几天。
福楼拜阅尽他父亲的藏书，希望寻找一个对症的答案。他没有寻到答案，但是他发现了若干荒谬的、抽象的理论，事后他追忆道：“我非常怀疑医学，然而非常相信卫生。”
尽管后期发作的次数比早期少，但福楼拜始终都没有彻底摆脱这种病。他的父亲是法国诺曼底地区最有名的外科医生，但对儿子奇怪的病症竟一筹莫展，无计可施。
其实，从福楼拜出现幻觉来判定，这种病可能不属于癫痫的范围，更像是一种功能性的精神障碍。19世纪40年代，法国的精神疾病方面的研究和治疗还没有起步，直到福楼拜晚年，精神病学才在弗洛伊德等人的研究下在欧洲取得进展。所以，福楼拜只能学习自救。
弗洛伊德指出，许多精神病人之所以不能得到解脱，主要因为他们害怕自我认识，更不要说为自身寻求一种办法。
从福楼拜写给情人的信札中，我们可以读到大量的向内的观察和自省，“我自来极其厌恶运动。我觉得这属于生存的兽之一面。”“三天的身体的移动，会让我失去十五天，因为再要静下来，我得费老大的气力。”“我讨厌穿衣裳、脱衣裳、吃饭等等。”
同时他觉得自己的病也暴露了“大夫先生们的愚昧”，“他们劝我休息，然而休息有什么用？娱乐、避免寂寞等等，一堆不实用的东西。我只相信一道方子，时间！而且老想着自己，我也觉得无聊。”
他早说过自己不怕死亡，“我之为人，与其说是由于死，不如说是由于痛苦”。“痛苦的坏处是，叫我们过分感到人生。”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隐居的乡下人，工作也是一种惩罚，“这有点儿屈尊：工作降低人的身份。”
痛苦是应该避免的吗？“有些人不受苦，没有神经的人们。快乐的人们！然而有多少事，他们被剥夺了去！”他认为资产阶级“染上民众的情绪”很可怕，一切政党都“浅薄、虚伪、儿戏”，他恨一切专制，“社会党……他们梦想组织、立法一种类似修道院的社会”，“天堂的概念比起地狱的概念，其实更加地狱”。
“我要的是无限里的美丽”，为此他没日没夜地工作，不带功利性地一部小说写好几年，甚至几易其稿。
他不止一次谈到“忍耐”“理智”，还多次谈到“意志”“物质”，这些词项实际上在福楼拜的自省自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说《包法利夫人》“是属于坚韧的意志的一本著作”，还说此书没有别的什么优点，“至少忍耐是一个”。
至于“物质”，他说：“我们应当习惯于把世界看成一个艺术品，必须把这个艺术品的各种行为再现在我们的作品里。”他强调：“我们越少介入事物，就越有能力表现它本来的样子。”
这实际上就是庄子的“物我两忘”的“齐物论”，也是王国维的以物言说的“无我之境”。借助“物质”，福楼拜能够把他的浪漫主义的疯狂的狂热情绪稳定下来，他的“现实主义”就是他克服人类社会初期现代病和自身疾病的忍耐、意志、理智、物质的办法。
END
发现教育价值 记录教育改革
原创自志道教育《新教育家》杂志，文/张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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