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涵在做一件浪漫的事。以个人之力参与湖南方言保护，让百年、千年后的人知道祖先是这样说话的。汪涵也曾想象，三千年前的楚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是如何描绘自己的生活，是否也和我们说着一样的语音语调？
“汪涵拯救不了方言。”某知名媒体人，曾发表一篇这样的文章。
“我并没有试图去拯救什么。”汪涵说。
他是这个国家最知名的娱乐节目主持人之一，上亿人看过他机智、风趣、富有涵养的主持，他的某些主持片段更被视为中国电视史上具有教科书式的范本。
而在去年，他希望“自己从一个肤浅的娱乐节目主持人有所转变”。
2015年7月，汪涵发起名为“響应计划”的湖南方言调查计划。个人出资五百余万元，设想用5到10年时间搜集湖南的方言并进行研究，整理成声像资料捐给湖南博物馆。就目前而言，500万只能完成项目的第一期——做田野调查。汪涵将继续投入更多资金。
这是以社会个人力量参与语言资源保护的开端，也是他开拓“肤浅”的娱乐主持人身份之外的一次转型。在众多公益身份中，他最看重这一个。
▲汪涵同方言调查小组成员一起参与长沙方言点的调查。想象三千年前的楚音
纳尔逊·曼德拉说：“用一个人能听懂的语言同他讲话，你触动的是他的大脑，用一个人的母语同他讲话，你触动的是他的心灵。”
二十年前，汪涵第一次在舞台上使用方言跟嘉宾沟通，问他是哪里人。“这种方式很快拉近了距离，方言让我们都感到很轻松。”
汪涵从小在南腔北调的环境里成长。1957年，父亲从苏州大学毕业后分到湖南湘潭韶山一厂区，这里汇集了全国各地来此支援内地建设的人，江苏话、湖北话、四川话……语言天赋让他学会很多方言。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文化的根。在吸收各种方言的环境里长大、工作，汪涵说自己大概会说十几种方言，基本上湖南的方言都能听懂。
从保有学说方言的浓厚兴趣，到对方言保护有强烈的责任和冲动，汪涵开始追溯方言的根源。
湖南的方言是湖湘文化的家园，湖南也是方言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境内有湘语、西南官话、赣语、客家话、湘南土话等。汪涵想象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如何描述自己的生活，三千年前的楚人是否和今人说着一样的语音语调，若千百年后的湖南人将与今天的自己产生某种莫名链接——这又是多浪漫的一件事。
舞台上的文化绅士，在走下舞台后，开始像一名文化的斗士。“我拯救不了方言，但想尽自己的努力去保留、保护方言。”汪涵试图追溯“文化的声音”，探寻“文化的根基——从何而来”。
从方言里找文化认同
2016年1月24日，政协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在文艺界别分组讨论现场，湖南省政协委员汪涵，两次发言都主动谈及文化担当、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的话题。
“好莱坞大片、肯德基、迪士尼……现在的家长，都在给孩子们接触些什么呢?孩子们从小就没有接触传统文化，我们又如何让他们懂得欣赏戏曲、国画等优秀的文化遗产?”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汪涵迅速获得媒体的捕捉和聚焦。他直言不讳，认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正面临严重危机，其根源在于缺乏文化认同感。
“现在很多孩子已经不会说自己所在地的方言了。唯一能证明你是湖南人的不是你的身份证，不是你的穿着打扮、长相，不是你能随便吃一把辣椒，不是这个城市的特征……而是你的语言，是你有一口浓郁的湖南话”。
据联合国统计，现在世界上六千多种语言，大致一百年至少要消失一半。工业化城市大量复制，语言统一化普及，乡村消逝，乡音消逝，乡愁也总难以触及。
汪涵对此有着深深的疑惑和无奈。“城市还有什么特征？道路一模一样，都有五一路、解放路、中山路，开的车都是进口车，哪个地方的‘两广一铁’都差不多，楼盘的设计都是各种外国名字。”
没有乡音何以系住乡愁？汪涵不仅一次地发问。汪涵决定做方言保护工作，“把它放在博物馆，是为让很多年以后的湖南人能听到湖南话。”
从2015年7月中旬到12月底，汪涵全资发起“響應”计划，实施的不到半年里，项目组10个团队一共有187天下到湖南省14个点进行了方言调查，44名学者、68位方言及口头文化发音志愿者，参与其中。
半年的成绩单里，包括已有多篇学术论文在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和发表。
▲“響應”计划项目启动仪式
享受孤寂的学者
“这是一个特别孤寂、扎实的事情。”
但汪涵十分享受褪去娱乐喧嚣的这份孤寂。2014年，在汪涵迎来自己四十之不惑的一年，他希望自己的角色和身份有所转变。
“我四十岁的时候考虑将来要以什么身份跟这个世界告别，墓志铭上到底是写著名娱乐节目主持人还是什么。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做一名学者。”
潜心阅读、研究诗词古训、传统经典、书画、古玩，他在学者的路上一路修行。方言计划的实施，从某种程度上看，则更是他以一名文化布道者的身份进行“知行合一”的实践。
汪涵花了两年时间组建“響應”计划的团队。这些大部分来自高校语言学方面的教授、方言学者，均要和他一样有理想、不计报酬。“还必须找到湘籍的专家学者，这样在田野调查的时候才能听得懂湖南话。”
每一种方言都是一个知识体系。做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是汪涵做这个调查项目遵循的方法，他坦言“这势必会遇到很多现实问题”。
按照汪涵团队的要求，需要选择一直在当地生活、在录音前三个月没有离开过此地的男士，需要不同年龄层的人对两千多个规定的词条进行录音，形成语言库。比如小孩，上海人叫“小人”，邵阳话叫“伢伢”，常德人叫“小伢”，四川话叫“娃儿嘞”。
录方言也有规矩。“外面的汽笛、鸟叫、犬吠，这些声音都会对录音有很大影响。而如果把发言人接到一个棚内录制，离开了他生活的村子，紧张可能会致使发言不标准。”
这半年里，汪涵和团队经常需要召开学术研讨会，讨论调查过程中遇到的专业问题，比如词条采集的设置、语音录入规范等。
单纯以社会和个人力量的介入，“響應”计划的实施也遇到难处。比如，如果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支持，在他们发动号召后——“发音人就很容易汇集到一起，他们感到有光荣的使命感，非常配合。”
这让他看到“项目单纯依靠团队成员难以顺利完成，更加需要得到宣传、文化等部门的大力支持。”政协委员会上，汪涵递交了一份政协提案，第一次为自己的方言调查项目请求政府层面的关注。
这一次，汪涵把姿态压得很低。他竖起耳朵，只为用心听时代的声音。
统筹 | 黄琪晨；
文 ∣《文史博览·人物》记者 黄璐；
排版 | 高杉 青亭；
内容来源：“力量湖南”（lilianghunan）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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