郓城县林集村有一座古雅的祠堂，名曰“子贡祠”。祠前门楼高悬“性道文章”大幅匾额，后有座北朝南三间大殿。殿侧立有“子贡故里碑碣”，殿内塑像庄严，案上陈有2400年前子贡手植楷木一段，令人肃然起敬。古典释：“楷木生孔子冢上，其余枝疏而不屈，经质得其直也。孔子冢盖树之者。”
端木赐，字子贡、子赣，公元前520——456年，生于卫，学于鲁，卒于齐。子贡道德学问、识见功业影响深远，对儒家思想的形成和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是儒家学派的重要继承人，为春秋末期一代贤哲。自汉代起，子贡不断受到朝野的封爵和祭祀，荫及其后裔百代。唐封子贡为十哲之一，后追封黎侯，北宋加封黎阳公，南宋改封黎公，明改封先贤端木子，清封十二哲之一。子贡塑像立于孔庙大成殿，康熙帝赐子贡七十代后裔端木谦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后世代代世袭。
“端木”一姓为我国稀有姓氏，至今全国不逾六万人，郓城居者三千。但它的起源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据《史记》载，黄帝生二子，长子少昊，次子昌意。昌意之子便是颛顼。颛顼的后代中有了一子名端木，端木生子名典。典意欲在名字中显示出与祖上的渊源，便以其父名为姓，自名为“端木典”。端木典便成为端木氏的始祖，其后裔端木巨生子为赐，便是今日人们所称道的贤哲端木子贡。
端木子贡生于卫，早年游学于鲁，18岁投阙里拜孔子为师，自此以师父事之，专致学业。子贡天资聪慧，颖悟过人，闻一而知二，在诸弟子中，子贡与孔子的关系最为密切，被孔子誉为“瑚琏之器”。孔子往往将其学说的真谛传授给于子贡，如何为仁，何为入，何为政，何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子贡皆深得真传。孔子带领子弟周游列国，受困于陈、蔡，绝粮七日，“众者病，莫能兴”，子贡突围出使楚国，说服楚昭王出兵营救解围。
周景王三十八年，齐国兴兵伐鲁，鲁乃孔子家邦，孔子闻之大惊，意欲阻拦，逐遗子贡星夜赶往汶上，游说齐师收回成命。子贡一路寻思计谋，见得齐相国田常后，一躬到地，拜曰“赐来为齐非为鲁，夫鲁是难伐之国，相国何为伐之？”田常大惑，问何以难伐？子贡答曰：“鲁其城薄以卑，其池狭而浅，其君弱，大臣无能，士兵不习战，故为难伐之国。不如伐吴，吴高池广，兵甲精利，有良将把守，此易攻也。”子贡言词颠倒文理不通，田常听得十分生气。子贡见其动怒，方请摒退左右，再行施礼，复正色言道：“忧在外者攻其弱，忧在内者攻其强。赐窃窥相国之势，非能与诸大臣共事。破弱鲁为诸大臣之功，而相国嗣位无成，诸大臣势力日盛，相国危矣。若能移兵攻吴，大臣外困于强敌，相国可专制于齐国，计即成矣。”此番话，正点中田常的心病，顿时为之一振，继而又一思想，还有些不妥，逐讨教道：“先生之言彻我肺腑，然兵已在汶上，若移兵向吴，将士疑我奈何？”子贡微微一笑，曰：“暂按兵不动，赐愿请见吴王，使吴救鲁伐齐，即可战吴，不患无词。”田常大悦，遂召大将军国书进帐，假意吩咐：“吾闻吴欲伐齐，吾兵驻此不可轻动，且打探吴人行动，须先败吴，然后伐鲁。”国书接令，遂传全体军士就地休整待命，不可轻举妄动。子贡得此机会，急忙离了齐地，披星戴月风雨兼程，千里迢迢赶往吴地，叩见吴王夫差。在此之前吴与鲁曾经联手攻打过齐国，子贡便由这里说起，“吴鲁联兵伐齐，齐恨之入骨，现齐兵集结汶上，即将伐鲁。鲁弱不经伐，胜之必将伐吴，吴国危矣。大王何不伐齐救鲁，夫败万乘之齐，继败万乘之鲁，威加强晋，吴遂霸矣。”夫差刚腹自用，早欲称霸列国，闻之有理，但他另有顾忌，曰：“前者齐曾许世世服从吴国，我方班师，今聘不至，正欲问其罪。但闻越王卧薪尝胆，勤政训武，有谋吾之心，所以欲先伐越而后伐齐不迟。”子贡一听，心中十分着急，郑重施礼道：“不可。越弱而齐强，伐越之利小，纵齐之患大，伐弱越而避强齐，非勇也。求小利而忘大患，非智也。智勇俱失，何以争霸？大王不必虑越，赐愿为下吏，往见越王如何？”夫差点头应允，于是子贡又成为吴国的使者，星夜奔驰去往越国。吴越之战后，越国濒临消亡，越王勾践正苦于复国无术，闻得子贡到来，如遇救星，遣人迎出二十里外，以最隆重的礼节请到上座，言词十分谦卑：“敝邑地处东海，何须高贤达辱。”子贡亦谦道：“特来吊君。”勾践激动异常，眼中含泪道：“孤闻，祸与福为邻，先生下吊孤之福也。请问其说。”子贡将此行所有意图和盘托出：“臣今见吴王，以救鲁伐齐，吴王倒疑越谋，其意欲加诛于越。夫无报人之志，使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志，使人知之，危也。”勾践臣薪尝胆其意就在报复吴国，不料尚未事成，吴国倒已知觉，顿时吓得目瞪口呆，长跪于地求道：“先生救我。”子贡遂指点：“君可以重器悦其心，以军尽其礼，亲率一军，从吴伐齐。” 其意为吴国你不是怀疑我吗？那幺我便带领军队跟随你去攻打齐国，还何疑之有？勾践感谢子贡相救，乃赠黄金百镒，宝剑一口，良马二匹，子贡固辞不受。至此几国交战，齐国已无暇攻打鲁国，但子贡未敢停歇，还想把战争引到更远的地方，以确保鲁国的安全。他离开了南部的越国，打马直奔西北部的晋国，越太行跨吕梁，累得又黑又瘦，终于以最快的速度见到了晋定公。当时的晋国是个比较稳定的国家，晋定公也是个比较稳重的君主，见吴齐大战正做壁上观，闻子贡远道而来，知有缘故。礼仪已毕，请教道：“先生来而何为？”子贡言：“臣闻无远虑者必有近忧。今吴之战齐有日也，战而胜必与晋相争。”晋君闻言大惊，“如之奈何？”子贡进言道：“休兵修卒以待之。”晋君从之。不久，吴与齐果然战于艾陵，齐师大败，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转道晋国，以图霸业。不料晋早已有防，以逸待劳，两军相遇于黄泥之上。晋军击之，吴师大败，越王勾践遥闻之，趁机涉江袭吴。吴王得报急率军回国，吴越激战于五湖，三战而不胜，城门大开，越遂围王宫而灭夫差，破吴三年而于南中国称霸。
这一场诸国争战，子贡起着重大作用。他博学多识，能言善辨，救危扶困，无往而不胜，是当时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外交家。故司马迁评道：“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则子贡辨才之说。”
孔子对子贡非常器重，说：“赐也，辨人，达人，叹也，弗如也！”子贡对孔子钦敬有加，称孔子的学识高不可测，誉孔子为圣人，时时宣传孔子的思想，处处维护孔子的尊严。当时叔武毁谤孔子，子贡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也。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中记载子贡言行的达三十七处，孔门弟子中无一人能及。此外，子贡的言行活动尚见于《孟子》、《礼记》、《左传》、《史记》、《通鉴》及新出版的《今古神测》等诸多经传史籍。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崔述在《洙泗考信余录》中称：“子贡之推崇孔子至也，则孔子之道所以昌明于世者，大率由于子贡。”孔子病，子贡探望，孔子持杖而迎，埋怨说：“汝来何其晚也！”足见其师徒之情情挚意深。孔子去世后，众弟子不知该穿何种丧服，子贡说，我等为先生治丧，就像自己的父亲去世一样。于是众弟子各执异乡树木为哀棍，守墓三载，后植于墓侧，治衽将归。归时众揖于子贡，相向而哭者失声。子贡返，于墓旁结庐一座，又独守三载。其间将由齐国带去的稀珍树种楷木，雕刻成圣像一尊，至今保存于台湾博物馆。将原准备给孔子做手杖的另一截楷木，截成两节哀棍，孔子死后三年埋于墓旁，即生出双楷。六年后复将其中一株移植墓左前方，茂盛时期高四丈五尺，围一丈，参天立地，象征孔子为万世楷模。清康熙帝甲子年南巡，驾幸孔林，拜圣墓毕，又躬亲楷亭，赞叹曰：“阅历三千载，生意仍然不朽。奇哉！奇哉！圣贤手所植，天故不肯泯没也。”
《中国地理未解之谜》记载：某年夏，天雷雨，楷树遭击而亡。康熙帝得此事，诏令立碑纪念，上书“子贡手植楷”。此碑正好立在当年子贡悲哀哭师的地方，自此每逢八月二十七日大祭孔子的前后两天，石碑前总是挂满了湿漉漉的水珠，极似一个人在伤心泪流不止，尤其碑中间部位“子贡”二字处水珠最多。人们传说，此是孔子忠实门徒子贡在祭祀老师暗暗涕泣。令人不解处是：若把碑上水珠擦去，不消一会又会冒出串串水珠，再擦再冒，拭擦不干，故此碑又被称为“含泪碑”，为孔林一奇观。前人为珍惜这件文物，在楷树周围用大理石修筑一方池。碑后修方亭，亭内立一石碑，上书“楷影”二字，下雕一株树影，其影苍劲古朴，典雅壮观。迄今孔林“子贡庐墓之迹宛在，手植之楷犹存。”
今曲阜孔林子贡庐处与子贡手植楷树俱存。
子贡为永铭老师，将另一株楷树移植故里卫国（今浚县城内），树木旺盛，盘根厚土，直枝参天，叶色玲珑，结果赤红，引来远近敬仰。郓城子贡祠内陈列的那段古楷，便取自于此株。古楷外形如峰窝，内中鲜艳如原木，为郓城子贡祠的镇祠之宝。
子贡不仅是卓越的社会活动家，而且是最早的机械师与水利专家。他才华横溢，工于巧思，根据当时的农耕需要，发明制造了足蹬水车，提水灌溉农田，有效促进了农业发展。时至今日，江南水乡依然普遍使用着足蹬水车灌田。据传说，鲁班尚属端木子贡门下弟子。
端木子贡还是我国最早的大商人，被称为儒商鼻祖。
春秋时期，诸国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是十分落后的小农经济。农业五谷而食之，工生器物而用之，然而没有商而通之，则有者闲余，缺者不足，不能有效促进社会进步。子贡作为达人、贤人，与其它儒生不同的一点便是思想活跃，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论语》云：“赐不受命而货殖焉。”毅然从事了“货殖”——即商贸。通过商贸而“生资货财利”。《史记》载：“子赣既学于丘，退而仕于卫，废着（贮）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见多识广，具有经商天才，极善把握市场，“与时转货赀”，进行了大规模的商业经营和国际贸易。他“家累千金，富可敌国”，“结驷边骑，束帛之弊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越王勾践甚至“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子贡的经商，客观上促进了列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人富而礼义附焉”。其本人也因经商而致富，具有着优越的生活条件，显赫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也成为他传播孔子思想和诸多外交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子贡做为一个富商，与越之范蠡齐名于世，人品学问功业与财富皆可蓖美。《史记·货殖列传》将二人列为榜首，后人称为“端木生涯”、“陶朱事业”。
“儒商”，就词义而言，即具有儒家风范的商人，子贡便可谓儒商第一人。子贡有纯正的儒家文化背景，行商遵循的是儒家的道德。《论语》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言无非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学问，书面知识和社会经验；二是道德，讲忠信。求取富利无可非议，但要符合道德原则。子贡与孔子有一段对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子贡深得孔子真传，将“忠信”做为立身之本，也是经商之本。至今经商者亦将此做为最高要求，以“消费者信得过单位”为荣。儒文化另一个鲜明特征是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已任，儒商经营之道同样有这样的道德规范，经商为救世济人，不为一人一地私利，常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而自勉。子贡经商出道甚早，曾有“天下的金钱都流到子贡那里去了”的传说。成为富商之后，仗义疏财，救国救民，“鲁国之法，赎人臣妾于诸侯者，皆取金于府，子贡赎之，辞而不取金。”为鲁国赎回大批卖与他国的奴隶，孔子周游列国的大部经费也皆由他周旋。日本作家在《孔子》一书中说：孔子在中原游说十四年之费用，全由子贡在国与国之间做大买卖支持。孔子的葬仪，众弟子服丧三年的巨额费用，也全由子贡负担。孔子在各地流浪旅行，如果没有子贡，仅靠子路、颜回二人是不行的，必定会被四处驱赶，忍饥受饿，能否回到鲁都，是值得怀疑的。北宋诗人苏庄曾咏诗赞曰：
为儒莫道果无成，吾于当年亦解兵。
存鲁计长只数语，强吴心服敢前征。
诗书自古多灵气，货殖何曾损令名。
想象当年勤展拜，春风满树草连茔。
子贡之后，端木氏族兴旺。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端木氏六十一代端木成，由河南浚县将妻携子迁居郓城汉石桥村，至明成祖时，出了一位端木泰，官至镇殿将军。这时的皇帝朱棣欲迁都北京，命正学方孝儒写诏书布告天下。方孝儒至死抗拒，祸连十族。十族中便牵连到端木泰，其兄弟五人闻讯大惊，各自背井离乡，速速远逃他方。其中一人名端木荣逃至鲁西南赵王河畔，埋名隐姓，将姓氏去“端”字加“木”字，成为“林”，所住村庄渐成“林家集”，即现在的郓城县郭屯镇林集村。端木氏林集一支隐去姓名三百年后，康熙南巡，路经孔林，偶见端木氏宗谱，为表彰子贡功德，敕封端木氏世衍翰林院学士。自此，端木一族方拨云见日，恢复了原来的姓氏，遂于村前兴建了“子贡祠”，请来2400年前古楷一段，每逢节日，族人皆前往叩拜瞻仰。据河南省端木子贡研究会调查，除曲阜子贡的有关资料外，就只有郓城林
集这一处端木氏老宗谱和子贡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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