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消失的那七天（凝固的方音方言和地名散论）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而地名是地域文化传承中最具稳固性、延续性的部分之一，具有高度浓缩的语言、文化历史价值——纵使目前存在人们口中的活的方言正在加速向通用语靠拢和消亡，但是从一些地名中，我们依然能够窥见方音的留存和语言的演化。

地名与方言的发展变化，其实就是字和音的关系，简单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特殊情况，

比如“堡”，除了常见的[pau]的读音以外，在北方地区经常读作[pʰu/pu]，例如瓦窑堡[pu]，十里堡[pʰu]。一字有多个读音，通常是承担了多个意义或者转注了某个字，一般来说[pau]是指单一的军事工事，如地堡、碉堡；[pu]则是指“具有城墙的城镇，通常历史上有军事要塞的性质，例如瓦窑堡，而[pʰu]的读音则与“铺”相通，有店铺、驿站的意思。

另外“六安”的读音也因央视主持人的误读而受到人民讨论和关注，同南京市六合区的“六”发音一样，都是[lu]，这就和该字在当地方言发音有关了。根据《洪武正韵》记载，“六”字为来母屋韵入声字字，卢谷切。有学者拟音为[luk]，结合吴语部分地区、江淮官话、西南官话许多地区，六的发音都近似[lu/lɔ]，不难看出六安读[lu]之由来

瓦窑堡

地名或某些自然分区、山川河流的习惯性称呼往往体现了该地域的方言特色，同一事物或者类似的事物往往有千差万别的命名。比如在有河流的城市中，往往对河流两岸地域有着约定俗成的名称，这些名称有的与法定行政区名称相符合，有的则流传于民间。比如武汉被长江和支流汉江分为两江三地，则天然地划分为武昌、汉口、汉阳广义的“三镇”，武汉人要跨江进入其他地区，从来不会说“江南”“江北”“河东”“河西”而是说“下汉口”“到武昌”“去汉阳”。

在河流密集，水网密布的上海，则有着更为丰富的表达各种河流或水域的词汇，如“港”“泾”“浜”“浦”“滩”等，而穿越上海市中心的黄浦江，则天然地将上海划为“浦东”“浦西”两个区域。在珠江口的广州，一条珠江南北穿城而过，老城区与新城区（天河区等）隔江相望，而当地人则习惯称呼这两个区域为“河南”“河北”。

有些聚落的名称也体现了地域差异，北方多“沟”“铺”“集”“店”，南方则多“湾”“嘴”等，这与古代南船北马的运输方式表现了一定的相关性。

双堆集

地名也会发展变化，雅化是变化的动机之一。地名与人名一样，好的名字能够极大促进声望。有的地名最初被赋予了宏大、美好的意义，比如“武昌”，“以武治国而昌”，但有的地名则“诞生得很随意”，随着时间的流逝，方音的变化，越来越受诟病或者产生不好的谐音。地名雅化，在近现代案例颇多。例如台湾的“鸡笼”，这样的名字不论当初定名时是如何的机缘巧合，但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和一个大城市联想起来，于是后来有了“基隆”的雅化。武汉的雅化案例也比比皆是。汉口的“端水吃”，后来改为“丹水池”，这种雅化还体现了武汉方言中“端”读[tan]的特点，同时“吃”作为入声字在西南官话中已归入阳平，则与“池”声调相同，发音相似。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珞珈山了，当初选址武汉大学时，该地名称为“罗家山”，闻一多亲自定名为“珞珈山”，其实达到了方言发音和字义的和谐统一。因为“珞”和“罗”在武汉方言中声调相同，雅化以后，当地居民也不需要改口。另外，罗家山据传是一座坟山，有很多坟冢，这样改名不改音，也照顾了寄托于此的“罗家”。

珞珈山

武汉丹水池街道

还是说回武汉。以前武昌有个地方叫“巡视河”，后来变成了“巡司河”，这也许跟翘舌音声母的消失有一定关系，按照清末英国传教士庄延龄的《汉口方音》记载，当时的武汉话是有zh ch sh这类翘舌音声母的，但是后来消亡了，这类声母还能在周围的黄孝片地区，例如黄陂，新洲听得到。

还有个地方叫“米粮山”，后来写作“美娘山”，两者似乎都有自身的含义，也能说得通。实际上“米”变成“美”可能跟早期汉口话的黄孝南部或赣语大通片底层读音有关，直到今天，湖北东南部的大冶、咸宁仍然把“米”读“美”，因此不难看出端倪。另外，汉阳的“冰糖角”的原名据说是“兵藏阁”，这里“阁”和“角”在武汉话里是同音的。

最后一个例子跟改朝换代有关，汉口有条街叫做“乾隆巷”，民国以后就变成了“潜龙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