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以史为鉴”，又云：“盛世修志”，因此，编史修志不仅是古往今来，历朝历代的头等大事，也是国运昌盛、民族兴旺的重要标志。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修志工作势所必然地被提到了历史的议事日程。编写少数民族志是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作为少数民族一员的锡伯族同胞对此衷心拥护，并努力实践。于是，《抚顺锡伯族志》便应运而生了。
《抚顺锡伯族志》的编写工作始于1994年，但起步阶段要上溯到1985年。初衷是为了辽宁的锡伯族志搜集、提供资料，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各地占有史料的丰富完善，逐渐形成了沈阳、大连、丹东、抚顺等锡伯族相对集居城市独纂本地志书的格局。由于《抚顺锡伯族志》成书相对较晚，使得编纂工作略显从容，并有所借鉴。不仅将史料锤炼得更加翔实可靠，而且在深度和广度上均有所拓展。例如新挖掘出的新宾县《吴门中锡伯族人氏火火力祖谱》历经二百余年，不但保持完好，并伴有绘图及原始供奉，堪称历史珍品，（此祖谱已由辽宁省博物馆鉴定确认）。
本志书在全面客观地反映抚顺锡伯族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突出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以便为新世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服务。例如人口分布，绘制最新的行政区划图予以表示；而人口统计，则采用第五次人口谱查的统计数据等等。
本志书遵循“厚今薄古，详近略远，删繁就简”的原则在行文时有所侧重，对史料适当取舍。例如：锡伯族的族名与族源、历史沿革、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部分内容，各地志书大多取材于同一历史典籍或有关专家、学者的著述，基本雷同。因此，本志书虽按体例仍保留上述章节，但文字上则从简从略，不予赘述。对于未见其它志书而独具抚顺特色的一些内容，如七人七骑的锡伯族祖先供奉；对依、胡二姓同宗同谱的考证；西迁新疆时的离别歌词谱等则从繁从详，予以侧重，并力求图文并茂。
此外，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抚顺锡伯族“功铭汗马”碑碑文重新进行了拓印和勘辨，不仅匡正了以往的错讹和遗漏，而且对碑文的解释亦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我们希望通过《抚顺锡伯族志》的出版，有助于广大锡伯族同胞鉴往知来，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进而增强与中华各兄弟民族之间的亲合力，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去。同时，对于有志于锡伯族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亦能提供些许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倘能如此，则对所有的编纂人员将是最大的奖赏和最大的安慰。
编委会
第一节 族名的来历与变迁
“锡伯”这一称谓见之于清史著作《圣武记》关于“九国之战”的记载：“万历二十有一年，叶赫、哈达、辉发、乌拉、扈伦四部；科尔沁、锡伯、卦勒察、蒙古三部；珠舍里、纳殷、长白山二部，九国之师三万来侵……”在此之前则有许多不同的称谓和写法，例如在两汉时称之为须卜；东汉时开始称鲜卑、西卑、师比等；北魏、隋、唐、宋时期称室韦、失韦、失围；元朝时期又称为失必、失必尔；明清时期则有实伯、斜婆、洗白、史伯、西伯、西北、西僰、席伯、席北、席百、锡北、锡卜、锡伯等二十余种称谓和写法。究其原因，是由于用汉文书写其它民族语言时，因音译的缘故，而产生的“锡伯”二字的诸多同音异写字而已。
至于锡伯族的族名及其称谓的含义，中外众多民族史的研究家和学者，各执一词，现择其要者摘录如下：
一种解释“锡伯”系地名，后来成为居住在这里的部落的名称。如日本人岛田好在其《锡伯卦尔察部族考》一文中写道：“锡伯族自言，锡伯系伯都讷附近之地名。予谓‘sibe’乃绰尔河之故名，遂成此河流域之地名，进而成为据有其地之部族名称也。”（载《满洲学报》第六期）
一种解释，“锡伯”是由部落名发展成为民族名称的。如《锡伯族源考》一文中这样记载：“查阅《辽史》，和黄头室韦一起征辽的臭泊部，与锡伯声音相近，就可能是其同音异写了”。
一种解释，“锡伯”是鲜卑的遗民，鲜卑音转为锡伯。如何秋涛《朔方备乘》一书中这样记载：“臣秋涛谨案：鲜卑音转为锡伯，亦作席北，今黑龙江南，吉林西北境，有锡伯部落，即鲜卑遗民。”同书卷六十八中又说：“锡伯即鲜卑之音转，至今其名未改也。”卷十五中说的更直接：“元魏之先，亦先鲜卑为号其他在金（今）锡伯利部境，锡伯即鲜卑也。”
《亚洲学报》上有一段记载，说的更清楚。“鲜卑入迁内地后都逐渐融合在汉族大集团之内；在其边缘遗留的部落，则另起名称，如契丹、库莫奚、地豆干之类，更远的族落由于译音的不同，又别有名称，如失韦、室韦之类”。
西清著《黑龙江外记》卷一中云：“鲜卑乃部种，非地名，今锡伯及俄之西伯利亚，皆鲜卑之转音也。”
从以上的几种提法，就是古今中外的史学家对“锡伯”这一族名的解释。从中可以看出，锡伯族名的由来。
第二节 锡伯族的来源
民族的起源，民族的迁徙，都是民族史研究上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后，研究锡伯族族源问题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锡伯族研究工作有很大进展，目前史学界趋向一致的观点是：锡伯族是古代鲜卑族的遗民。
清朝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七“锡伯利路疆域考叙”中说：“秋涛谨按：锡伯利路，本鲜卑旧壤，故有锡伯之名。考《汉书匈奴传》云，黄金犀毗，颜师古注曰：犀毗带钩也，亦曰鲜卑，语有轻重耳。据此可知鲜卑音近锡伯，今在黑龙江境，有锡伯一种，亦作席伯、席北，既非索伦，亦非蒙古，即鲜卑遗民也。”
李文田著《元秘史注》亦云：“失比即鲜卑之对音也，……亦作席伯，亦作席比，即非索伦，亦非蒙古，即鲜卑遗民也”。
张伯英著《黑龙江志稿》记载：“锡伯打牲部落，本鲜卑遗种。属科尔沁蒙古，献之编入八旗，分驻齐齐哈尔、伯都纳两城……语言衣服与达呼尔同。”
《西斋偶得》云：“锡伯或称史伯，其语言近满洲，康熙年间自吉林蒙古地方迁入内地，编佐领散居多城，按此当为鲜卑遗民。《汉书奴传》‘黄金犀毗……师古曰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云云，可为确证。”
肖兵：《犀毗、鲜卑、西伯利亚》一文又写道：“鲜卑是我国东北古代少数民族的名称，或号‘山戎’（鲜，山古音同）属于所谓‘东胡’系统，而与东方夷人集群有密切关系。……鲜卑最初活跃于我国辽河流域，逐渐向西北方向发展，其一部滞留我国东北，成为今天的锡伯族。”“锡伯又称斜婆、西伯、西北、席北、传说是鲜卑族后裔”，在元代政治上属科尔沁蒙古。
以上文献，史书记载都认为今天的锡伯族属于所谓东胡系统，是古代鲜卑族的遗民。
锡伯族源于大泽，“当拓跋鲜卑从南方大泽迁走其一部分游牧部落留居此地，世代从事游牧生活。而另一部分游牧部落则进入大兴安岭中段，以狩猎为业，到北魏初年已经到达淖尔河流域”。而后发展成为今天的锡伯族。近年来，文物考古工作在大兴安岭阿里河地区所出现的突破性的考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即锡伯族源于当年“嘎仙洞”守庙的拓跋鲜卑人。其依据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刻古留迹的传统来看，锡伯族渊源于嘎仙洞祖庙守庙人。
公元前一一九年，汉武帝的大军打败了匈奴。为填充匈奴远遁空留下的地域，锡伯族的祖先拓跋鲜卑开始从嗄仙洞南迁大泽，方千余里，以后又陆续经过高山深谷，九难八阻，才到达了匈奴之故地，即大漠南北，蒙古草原，并建立了北魏。大批人马将要告别故乡发源地嗄仙洞了，为永远祭祀祖宗，锡伯族的祖先拓跋鲜卑人，在嗄仙洞的西北角，开凿了两个耳房，连接耳房是一个斜洞，在东南角上开凿了另一个斜洞。这样嗄仙洞便成了拓跋鲜卑的旧墟“石室”祖宗之庙了。为保护神圣的祖庙，拓跋鲜卑人留下一批人马，做为祖宗之庙的守卫人，这些守庙人忠实地执行着守庙的任务，他们经常探听着南迁的同胞们动态和消息，终于到了
太平真君四年（公元四四三年）传来了拓跋氏建立了北魏统一黄河流域的好消息。守庙人和乌洛侯人一起，赶到北魏报告祖庙的有关情况，北魏拓跋焘皇帝听了祖庙完好的报告，非常高兴，很快在当年七月，派高级官员李敞做为特使，回到大兴安岭故乡祭祖，并且由守庙人中的石匠，在嗄仙洞花岗岩洞壁上留下了珍贵的石刻祝文，祝文中最后一句写“使念鉴”，使念是锡伯族一位祖先中的名字。
无独有偶，在清朝嘉庆八年沈阳锡伯族家庙留下的刻石中，也同样地标明了刻石者的名字，为华沙布谨题，这个华沙布也是锡伯族一个人的名字。
第二、从祭祖的方式看，锡伯族渊源于嘎仙洞祖庙的守庙人。
锡伯族一个很重要的风俗习惯，就是家家供奉“喜利妈妈”（喜利妈妈，即娘娘神之意），把这它挂在屋里西北角墙上，是家族宗室繁衍生殖的标记。
第三、从嗄仙洞的译音差别性看，表明锡伯族渊源于嗄仙洞的守庙人。
嘎仙洞发现以后，只知嗄仙是鄂伦春语，其含意不详，从满语中称嗄山或译作噶珊，是乡村的意思，在蒙语中叫嘎查，也是村的意思，相当于村一乡，而锡伯语叫嘎善，意为村屯或故乡，锡伯语还有轮生故乡之意，从这些解释中可以理解到，嘎仙是一个乡村，在阿尔泰语系中通用，而时有音转，这就自然地是锡伯族人的发源地了。但在锡伯族中还有更深一步的意思，是锡伯族的轮生故乡。是拓跋鲜卑的发源地。嘎仙洞祖宗之庙的守庙人离开这里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守庙的任务，时间已达五百年之久，北魏拓跋氏政权已解体，守在这里没有什么意义了，在这种情况下，日益增多的守庙人，便陆续地离开了嗄仙洞，逐渐迁徙到嫩江中下游一带，形成了后来的锡伯族。
第四、从射箭的习俗看，锡伯族渊源于嘎仙洞祖庙的守庙人。
锡伯族祖祖辈辈喜爱射箭，而且箭法高超。这种悠久的传统形成，正是来源于先民嘎仙洞守庙人的武功。拓跋鲜卑南迁的时候，留下的守庙部队都是经过挑选的箭法高超的射手，他们执行着守庙的任务，在这六百多年里，一面守卫着祖宗之庙，一面在嘎仙洞周围，以射
猎为业，直到北魏灭亡。
北魏亡，鲜卑散，主流融合于汉族之中，其余流的锡伯族祖先——嗄仙洞祖宗之庙的守庙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下来。在隋唐之际曾随另一只拓跋鲜卑人乌洛侯人逐步南迁至嫩江中下游一带，锡伯族这时住在南室韦的地方，故有人称锡伯族的近祖为南室韦。
在此期间，锡伯族人也没有放弃喜射的历史传统，一直到现在，锡伯族从祖先嗄仙洞守庙人那里承接下来的高超射箭本领，还在发扬光大。
从以上的凿石留迹、祭祖方式、祖庙嘎仙洞的译音、射箭习俗等几个方面看，锡伯族渊源于嘎仙洞守庙人的说法是合乎逻辑的。
第一节 锡伯族早期活动的区域
沈阳太平寺锡伯族家庙，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嘉庆八年（1803年）在寺内立石碑两座，一是满文，一是汉文，内容相同，今有满文石碑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馆。碑文追述了锡伯族人民早期活动的地域和迁徙情况。根据碑文记载：“青史世传之锡伯部，原居海拉尔东南扎拉托罗河流域。”王钟翰在《沈阳锡伯族家庙碑文浅释》中认为：扎拉托罗河即今绰尔河。赵展在《锡伯族源考》中也说：“扎拉托罗河即今绰尔河。”而铁玉钦在《沈阳太平寺锡伯碑考略》中则认为“陀罗河即洮儿河。”赵志强、吴元丰在《锡伯族家庙碑文考》中，把碑文的记载同清廷的档案综合起来予以考证，认为扎拉托罗河不是绰尔河，是洮儿河中游一段。但他们认为，绰尔河在洮儿河之北，相去不远。锡伯族人本是渔猎民族，活动范围当在洮儿河和绰尔河一带。同时他们还指出，这里并不是锡伯族的发源地。
内蒙古考古学家米文平已在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东麓，发现了拓跋鲜卑的祖庙石室，坐落在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十公里处这个石室，鄂伦春人称之为嘎仙洞。拓跋鲜卑祖庙石室的发现，不仅为探索鲜卑人与鲜卑文化的发源地提供了极为重要的遗址，也为研究黑龙江流域的历史和地理确立了一个关键性的座标。这还为确定拓跋鲜卑和锡伯人原始活动地域提供了一个佐证。
考海拉尔流域，元代曾为成吉思汗次弟哈萨尔之封地。据刺施特《史集》记载，哈萨尔的封地在“阿尔衮河、枯拉淖河、海拉尔、地近斡赤斤后之封地。”查阿尔衮河即额尔古纳河，枯河淖河即呼伦湖，海拉尔即海拉尔河。可见海拉尔河流域，曾是哈萨尔所部科尔沁蒙古的游牧地。到了明洪熙年间（1425年），哈萨尔十四代孙奎蒙克塔斯哈喇为了避乱，率所部迁往嫩江流域，依附于兀良哈三卫，始号所部为科尔沁。这就是嫩江科尔沁。锡伯族人可能是在科尔沁蒙古东迁以前，就生活在海拉尔流域的。所以东迁以前，他们似乎已隶属于科尔沁蒙古了。海拉尔东南至大兴安林区一带，至今保留着许多锡伯语地名，当是锡伯人所遗留的史迹。大兴安岭即锡伯语。锡伯语“夏恩阿林”意为白色山岭，口语急读则音变为“兴阿林”，即兴安岭。而兴安岭首先不是蒙语，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其次，它虽属满语，却非满族活动的地域，所以只能是锡伯语。而且在大兴安岭一带，地名与锡伯有关的不是个别现象。例如光绪年间屠寄编绘的《黑龙江舆图说》中，海拉尔正南辉河口以西四十余公里之河北岸，标有“锡窝山”。“锡窝”即锡伯之口语读音，锡伯语音b在两上元音之间时就发生音变，读如w。海拉尔河东南支流扎敦河上源北岸有一条小河，舆图称“锡伯尔河”大兴安岭北段甘河上游离嗄仙洞石室不远处有吉文河，舆图标为“锡伯尔河”，等等。这些地名大都在拓跋鲜卑和锡伯族人早期活动的地域，看来不是偶然的巧合。
总之，锡伯族的发源地及早期活动的区域，应是北起大兴安岭北段，南抵辽河流域（以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为中心）东至吉林省，西至呼伦贝尔，而以嫩江的西支甘河、雅鲁河、绰尔河、洮儿河和松花江流域为中心。这一带自然条件都很好，尤其是伯都讷，“江带三方，沃土万顷”，水草丰盛，出产丰富，是个宜耕宜牧的好地方。这一辽阔地带就是古代锡伯族生息，繁衍的故乡。元明两代，生活在这里的锡伯族役属于科尔沁蒙古，其后陆续归附于清，从此离开故土开始了迁徙驻防的历史。
第二节 编入八旗始末
自“九部之战”之后，随着九大部族的衰败和努尔哈赤势力的强盛，锡伯族逐渐归附于女真，并被陆续编入满洲八旗。锡伯族编入满洲八旗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种是顺应形势，主动投奔的，如“锡伯部之巴达那，弃其祖先之地，率丁三十名来投有功，升为防御”（《满文老档》）。这部分人不仅直接成为旗兵，且被授以官职。
另一种是被征服后收编为旗兵或家奴的。如：“天聪二年（1628年）八月丁丑黎明，驰击希尔哈、席伯图、英汤图诸处，俱克之。翌日，遣精骑追捕败军，至兴安岭，获人畜无算，抗拒者杀之，其降者编为户口。”（《清太宗实录》卷四，21页）。
又如：“天聪八年（1634年）三月丙子巴思翰、康喀尔、松盖、得尔格往略蒙古希尔哈、席伯图地方，获马四十一匹，妇女幼丁二百一十七口以还……上令，即以所获，赏出征将士有差。”（《清太宗实录》卷十七，38页）。
综上所述，被征服者或被“编为户口”成为八旗的旗兵，或被“赏出征战士”沦为这些将士的家奴。
除在以上两种情况下，锡伯族被陆续编入满洲八旗之外，还有第三种即由蒙古八旗转入满洲八旗的。这些锡伯族原本隶属于蒙古科尔沁，天命四年（1619年）科尔沁蒙古陆续归附后
金，自崇德元年 （1636年）至顺治五年（1648年）先后设立科尔沁十旗，于是这部分锡伯族被分编各旗，成为蒙古八旗的一部分。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由于全国驻防兵源紧缺，加之东北防务的需要，请政府咨文科尔沁王公、台吉等，悬赏要求献出所属的锡伯、卦尔察披甲者。
在此情况下，科尔沁王公，台吉们遂将其所属的锡伯、卦尔察、达虎儿丁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名全数进献。其中可披甲者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二名，共编八十四牛录，其中锡伯七十四牛录，派驻齐齐哈尔、伯都讷和乌拉三城。
至此，锡伯族就都直接隶属于满洲八旗的统治之下了。
第三节 南迁盛京驻防
根据沈阳锡伯族家庙“太平寺”石碑记载，最早的锡伯部落，大约居住在海拉尔东南的淖尔河流域，13世纪时，曾被蒙古军征服。在明代中叶，锡伯族的先民开始向东迁移，定居于嫩江流域的齐齐哈尔和扶余一带，在此生息四十余年，录属于科尔沁蒙古。17世纪间，锡伯族完全被满洲征服，后来逐渐被编入八旗，设佐领四十六人，录属于吉林将军。清朝统治者怕锡伯族人民居住在一起“恐后生事”，不好统治，便想出了 “分散各境，万不可使居一国”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强迫锡伯族离开故乡，远徙各地。因此，虽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锡伯族人民先后被迫进行了三次大迁徙。
第一次大迁徙是：一六九九年——一七零一年（康熙三十八至四十年）期间，让七千八百二十三名官兵从嫩江和松花江南迁到盛京所属的二十几个城市。据《八旗通志》和《文献通考》的统计，当时，锡伯士兵在盛京各地的人数是：盛京（沈阳）城内驻有二百名，开原二百八十五名，抚顺二十名，铁岭二十名，辽阳二百四十七名，牛庄十名，熊岳一百零一名，复州（复县）一百七十八名，凤凰城二百零五名，小黑山二十名，金州一百五十九名，岫岩八十二名，闾阳驿（在沟帮子西）二十名，白旗堡二十名，小凌河二十名，兴城二十名，中前所二十名，中后所二十名。总计一千六百零七名。
第四节 西迁伊犁戍边
关于锡伯族西迁，并非偶然，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首先，1758至1759年两年（乾隆二十三年二十四 年）清朝政府平定了南疆大小和卓的反叛，伊犁地方人烟稀少、土地荒芜、防务空虚，沙皇政府又不断地向东扩张。面对这种形势，清政府一面从内地派遣官兵，筑城驻防，一面从南疆移民屯田，并于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命明瑞为首任伊犁将军，驻伊犁惠远城，总理南北两路军政事务。但是清政府仍感兵力不足，伊犁防务不甚坚固，亦为地处伊犁东北的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一带）地方，非但与伊犁毗连，且通阿尔泰、科布多（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吉尔格郎图）等地，虽于伊犁驻兵而塔尔巴哈台不驻，则西北两路，声势不能呼应，惟塔尔巴哈台驻兵，周围环设卡伦，则西北两路方能彼此呼应，伊犁军城，将更为强盛。
其次，伊犁地处边陲，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需要强有力的兵驻守，锡伯兵骁勇强悍，善于骑射，正合清政府的意愿。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伊犁将军明瑞请求增派官兵时奏称，“闻得盛京驻军共有一万六、七千名，其中有锡伯兵四、五千名，未放弃旧习，狞猎为生，技艺尚可，于此项锡伯兵内，选其优良者一同派来，亦可与黑龙江兵匹敌”。明瑞在伊犁听说相隔数千里之远的盛京锡伯兵的情况，并奏请调拨，锡伯兵调到伊犁以后，在抵御沙俄侵略军和平定张格尔时的战斗中得到充分的证明。
再次，让几个民族共处一地，互相牵制，这也是清政府为维护其统治而实行的政策。
以上三点是锡伯族西迁新疆伊犁的根本原因。和第一次南迁盛京是有区别的，并非“分而治之”。清政府从盛京及其所属各城的锡伯族官兵内，挑选年富力强，善于乘骑打猎的兵一千名，防御、骁骑校各十名，官兵之家眷三千二百七十五口，共计四千二百九十五人迁到伊犁。但实际到伊犁的锡伯族不止此数，据乾隆三十年，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麦称：“据护送一千名锡伯官兵之协领阿穆胡朗、噶尔赛呈称：去岁，我等前来时，除已入红册之人口外，沿途陆续新生男女幼童共三百五十多人。此外，我等于途中查出跟来之闲散人员四百余名，当即询问，伊等皆答称系官兵之兄弟子女，由原籍起程时，跟随而来，其中男二百四十七名，女一百五十八名。实际起程时跟随而来，并无他故。惟红册内无其名额。”按以上各数计算，当年实际迁到伊犁人数，共五千零五十名。
锡伯族官兵从盛京起程前，除由盛京户部支给派出之防御，骁骑校各一年之俸银外，又发给两个月盐菜银，每人每月二两，马六匹。发给兵丁两个月盐菜银，每人每月一两五钱。每户发给整装银三十两，应发帐房，铁锅之折价银六两、马六匹、牛三头、车一辆。其家属自备两个月口粮。尔后将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分成两队，先后起程。第一队派去防御五员，骁骑校五员，兵四百九十九人，官兵之家眷老少共一千六百七十五口，一并交给协领阿穆胡郎（盛京镶黄旗协领）管带，于一七六四年（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初十日起程，第二队派出防御五员，骁骑校五员，兵五百零一人，官兵之家眷老少共一千六百口，一并交给协领噶尔赛（熊岳协领）管带，于（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十九日起程，锡伯族官兵扶老携幼，赶着牛车，离开自己多年生活的故乡——盛京，出彰武台边门，经克鲁伦路和蒙古路，于八月二十四、二十五日才抵达乌里雅苏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哈郎特）。农历八月末的蒙古高原，已是青草无存，寒气逼人的季节，锡伯族官兵携带家眷无法前进。于是在乌里雅苏台扎营，等来年草木返青，再赶往伊犁。在乌时雅苏台过冬期间，牲畜因长期乘骑驾驭，疲惫瘦弱，加之雪厚无草，开春时，瘟疫流行，原由盛京起程时所带之牛三千零三十六头，先后倒毙二千五百九十六头，仅剩四百四十头，所带之马二千二十匹，虽然只倒毙二十多匹，但大半疲弱，生癞者众……不得其力。再不能靠这些畜力前往伊犁了。经管带呈报交涉，才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奏准，每户给马一匹，驼一峰，由此处牧场共拨马五百匹，驼五百峰给之，并命令协领阿穆胡郎、噶尔赛将此马驼，沿途妥善保管使用，抵达伊犁后，照数交还，若有倒毙者，还要赔偿。
锡伯族借到马驼之后，每人带四个月口粮和一个月茶叶，仍分两队，于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三月初十日起程，行至科布多一带，正值阿尔泰山脉积雪融化，数河俱溢，水深流急，不能行走，等水稍退，乃穿绕科齐斯山西行，又受困数日。所剩兵丁之口粮，只足月余，所借马驼也例毙甚多，在这粮食将绝，畜力不足，行走极为艰难的情况下，阿穆胡朗和噶尔赛尔无可奈何，一面请求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派人前来接济，一面带领锡伯族官兵及其家眷继续前进，从伊犁派人接济之前，余粮已尽，乃采野菜充饥。过了霍博克赛尔，察罕俄博，于六月十二、十五日，第一队行至珠尔虎珠，察罕霍吉尔等地，与前来接济之索伦佐领蒙武里相遇；六月二十四、二十六日，第二队行至阿勒坦额墨，沙麻乌苏等处，方与前来接济之侍卫舒敏相遇。两队锡伯族官兵及其家眷得到接济后，经过额来勒，巴图鲁克，博罗塔拉等地，于乾隆三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先后抵达伊犁绥定一带。这一次万里行军，清政府原定三年期限，他们只用了一年零五个月。旅途生活十分艰苦。但是，这部分锡伯族人民，终于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壮举，在祖国的西北边疆扎下根来，和当地的兄弟民族一起，担负起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重任。
他们在临行前唱一首苍劲、悲壮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离别歌
注：《离别歌》由辽宁省教育学院韩启琨教授提供，据韩老介绍：一九八四年，在沈阳市纪念锡伯族“四•一八”西迁节二百二十周年茶会上，正在辽宁大学中文系进修的新疆察布查尔一中教师国文（现为察县教育局长）演唱后，由韩老录制整理。据国文讲，这首离别歌在察县流传颇为广泛。
第五节 赴云南征战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锡伯士兵还曾赴云南参加一次征战。乾隆三十年，缅甸孟艮土司召散等袭扰我国云南普洱府境，并占领东里等地，次年又纵兵围攻腾越、永昌诸边地，云贵总督明瑞率军反击失利，致使侵略军气焰更加嚣张。
为驱逐缅甸匪，安抚边境，盛京将军恒禄奉命选派锡伯官兵赴滇助战。乾隆三十四年，来自盛京各城的一千名锡伯官兵，分为二队，每队五百名。按命令“……第一队官兵于四月初一日起程，十六日前抵达京师、第二队官兵于四月初三日起程，十八日前抵达京师”（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十八日）。经重新编队后，锡伯官兵于五月初起程，七月中抵达云南前线，锡伯兵和绿营兵、成都满洲兵等共同“据守渡口，驻守要塞，设置守护二路驿站”（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初三日）。经数月交战，侵略者慑于清军之威，在缅境与清廷议和，驱缅战役胜利结束。
此次征战，锡伯官兵虽未参加主要战斗，但减员严重，负出了相当的代价：“新满洲锡伯队原来之兵一千名，其中：阵亡之兵二十名；因伤死亡之兵三名；关外病故兵五十四名；关内病故之兵三十六名。共亡之兵一百零五名”（军机处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五年正月初四日条之附件）。
乾隆三十五年正月初六日，锡伯官兵陆续编队从云南撤回。
文字 | 抚顺锡伯族志
编辑 | 陈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