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如果不是明朝为了抗倭授朝，在万历年间与日本打了一仗，虽然最终打败了倭寇，但自己也元气大伤，耗尽国力，以致民不聊生，激起民变，由此爆发了西北农民起义。
如果不是高仙芝、李自成的农民军前赴后继与明朝政府及军队殊死搏斗，以致最终两败俱伤。
如果不是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大敌当前，只计较个人的利益而不顾国家与民族的危亡。
如果不是当年的东林党与一帮贪赃枉法的所谓阉党党争不断，由此造成了整个明朝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长时间地几乎完全停摆，行政失控。
那么，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以当时割据于东北白山黑水间的努尔哈赤之势力，则断然无法与明朝的中央政府对抗，更无力压垮明朝这只“瘦死的骆驼”。
但历史就是这样的巧合，几乎所有的好运气都给努尔哈赤以及他的儿子皇太极以及多尔衮沾上了。
这当然是爱新觉罗家族的运气，也是清朝的运气。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朝的江山是检来的，完全就是一个“捡来的江山”。
但历史就是这样，没有假设，没有如果。在明朝之后，运气极佳的女真人以小博大，以无可争议的事实，很快便占据了中原，实现了现实版蛇吞大象的成就，成为中国历史中的又一封建王朝，当然也是最后的王朝。
诚然，这些成就的取得不能不让人赞叹，毕竟当时女真人口不足大明的百分之一，军事实力也处于下风。
而之所以女真人能够成功，除了运气之外，还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的成长史。史载，就在这年的二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出生在大明建州左卫苏克素许河部毒图阿拉（在今辽宁新宾永陵乡附近）的一个小部落酋长家。
显然，在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大明王朝的“掘墓人”从此诞生了。
虽说努尔哈赤有着女真贵族血统，他的祖辈曾有着显赫的门第，但到了他的父亲塔克世时，则已经家道中衰，沦落成了建州女真部落中的一个小部落的酋长，其势力范围可能不会比今天的一个县更大。
从史书上看，努尔哈赤的童年非常不幸。
十岁那年，他的母亲死了，丢下他和弟弟舒尔哈齐、雅尔哈齐。父亲续弦后，继母那拉氏心胸狭窄，对他们兄弟几个“抚育寡恩”，多有虐待，这使努尔哈赤从小就经受着生活的磨难，吃尽了苦头。
据说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他的继母就闹着分家，明显患有“妻管严”症的父亲塔克世听了继母的教唆，给尚未成年的努尔哈赤分的家产比其他几个兄弟都少。
所以，努尔哈赤虽然是个“干部子弟”，但他年轻时并不是个“高富帅”，在实际上完全就是一个穷小子。
以致为了谋生，他很小的时候就不得不到深山老林中去挖人参，采蘑菇，捡榛子，摘木耳，拾松子，上山打猎，下河捕鱼，然后将这些东西运到抚顺马市上去卖，用换来的几个可怜的铜币维持生计。
表面看来，这对年少时的努尔哈赤来说无疑是一种苦难，是一种不幸，但在实际上，其实也是一种幸运，是一种磨炼。诚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显然，也正是由于小小年纪便在生活中摸爬滚打，在马市上广泛接触蒙古人、女真人、汉人等，由此使努尔哈赤大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而且，这种长期的艰难困苦的草根生活也磨砺了他那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增长了他的才干。自然，在长期的浸淫中，也逐渐形成了他的仇视心理与反叛性格，在他的心中有意无意地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朦朦胧胧中滋生了一种反抗和报复社会的欲望。
努尔哈赤之所以日后能够成为女真人的领袖、马背上的英雄，最终成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除了与他年少时的那段艰苦穷困的遭遇有关，显然更与他年轻时在明朝军队的那段“当兵岁月”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史载，年轻时的努尔哈赤曾有过一段特殊的经历，那就是他曾到明朝驻守辽东的军营里当兵。在这里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过一段时间严格的“军事训练”，并因此被训练培养成了一名文武双全的“特种兵”。
据说，努尔哈赤生性勇猛，精于骑射，打起仗来总是冲锋陷阵，出生人死，因而屡立战功。
也正因此，非常爱才的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便将他提拔为自己的“保镖”，让努尔哈赤由此成了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贴身卫士。
诚所谓“名师出高徒”，由于长期待在李成梁这位足智多谋的辽东总兵的身边，再加上天资聪颖，很有悟性，“警卫员出身”的努尔哈赤不仅武艺大为长进，刀、弓、剑、棍等都能娴熟运用，因而“艺高人胆大”，与敌人对阵时，总是表现神勇，常常能够“温酒斩华雄”，只几个回合便能结果敌人的性命。
而在此期间，他还从明朝将领那里到了许多用兵方略乃至政治权谋，至于对明朝军队的组织结构以及排兵布阵情况王泉至一些军事机密就更是了如指掌，这就使他在后来与明军作战时多半总是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稳操胜券。
所以，一点也不夸张地说，努尔哈赤的真正“成才”与“成熟”，乃至后来的“成功”，无疑还是因为他曾有过一段在明军“当兵”的经历，而这显然应该归功于他的“师傅”一一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对他的“关心”与“培养”。
按理说，无论是对于李成梁还是对于大明王朝，努尔哈赤怎么说都应该感恩戴德才是，可是，就因为在那年突然发生了他的祖父与父亲被杀事件，致使他对明朝不仅不领情，不感恩，还因此与明朝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在心底里对大明王朝充满了刻骨仇恨。
事情的大致经过据说是这样的：有明一代，为了加强对女真人的统治，实行“分而治之”。明朝初期，大明王朝将女真部族划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也称野人女真三部。如果某个部落不太听话或者比较强大，明政府就实行“枪打出头鸟”的政策，及时挥舞经济与军事大棒，强行对其进行“瘦身”，令其“减肥”。而且在策略上，明朝实行以夷制夷，扶持一部并利用它来控制其余几部，使其互相牵制，互相仇杀，以坐收渔翁之利。
在明朝中后期，由于“万历三大征”而耗尽国力，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败，统治力日趋减弱，而在这种时候，诚所谓此消彼长，远在关外的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却势力不断壮大，逐渐走上了与当年蒙古人相同的老路，不时地对明朝边境进行劫掠，与明朝进行对抗。在当时的建州女真中，以王杲势力最强，枭雄诸部，带头与明朝抗争王杲曾带兵进犯明辽东首府辽阳，杀死指挥王国栋，气焰非常嚣张。
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隆庆四年(1570年)，明政府任命有朝鲜血统的李成梁镇守辽东，决心对王杲强行实施必要的“外科手术”，以摘除这个毒瘤。
说来，李成梁不愧是一个很不错的“外科医生”，上任以后，他便利用女真人内部矛盾纷争，采取拉一个打一个的策略，先将与明朝对抗的建州右卫王呆孤立起来然后再对其实施“斩首行动”，重点打击。当时，李成梁拉拢了建州左卫头领觉安昌，也就是努尔哈赤的爷爷。觉安昌与王泉本是儿女亲家，但他后来和王杲闹翻，转头和努尔哈赤的父亲走到了一起，共同帮助李成梁天打击王杲。
万历三年(1575年)，王杲被杀后，他的儿子阿台继续与明朝为敌。
万历十一年(1583年)，李成梁率军攻打阿台的驻地古勒寨。
由于阿台的妻子是觉安昌的孙女、塔克世的侄女，实际上也就是努尔哈赤的堂姐，所以，当明军攻打阿台时，为了救自己的孙女，觉安昌便与儿子塔克世一起来到古勒寨，想去做阿台的“策反”工作，劝他投降明军，免遭劫难。
但阿台誓不投降。就在这种时候，阿台的手下出了以尼堪外兰为首的“奸细”，他们与明军里应外合，将阿台杀死并打开城门。
因为事发突然，当时待在古勒寨阿台身边的觉安昌与塔克世父子俩也就是努尔哈赤的爷爷与父亲还没来得及逃出就惨遭劫难，死于乱军之中。
觉安昌和塔克世是怎么死的？即使是到今天，也依然是一个无人能解的谜。一种意见认为，觉安昌与塔克世长期追随李成梁，交情很深，而努尔哈赤又在李成梁手下当兵，李成梁一直待他不错，于情于理，李成梁都没有杀死“老朋友”觉安昌与塔克世的动机与理由。
也就是说，李成梁绝对不会是杀死努尔哈赤爷爷与父亲的“凶手”。
但也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阿台已经死了，对于李成梁来说，觉安昌父子也没什么用了，留着也是后患，所以，为了防止夜长梦多，兔死狗烹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如此说来，李成梁很可能就是杀死努尔哈赤祖父与父亲的“幕后凶手”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作为明朝的“奸细”、女真人的“叛徒”，尼堪外兰很可能才是杀害努尔哈赤爷爷与父亲的凶手，究其原因，乃是因为尼堪外兰杀死觉安昌与塔克世的目的就是想剪除自己的竞争对手，以便取而代之，从此成为建州女真的首领。但究竟谁是凶手？因为缺少证据，谁都不敢妄下结论。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努尔哈赤却一口咬定他的爷爷与父亲的死就是明朝干的。当听到自已的爷爷觉安昌与父亲塔克世的噩耗后，年轻的努尔哈赤不仅大为悲痛，而且大为愤慨，他怒不可遏地跑去找明朝官员“评理”，讨要“说法”，并指天发誓、咬牙切齿地哭喊着说：“我爷爷和父亲为何被害？你们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
对于年轻的努尔哈赤当时的这种“冲动”，明朝政府包括李成梁似乎并没有生气，而是很是善解人意地派官员前去吊唁觉安昌与塔克世，并耐心地向努尔哈赤解释说：“非有意也，是误杀耳！”
为了抚慰努尔哈赤，明朝廷还特地给他赏“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同时任命他为建州左卫指挥使。
可千万别小看这样的赏赐，要知道，敕书乃是当时边境贸易的特殊许可证，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有了它，才会有通贡市的权利，才会有做生意发财的机会，而建州左卫指挥使则使年轻的努尔哈赤从此有了自己的部队。
显然，有了“财权”与“军权”的努尔哈赤从此不啻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可是，努尔哈赤并没有因此对明朝心存感激，尽释前嫌，而是把仇恨的种子深深地种在了心上，并深深地扎下根来。
一个实力派“演帝”。此时的努尔哈赤虽然想要报仇，只可惜他的实力和明朝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所以，他便在此期间竭力伪装自己。
在一开始，因为自觉羽翼还未丰满，不元不是明军的对手，无法向明彻“叫板”，所以他便在此期间竭力伪装自己。
在外表上、他一直讨好卖乖，对明朝廷竭力表现得非常“忠顺”，总是积极主动地派人到明廷进贡，甚至他本人还三次亲自到北京朝贡。在抚顺、清河、宽甸、瑗阳四处关口进行互市交易时，他也总是表现得遵纪守法，中规中矩。
为了骗取明朝廷的信任，他曾好几次将部属抢劫的汉人及性畜送回：有一次，他基至还杀了人关轮掠的女真首长克五十，并向明边吏献上首级报功。在那期间，他甚至还几次主动请缓，要求率一军人马去抗击丰臣秀吉宽下的日本侵略军，保卫朝鲜，以此显示他对明朝的赤胆忠心…
至于在“出师必捷，威震绝域”的明辽东总兵李成梁那里，善于伪装的努尔哈赤就更是夹紧了尾巴，表现得非常谦恭，任何时候都对李成梁俯首帖耳，无限效忠，简直比李成梁的儿子还要孝顺听话。
显而，也正是由于骗取了李成梁的信任，得到了李成梁的大力“培养”与“提拔”，努尔哈赤的权力与势力才会越来越大，并由此迅速崛起，很快成了一位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量级人物”。
试问，李成梁何以会如此“培养”与“提拔”努尔哈赤？究其原因，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努尔哈赤善于伪装，在李成梁的面前一直表现得非常积极、非常乖巧、非常孝顺，另一方面，据说也是由于李成梁曾对努尔哈赤有过“养育之恩”，换句话说就是，李成梁乃是努尔哈赤的“干爹”。
关于李成梁与努尔哈赤之间的关系，明朝史籍说法不一，有很多版本，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在努尔哈赤的爷爷和父亲死后，李成梁确凿无疑曾收养过当时还很年幼的努尔哈赤，曾经给过努尔哈赤莫大的恩惠。
可是，对这一段历史，由于种种原因，清朝的“正史”却一直讳莫如深，只字不提要说努尔哈赤的精明与狡猾就在这里，为了巴结笼络自己的“干爹”李成梁，当时，他真的可谓煞费苦心，想着法子拍李成梁的马屁。
为了巴结攀附李成梁这位明朝在辽东的最高军事长官、一位实力派人物，他不仅将自己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嫁到李成梁家，成为李成梁次子一一后来大明辽东总兵李如柏的如夫人，而且还不断向李成梁行贿，定期不定期地将数量想必不算少的牛羊、马匹、人参、貂皮、东珠、银两和奴隶等，“进贡”给大明辽东总兵府，以此满足李成梁在物质上的贪欲和需求。
也正是有了李成梁这座靠山，所以，努尔哈赤的“仕途”一直很顺。在李成梁的赏识与“推荐”下，万历十七年(1589年)，明廷任命努尔哈赤为都督金事，万历十九年又提升他为左都督。几年后，努尔哈赤以“为帝国保卫边疆的功勋”，被封为大明帝国“龙虎将军”。这是一个正二品的崇高头衔。据说历史上的女真族人中，只有很少几个人曾得到过这样的殊荣。
而在当时，对于女真人来说，能得到明朝廷如此封赏，就意味着具有了高出他人、可以号令其他部落的地位，不仅是莫大的荣誉，所谓“窃名号夸耀东夷”，而且也是种实力与地位的象征。所以，努尔哈赤才会“慕都督之号益切”。
没承想，努尔哈赤越是想要的东西，李成梁却仿佛故意“投其所好”，竟越是慷慨大方地给他，致使努尔哈赤很轻易地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仅此可见，努尔哈赤是多么富有手腕和心机。就这样一个人，甭说一般人玩不过他，即便是老奸巨猾、老谋深算但却极其贪财的李成梁也显然不是他的对手，而只能糊里糊涂地被努尔哈赤牵着鼻子走，成为被努尔哈赤利用乃至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一具玩偶。
因此，当后来努尔哈赤反叛明朝时，朝野都说李成梁“养虎自贻患”，其后代也不时有人大骂李成梁是汉奸。
平心而论，说李成梁是“汉奸”绝对是信口雕黄，天大的冤枉。
从种种情形推测，当初李成梁显然并不是有意要把努尔哈赤“培养”成大明王朝的叛逆者与掘墓人。但是，话又说回来，在实际上，他也真的是姑息养奸，养虎为患，在无意中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
在今天看来，李成梁的错误显然并不完全在于他不辨忠奸，用人不察，最主要的还是他贪赃枉法，因为贪得无厌，大肆受贿，最后有意无意地便只有姑息养奸，养虎为患。
也许，在内心中，李成梁是一心想把努尔哈赤“培养”成一只既忠于自己也忠于明朝廷的政治与军事“鹰犬”的。
为此，他曾在努尔哈赤的身上花了许多心血。但狼就是狼，无论它怎样披着“狗皮”，伪装成“狗”，也丝毫改变不了它的“狼性”，到一定的时候，它总是要吃人，要张牙舞爪，原形毕露。
韬光养晦，开始牛刀小试。前面说到在李成梁的“培养”和提拔”下，努尔哈赤的势力迅速崛起，但是，头脑十分清醒的他却并没有因此忘乎所以，肆意妄为，立刻与明朝廷迅速“翻脸”。
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他觉得，他还缺少公然反叛明朝廷与之进行叫板的本钱。
也正因此，努尔哈赤在一开始所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韬光养晦，在表面上一如既往，继续对明朝廷“效忠”，在李成梁面前继续披着“狗皮”，表现得俯首帖耳，显得无限“忠诚”，而在另一方面，则狐假虎威，“剑走偏锋”，牛刀小试，开始不事张扬、不动声色地走上了吞并统一女真的征程。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野心，引起明朝廷的警觉，努尔哈赤以报祖父与父亲之仇为名，以“十三副遗甲”，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率领百余人的队伍，起兵讨伐居住在图伦城（今辽宁新宾汤图乡）的尼堪外兰，并以此为突破口，开始拉开了女真统一战争的序幕。
当时，图伦城十分空虚，外强中干的尼堪外兰一看努尔哈赤气势汹汹地朝自己扑来，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一时惊慌失措，于是赶忙丢下部将，只带着家人仓皇逃窜到了鄂勒浑（今辽宁抚顺一带）。如此一来，努尔哈赤便不费吹灰之力就攻破图伦城，大胜而归。
万历十四年，在攻克征服了苏克苏浒河部、董鄂部和哲陈部之后，努尔哈赤再次讨伐尼堪外兰。鄂物浑城破后，尼堪外兰走投无路，只好逃往明界，逃到明廷抚顺关守将的军营中，企图寻求“政治避难”。
说来，在处理尼堪外兰一事上，在其后期，应该说，无论是李成梁还是整个大明王朝无疑都犯了一个极为愚蠢的“政治错误”，面且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
平心而论，在前期，明朝廷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在处理尼堪外兰一事上可谓非常明智，很有分寸。
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努尔哈赤的爷爷和父亲被杀后，明朝延一方面对努尔哈赤竭力安抚和优待，另一方面，也对有功于明朝的尼堪外兰坚决予以保护并重赏。
据《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当时，为报杀害父、祖之仇，努尔哈赤曾找明朝边臣交涉说：“杀我祖、父者，实尼堪外兰唆使之也。但执此人与我，即甘心焉。”
这位“明朝边臣”一听努尔哈赤说这话，当即旗帜鲜明地予以驳斥道：“尔祖、父之死，因我兵误杀，故以敕书、马匹与汝，又赐以都督敕书，事已毕矣。今复如是，吾即助尼堪外兰，筑城于嘉板，令为尔满洲国主。”
今天看来，这位明朝守将真的是很有水平，并不糊涂。
当时，他对努尔哈赤的这“无理要求”严词加以拒绝，并认为努尔哈赤不知好歹。在他看来，所谓“父、祖被杀事件”，明廷已经对你努尔哈赤作了补偿，而且还任命你担任都督，你努尔哈赤竟然还是不满意，还要惩办尼堪外兰，是不是得寸进尺，实在太过分了。莫非你努尔哈赤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吗？真是岂有此理！…好，既然你要惩办尼堪外兰，我却偏要提拔重用他。于是，他便帮助尼堪外兰建筑了甲版（嘉板）城，还任命他为建州诸卫的首领。
事实证明，这位明朝边臣的做法是对的。明朝廷对尼堪外兰的任命起了很大的宣传与示范作用：凡效忠大明王朝，对明朝有功的，明朝绝不会亏待他！难道不是吗？看，尼堪外兰就是极好的例子。
如此一来，建州诸卫的人都相信了，尼堪外兰有明朝廷在后面撑腰，于是便纷纷倒向了尼堪外兰。
甚至连努尔哈赤家族的其他五祖的子孙，也都“对神立誓”，扬言要杀掉努尔哈赤，归顺尼堪外兰。
可是，想不到到了后期，在对待尼堪外兰一事上，明朝的态度却莫名其妙地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
其中的原委，很显然与李成梁对努尔哈赤的“偏爱”有关。
是的，实事求是地说，尼堪外兰这人论德行，的确算不上是什么好人，但他毕竟是明朝的“线人”，或者干脆就叫“奸细”，在平定女真叛乱中曾经帮助过明朝，算得上是明朝的“功臣”。所以，当尼堪外兰被他的仇人努尔哈赤追杀，逃到明朝军营中来寻求“政治避难”时，按理说，明朝怎么着也不能忘恩负义，过河拆桥，而应该“感恩图报”，设法把这位曾经有功于明朝的尼堪外兰“保护好”。
可是，想不到当努尔哈赤跑到明朝这边来交涉，要求明朝将自己的“仇人”尼堪外兰交出来时，多年怠政不上朝的万历皇帝对此却不置一词，而动辄就喜欢“吵架”的明廷的大臣们则吵来吵去，有的主张不能交出尼堪外兰，交出则有丧国格；有的则主张把尼堪外兰交出去，省得多费口舌，惹是生非。
吵到最后，因为同意“交出去”的人占了多数，于是内阁便代万历皇帝拟了一道“圣旨”，极不厚道、极为混账、极其愚蠢地竟然决定将尼堪外兰交给他的仇人努尔哈赤处置。
按理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李成梁应该主动站出来为尼堪外兰说话，因为当初李成梁讨伐阿台时，身为女真人的尼堪外兰是为李成梁做内应，将阿台杀死并开城投降的。如今，尼堪外兰因为这事遭到努尔哈赤的报复与追杀，于情于理，李成梁都不应该见死不救，坐视不管。
可是，说来李成梁真的是卸磨杀驴，过河拆桥，不知是由于看到尼堪外兰如今已无利用价值，还是由于对努尔哈赤心存偏爱，或者是不敢违抗朝廷的命令，他竟对尼堪外兰眼下的处境毫无怜悯之心，更无保护之意，接到“圣旨”后，他二话没说，便将尼堪外兰给“处置”了，出卖了。
也许是内心中多少还有些歉疚之意吧，当时，李成梁表示自己不方便抓捕躲在自己军营里避难的尼堪外兰，但却允许努尔哈赤自己带人来抓。
就这样，由于明朝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严重的错误，由此导致为明军当过“奸细”立过“战功”的尼堪外兰竟然在明军的军营里被努尔哈赤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带着人来杀死了！
有句古话，叫作“打狗欺主”，努尔哈赤的这一做法实在是太过分了，他不仅是对仇人尼堪外兰的公然报复，其实也是对大明王朝的公然羞辱。
更重要的是，这件事之后，女真部落的其他部族都知道努尔哈赤和明朝廷是串通一气的，那些原本对努尔哈赤并不买账的部落纷纷前来归附。
个别不愿意归附的，努尔哈赤也打着明朝的旗号用武力征伐，最终女真统一的大业。
建立金国，吹响进攻号角。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岁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水陵乡老城村）接受大臣们所上的“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称号，建国号金，史称后金，年号为“天命”，意思是要顺应天命，拯救万民。
对这样一种“大不敬”的叛逆行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一统的政权都断然不会容忍一个不服王化的少数民族首领僭号称帝，对这一明显触犯“政治红线”的叛逆行为一定会发兵征讨，以宣天朝威德。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时候正是万历晚年，这位因立储与大臣们赌气冷战以致几十年不上朝不理政的皇帝简直可以说是“天下万事不关心”，他连吏兵两部无人拿印、官员数千人领不到政府文书而无法赴任这样的事情都懒得理会，又哪里会有兴趣去注意关外那个比自己大了四岁的努尔哈赤呢？
所以，当“朝鲜来报建酋已立国僭号”，不再奉明朝为正朔，努尔哈赤一直夹着的“狼尾巴”已渐渐开始露出来之时，在政治上仿佛昏昏欲睡的万历皇帝“亦不欲先诘，以为小丑戏侮，见怪不怪，可以了事”，对努尔哈赤根本不屑一顾。
这就在主观上给了努尔哈赤以可乘之机，使明朝失去了一次在其萌芽状态就将其迅速铲除的绝好机会。
所以，睽诸历史，我们会发觉，努尔哈赤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应该说，除了与其自身的能力和努力有关，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时运”这个最重要的因素。
建立“大金”政权，建制称汗后，趁大明王朝昏聩的君臣还没有反应过来，还暂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之际，努尔哈赤开始抓紧时间扩军备战，在暗中磨刀霍霍，做着侵犯明朝的准备。
努尔哈赤深知，要想同明朝对决，自己必须具备相当的实力，为此他大力发展农业、商业和手工业。
为了组织屯田，他把战争中俘虏的汉人编为民户，让他们垦荒生产，从而加快了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播。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工匠，认为他们比金银珠宝珍贵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建州地区的手工业很快就初具规模。
此外，努尔哈赤还大力发展与汉族的贸易往来，仅在抚顺一地，每年就会有几万两白银的收入。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内部整顿，发展生产，后金国力大增，势力渐强。
与此同时，努尔哈赤还在暗中严格训练自己的军队，如据《明熹宗实录》记载：“奴酋练兵，始则试人于跳涧，号曰水练，继则习之以越坑，号曰火练。能者受上赏，不用命者辄杀之。故人莫敢退缩。”这哪里是一般的军事训练？简直就是特种部队般的魔鬼式训练，其严格甚至严酷的程度，即便是数千年前的斯巴达人也自叹弗如。
也正是因为经过了这样高强度和高难度的艰苦训练，努尔哈赤为自己训练出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特种部队”。这支部队就像一柄可以随时出鞘的利剑紧握在他的手里，让他终于对早已外强中干的大明王朝不再胆寒。
厉兵秣马之后，正式和明朝翻脸。万历四十六年春节刚过，野心勃勃的努尔哈赤便正式向“尼堪固伦”宣战，公开同明朝“亮剑”。
四月十三日黎明，刚在五天前做完六十大寿的他一身戎装，带领他的两万精锐“特种部队”在其都城赫图阿拉烧黄纸，斩鸡头，祭天告地，誓师伐明。
女真人迷信，很相信天意。
为了蛊惑将士，努尔哈赤故意选了这天半明半昧的黎明时分誓师。
据日本近代学者、清史研究专家稻叶君山在其《清朝全史》第九章中所说这天“黎明，有黄气贯月中，其光广二尺许，月之上约长三丈，月之下约丈余。努尔哈赤望之，谓左右曰：‘天意已如此，汝等勿疑，吾计决矣！’
也正是在这次很是有些神秘兮兮的出征仪式上，努尔哈赤发表了他那历史上著名的“七大恨”战前动员讲话。在他那所谓的“七大恨”讲话中，努尔哈赤近乎“字字血、声声泪”地对大明王朝进行了愤怒的控诉与声讨：
一、我父、祖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于边外，无故起衅，杀我父、祖，此其一也。
二、虽杀我父、祖，我仍欲修好，然明军出边驻成，援助叶赫，其恨二也。
三、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边境，侵扰劫掳，我遵前盟，杀其逾界之人，责我擅杀，执我前往广宁叩谒港古里、方吉纳，并缚以铁索，其恨三也。
四、援助叶赫，将我已聘之女，转嫁蒙古，其恨四也。
五、将我数世驻守皇帝边境而居住的柴河、法纳哈、三岔、抚安三堡，珠申耕种的粮食，收获时候遭兵驱逐，此其五恨。
六、以种种恶语辱我，其恨六也。
七、明朝皇帝助天罪之叶赫部，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妄为剖断，其恨七也。
在疾言厉色近乎义愤填膺地控诉了明朝的“七大罪”之后，努尔哈赤咬牙切齿近乎咆哮地说：“明欺我太甚，实不堪忍，因此七大恨之故，而兴师征伐！”
可是，不知是因为努尔哈赤强词夺理睁眼说瞎话的水平太差，还是因为他实在我不到许多足以让他对明朝“深仇大恨”的事实与理由，找不到明朝太多的罪证与把柄，结果，他竟生拼硬凑胡编乱造了以上这些怎么看都觉得很没有水平也很没有说服力的“七大恨”。
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这“七大恨”几乎没一“恨”能摆在桌面上，经得起推敲。
譬如，他所说的第一恨，也即父、祖被杀一事，事实上，这笔账他曾经一直算在尼堪外兰的头上，当初，为了防止明朝支持尼堪外兰，他还曾表示“此事与朝廷无干”，并且也以“报父祖之仇”为名，以“十三副遗甲起兵”，杀死了尼堪外兰，可谓大仇已报。然而现在，出于某种需要，他竟又出尔反尔，把这笔账算到了明朝的头上；至于其他六恨，其实大多是女真内部的纷争，说白了，其实就是女真人自己“狗咬狗一嘴毛”，跟明朝廷其实没有一点关系。
不说别的，就说所谓的“第四恨”，也即所谓的“援助叶赫，将我已聘之女，转嫁蒙古”这件事吧，当年，叶赫与建州媾和后，叶赫将时年13岁的叶赫美女东哥也即所谓的“叶赫老女”正式许婚给努尔哈赤。
可是后来努尔哈赤杀死了东哥的父亲，为报父仇，东哥发誓说：“谁若杀死努尔哈赤，报得我父深仇大恨，我便嫁给谁！”就这样，叶赫部便撕毁了与努尔哈赤订立的婚约，而将美女东哥嫁到蒙古，建州与叶赫由此积怨更深，直至努尔哈赤灭掉叶赫。
仅此可见，从始至终，这都是努尔哈赤与叶赫部之间的矛盾，和明朝廷压根没有一点瓜葛，怎么说也牵扯不上大明王朝。
还有像所谓的“第六恨”，即所谓的“以种种恶语辱我”，更是荒诞不经、子虚乌有。可努尔哈赤为了挑起民族矛盾，激怒女真将士，却把它们统统一股脑儿泼大粪似的竟全泼到了明朝廷的头上，其目的无非是为自己的“兴师征伐”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
事到如今，明朝似乎才如梦方醒。在这种情况下，明朝廷才于仓促间手忙脚乱地将时任辽东巡抚的李维翰革职为民，而起用杨镐为辽东经略兼巡抚。就这样，大幕开启，明朝与后金的真正较量开始了。
写在最后。说来，也真的是令人百感交集，在当时，女真人满打满算还不足一百万人，而他们的对手大明帝国的人口在当时已经超过了一亿。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非常弱小、与明朝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的女真部落，到最后居然奇迹般地打败了大明这个“庞然大物”，创造了又一则新的现实版的“蛇吞大象”的传说。
这，无疑是大明帝国的悲哀。悲哀就悲哀在它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遇到了努尔哈赤这样一个可怕的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特殊的，无疑也是强有力的对手。
不过，话又说回来，努尔哈赤在与明军的一次次作战中，尽管屡屡获胜，但平心而论，其实他赢得并不光彩，也正因此，他的那些“不正当手段”、那些幕后的极其肮脏的交易，连他自己以及后代的清朝统治者都羞于启齿。
至于那些所谓的“大清正史”，更是不敢公开，于是只好采用“春秋笔法”闪烁其词，只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让我们在清史的字里行间隐隐约约可以窥见当年那段早已尘埃落定的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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