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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无能为力是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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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北大课堂推广白话文，女学生站起来说，文言文比白话文更加简洁，这是事实。胡适说，请举例。女学生说，比如“无能为力”所表达的含义不比白话更简洁吗！胡适说，无能为力四个字，白话只要三个字——干不了。
2011年上映的电影《建党大业》中，胡适有一段精彩独白，他说：“文化总该革新的，因为时间在前行。有人讲文言文文雅古朴，而白话文粗鄙不文，我们说科举误国，误在八股文言，八股文做得再好，不通新学，便不堪实务，不会做事，只会考试。我们的国家需实务人才，脚踏实地，强健国力。”
1917年1月1日，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的胡适，就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想不到引起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同年，胡适拿到博士学位，回到中国，在北京大学教书。他当时只有二十六岁，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他在北大积极推动白话文的文学革命。当然就会有赞成派与反对派。
两派以白话文和文言文进行论战，双方火力全开，非拼个死活不可。
有一次，胡适在讲课时大力赞美白话文的优点，有一位同学不服气，起身问：“先生，难道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
“没有。”胡适露出招牌式的坏笑。
同学说：“肯定有！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说：“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文写的，看来也很省字。请在座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
十五分钟后，胡适把同学们的电稿收上来，一一过目，多的人写了几十个字，胡适选出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文电稿，电文为：“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份确实写得简练，只用十二个字。其实八个字就行，才疏学浅，难堪大任。但我的白话文电报却只用了五个字。”
同学问：“哪五个字？”
胡适说：“干不了，谢谢！”
这算礼貌的，如果不礼貌，三个字就行，干不了。实际上一个字就行——不！
胡适为什么要鼓励国人用白话文呢？他认为“死文字绝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不可以再搞八股文”，八股文表面上束缚了文字的发挥，实质上禁锢了国人思想的解放。
所以，他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就是不能再用八股文或文言文了，因为这不是“正常人”的话，写作得用老百姓的话、得用普罗大众的话、得用所有人都听得懂的话。只有用白话文，老百姓才听得懂，才能促进社会各界的沟通。这样，整个社会才能活起来。
尤其是一旦白话文推广开来，所有东西都用白话表示，那国家的文化就会改变，进而政治就会改变。
因此，白话文运动掀起的不只是一场文学革命，更是新文化运动。就像1517年马丁·路德点燃宗教革命。宗教革命打破了《圣经》只能用拉丁文记载、书写的禁忌，从此《圣经》可以用德文、英文、法文来翻译。
意思就是：一般人都可以使用自己惯用的语言文字来理解《圣经》，上帝的旨意不再只有罗马教廷可以传达、解释。换句话说：人人可以自己读《圣经》，每个人自己就能跟上帝联系上，没有必要必须通过主教和神父。
使用语言文字的自由，带动思想的自由。同样的，白话文就是要让人人都能懂、都能用。
当文学的力量不再集中在少数士大夫阶级手中，这样国人也就更容易接受外来的思想，比如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
胡适的贡献不只有推广白话文，还有推广标点符号。
我们知道，古代中文是没有标点的，既不好读，语意也会有出入。比如这句话：“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你怎么念？
如果主人要赶客人走，可以念成：“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如果客人赖着不走，可以念成：“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所以没有标点，非常难搞。
北宋大诗人黄庭坚有一次在家养病，闲来无事读文章，觉得没有断句的符号，很不好读。怎么办呢？他想到佛经里用“。”来形容圆满、完整，如果画个小圈圈表示“完整一句”，那可方便多了。句号就此诞生，后来逗号、顿号，也都被黄庭坚发明了出来。可是很可惜，他的伟大发明并没有被广泛使用，中国的书籍印刷也没有标点符号。
1919年1月，胡适等人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2月2日，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第一本正式使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的新书。同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学习西方通用的标点符号，加上中国原有的句号、逗号、顿号，制定十二种符号，由教育部颁行全国。
胡适的话说得平稳有力，不夸张、不做作，很多现在读来还是振聋发聩——
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对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
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
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