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对于热血男儿尚且倍感艰难，何况是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女子。但在民国时期，就有一位红尘女子，以其超常的忍耐和勇气，静候时机，终于在父亲的10周年忌日时刻，手刃凶手孙传芳，一雪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这个奇女子就是被人称作“民国第一女刺客”的施剑翘。
（施剑翘剧照）
施剑翘原名施谷兰，1906年出生于安徽桐城。受封建余毒影响，小时后的施谷兰还缠过小脚。但这些封建礼教，能缠住她的脚，却不能缠住她的心。幼时的施谷兰，便不屑于“三从四德”，有着强烈的反叛精神。稍长后，施谷兰在父亲的培养下识文断字，熟读经史，尤其喜欢文学。
18岁时，施谷兰毕业于天津师范学校。
1925年，刚从学校毕业的施谷兰，正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这时候，一个惊天噩耗传来，父亲施从滨被直系大军阀孙传芳杀害了。
原来，就在这年的10月，第三次直奉战争爆发，时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为争夺江苏和安徽的地盘，率部北上进犯奉军。张作霖着令张宗昌迎战孙传芳。此时的施从滨，正是张宗昌的第二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在战前，张宗昌曾许诺施从滨，一旦打退孙传芳，就让他上任安徽督办。
在胶着的蚌埠地区战事中，施从滨兵败安徽固镇遭俘。孙传芳用细铁丝将他捆绑后，枭首示众。还把其脑袋挂在蚌埠车站的电线杆上，任由鸟雀啄食。同时，还命人悬挂一张白布，上书“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施从滨余下的躯干，则被弃置荒野，曝尸数日。
听闻噩耗的施谷兰痛不欲生，虽然从小和父亲聚少离多，但父女感情极好。此时的施谷兰唯有一个心愿，誓死为父报仇。
施谷兰也明白，要报此血海深仇，单靠她这个弱女子难如登天。于是她迅速和堂兄施中诚取得联系，希望他协助自己报仇雪恨。
施中诚虽是施从滨的侄儿，但因其早年丧父后，投奔到施从滨家里，后来从北洋陆军行营将弁学堂毕业后，在施从滨部担任排长，因此两人的关系情同父子。
（张宗昌旧照）
施从滨去世后，施谷兰母女俩找到张宗昌，希望他对堂兄施中诚多加提携。3年后，施中诚果然升任团长。
但施中诚却对复仇之事绝口不提，反而劝说施谷兰放弃这个“荒唐”的想法。因为在他看来，虽然孙传芳已江河日下，但毕竟树大根深，找他报仇无异于以卵击石。
失望的施谷兰，愤而和堂兄断绝了关系，她要另寻复仇机会。
正在此时，一个人闯进了施谷兰的生活。此人名叫施靖公，是施谷兰的同乡，时任阎锡山的谍报股长。他希望施谷兰嫁给他，并承诺为她报仇。施谷兰答应了同乡的要求，和他一起生活了7年。
后来，施靖公已升任旅长，但报仇之事始终没有进展。施谷兰不得不一再旧事重提。不耐烦的施靖公，一口回绝了她的要求。无奈之下，施谷兰只好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离开了施靖公，返回天津娘家居住。
至此，施谷兰明白了，报仇一事不能指望他人，只能自己亲自动手。
于是，这位裹脚女人毅然动手术恢复了双足，托人买来枪支，日夜苦练枪法。
同时，为鼓励自己坚持下去，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施剑翘，意为“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
随即，施剑翘开始四处打探孙传芳的行踪。原来，孙传芳兵败后，就住在天津租界里。这一发现让施剑翘激动不已。当施剑翘得知孙传芳每逢周末都要去剧院看戏的消息时，每个周末，她都会去剧院门口蹲守。
但施剑翘一直没能等到好的下手机会，直到真正的机会来临。
（孙传芳旧照）
1935年11月13日，正是孙传芳固定到居士林听经的日子。施剑翘怀揣手枪，口袋里藏着事前印好的《告国人书》，在一位女居士的帮助下，化名“董慧”，潜入了居士林，静待孙传芳的到来。
下午3时，属于孙传芳的座位被人搽拭干净，并放上了一本经书。施剑翘意识到，孙传芳马上就要来了。于是，她借故“身后的炉子太烫”，悄悄地把位置往前挪，来到了孙传芳的座位旁边。
当孙传芳坐定听经后，施剑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掏出了早已拉开保险的手枪，将10年的愤恨化作了3颗仇恨的子弹，逐一射向了孙传芳的后脑，太阳穴，胸部。
十年的血仇一朝得报，施剑翘瘫坐在了孙传芳的尸体旁。门外孙传芳的下人迅速冲了进来，端枪瞄准了众居士。回归神来的施剑翘从怀中抓出传单，扔向空中并大声疾呼：“我是施剑翘，为父报仇，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为难居士们。”随后，施剑翘被闻讯赶来的警察带走。
孙传芳被刺之事，在全国引发轩然大波。施剑翘的身世和故事，也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心。众多头面人物也都纷纷出面求情，希望政府特赦施剑翘。
在入狱将近一年后，1936年10月14日，施剑翘被特赦，重获了自由。
（参考资料：《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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