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弗兰克用13岁生日礼物的日记本记录下了1942年6月12日到1944年8月1日的亲身经历，成为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见证。 （视觉中国/图）
1944年8月1日，安妮·弗兰克在日记末尾写上一句法语：“心存善念，鼓足勇气。”
没人知道日记将就此终结。三天后，文件柜后的秘密“后屋”暴露了。8月4日上午大约十点半，党卫队成员卡尔·希伯鲍尔（Karl Josef Silberbauer）带着三名荷兰警探抵达王子运河263号，逼问工作人员：“谁是犹太人？！”
他们很快进入仓库，再向右越过文件柜，用枪指向听到声响的奥托·弗兰克，他就是安妮的父亲。包括弗兰克家四口、朋友一家三口及一位医生，隐蔽在后屋的犹太人尽数被捕。
这些人已经隐蔽了两年多，战争正走向终结，盟军登陆，苏联红军在东线不断推进。1964年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时，奥托回忆起家人被捕一个月后前往奥斯维辛的情景。在几乎废弃的中转营，他们登上从那里发出的最后一列火车。
奥托在集中营与妻子伊迪丝和女儿玛戈特、安妮分离，再也没有相见。她们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姐妹俩去世后几周，那里就被英国人解放了。
安妮想成为作家和记者，借常用的比喻来说，她的愿望由留在身后的日记实现了。但她丧失了所有自由。她的故事笼罩着众多谜团，尤其受到关注的一个是：谁出卖了后屋中的人们。
战后，奥托·弗兰克决心查找出卖者，几年后突然停止。他似乎强烈怀疑过某个人，但从未向外界透露。政府的调查同样没有结果。
线索是零碎的。这个人知道犹太人隐蔽在仓库，却未必出卖了他们。仓库雇员、雇员的亲属或情侣、犯过轻罪的纳粹拥护者、某个纳粹党员都受到怀疑。名字来来去去，但没有定论。总而言之，几十年都没什么新进展。
2016年，媒体人范特维斯克（Pieter van Twisk）重新开启调查。他组织了一个二十多人的冷案组（cold case team，可以理解为悬案组），由刚退休的FBI警探文斯·潘科克（Vince Pankoke）牵头。调查心理学家、战争罪行调查员、历史学家、犯罪学家和档案研究队伍一起工作，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DNA测试之类的技术再次侦查这桩悬案。
冷案组把获得的每一样小物件——信、地图、照片等等——甚至整本书，都输入了专门开发的人工智能数据库。结论在CBS著名节目《60分钟》上公布。警探讲述故事的前因后果，如同历史纪录片那么职业、详尽。他前往已经成为博物馆的安妮之家，称之为全世界访问量最大的犯罪现场。
小组雇用加拿大作家罗斯玛丽·苏利文（Rosemary Sullivan）事无巨细地记载工作历程，她因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Svetlana Alliluyeva）的传记闻名。随着调查结论面世，新书《出卖安妮·弗兰克：悬案调查》（The Betrayal of Anne Frank: A Cold Case Investigation）一并出版。
冷案组引入了各种各样的推论，考察了三十多名嫌疑犯，几乎靠排除法得出结论：荷兰公证人阿诺德·范登博格（Arnold van den Bergh）向纳粹占领者报告了安妮的藏身之处。他本人就是犹太人，也是阿姆斯特丹犹太理事会的一员。这个组织由纳粹当局于1941年建立，负责协调八万阿姆斯特丹犹太人与占领者的关系，时常因此遭到诟病。
像追踪南美毒品集团那样，潘科克仍然以特工视角处理几十年前的案件。他曾经调查过五年前的旧案，七十年间隔是从未经历的。最有力的物理证据是奥托战后收到的一张匿名字条，它提示出卖者是那位公证人，而且他手里有一份地址清单。纸条只留存下副本，冷案组认为它由奥托的打字机在1959年前几年打印出来。
体面人可以做出可怕的事
起初，大多数媒体常规报道了这条消息，没有请专家置评。英国《每日邮报》的网站加入了安妮、家人、朋友及范登博格的历史图片，以及《60分钟》的节目截图，标志性的长标题大写标明“叛徒”是犹太人。
冷案组的结论引发了轩然大波，“二战”、大屠杀等领域的学者很快通过媒体发出质疑。他们普遍认为证据太过单薄，尤其是中心假设存疑：范登博格持有犹太理事会编制的犹太人隐藏地点列表。当年一个德语翻译声称无意中听到警佐用粗话咒骂理事会，小组选择相信话里提到的这份列表；历史学家无法确定真伪，但认为此类推断近乎道听途说。
对于匿名纸条，学者们倾向于认为那只是惊魂未定时的流言蜚语。依照《纽约时报》提供的数字，大约1.5万荷兰公民战后被判决通敌，一成左右举报了隐藏的犹太人，152名获判死刑者中有40人执行。唯一一个犹太通敌者在1948年遭到处决，她泄露了145个犹太人的动向。包括两次关于弗兰克家的官方调查在内，所有离出卖更近的调查都没有将范登博格列为嫌疑人。
范登博格的后人倍感伤心。他的孙女公开呼吁，希望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撤回出版超过20种译本的计划。她说冷案组2018年接触她时，并未知会范登博格是主要嫌疑者。范登博格的朋友还在当时的日记中记录，1944年夏天弗兰克家遭出卖期间，这位公证人与妻子在阿姆斯特丹附近的拉伦镇隐蔽。他本人没有动机和机会出卖其他犹太人。
线索并未被冷案组接纳。他们的观点是：公证人住在城里，以同胞的地址换来了自由。他们没有正面回应各种疑问，出版方继续发行了书的英文版。历史堆成了一团乱麻。
2022年1月底，荷兰出版商Ambo Anthos就宣布荷兰语版停止加印。3月下旬，学者们正式公布集体撰写的超过50页的反驳意见。他们认为冷案组的材料漏洞百出，而且不喜欢他们对历史的简单化。他们强调历史具有语境及其精微差别，“不是过分自鸣得意的当代观点”。这次，出版方的反应是全部下架。
大屠杀的一点一滴都是非常重大的议题。就像汉娜·阿伦特1960年代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对犹太人自身的审视：“所有德国犹太人都异口同声地谴责德国人在1933年跟纳粹同流合污，从而令犹太人一夜之间沦为贱民。难道他们中间从来没有一个人扪心自问，假如条件允许，他们中间又会有多少人做出同样的选择？”即便她的语境是公审艾希曼问题，文章发表和书籍出版都在犹太社群激起了巨大的批评声浪。
《纽约书评》杂志5月下旬刊登了书评人鲁斯·富兰克林（Ruth Franklin）的文章，着眼于冷案组争执的历史语境。1940年被纳粹占领后，荷兰人实用地与对方“和解”，希望最大程度地维护民众利益。但他们无力阻止两类极端事件：驱逐、杀害犹太人；民众被迫前往纳粹德国工作。
可以参照学者格哈德·希斯菲尔德所言：“犹太人在荷兰的悲剧与他们能成功融入荷兰社会的功劳分不开。它给予人们一种安全的假象，以至于最终招来厄运。”
安妮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纳粹控制德国后，年仅四岁半的她随家人一起搬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与弗兰克家那种自我认同为德国人的犹太人不同，荷兰犹太社群相对独立，更难获得其他荷兰人的帮助。荷兰人积极抵抗纳粹的印象，近年也受到历史学者的质疑。他们平素奉公守法，通常不愿挑衅法令，这个低地国家甚至缺乏隐蔽反抗者的地理条件。
那时，犹太理事会就起到了救济社群的功能。理事会的领导者由犹太社群体面人物担任，至少一位承认自己不幸地误判了情形。然而这又值得同情，风闻越来越多犹太人一去不回时，他们必须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与纳粹讨价还价，尽可能挽救更多同胞。更何况，很多人相信纳粹撑不了太久。
种种因素叠加，导致犹太人在荷兰的遭遇相当悲惨。荷兰犹太人超过四分之三死于“二战”期间，比例为西欧国家最高。1941年初，纳粹统计出的荷兰犹太人数量约为14万。近11万人随即被驱逐往监禁体系，仅不到六千人生还。相形之下，大约2.5万犹太人隐蔽起来，其中三分之二活了下来。
战后，没有司法效力的荷兰犹太正义法庭曾调查过通敌问题，包括范登博格在内的大多理事会成员都缺席庭审。他被剥夺五年内担任犹太公职等权利，不久就因喉癌去世。无论如何，目前没有证据能证明他出卖了那些隐蔽者。
即便采取同样认真的态度，学者们和冷案组仍旧无法说服彼此。一方眼中的重要之处，反而为另一方轻视。探案者们耿耿于怀，认定推测同样是证据，种种质疑不过是“学术的傲慢”。经验令潘科克相信，“体面人可以做出可怕的事”。
《安妮日记》最早于1947年出版，陆续翻译成70种语言，销售了3000万册。 （视觉中国/图）
或者，安妮的悲惨命运是偶然的？
突袭后，纳粹当局夺走了所有未钉死的物品。现在的复制品显示了隐蔽处拥挤的楼层，761天的艰难室内生活只能通过想象补充。办公室工作人员平日送去食物和日常用品，八个隐蔽者白天要竭力不发出任何声响。晚上他们听收音机，拼命地在地图上绘制最新的前线信息。
工作人员梅普·吉斯藏起军警不屑一顾的日记本和文稿，战后把它们交给了奥托。那是一本纪念册、两册笔记本和两百多张彩页纸，文本经过安妮本人与奥托、学者的修订后形成了四个版本。
奥托躲在从前的办公室里读完日记，发现自己太不了解女儿。《安妮日记》于1947年出版，陆续翻译成70种语言，销售了3000万册。1964年遭到警方讯问期间，逮捕安妮的希伯鲍尔浏览了她的日记，试图确定自己是否被提到。他的蒙昧状态有如阿伦特笔下的囚徒艾希曼。另外，潘科克也在宾夕法尼亚的中学读到了这部作品。
不同版本的安妮日记体量相差悬殊，厚厚的《安妮日记全集》中文译本于2022年年初出版，豆瓣评分在阅读者偏少的情况下达到惊人的9.8分。全集由巴塞尔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编著，加入了很多文献和照片。
1963年，奥托建立了这家基金会，以传播和保护安妮的作品。他一直强调所有收益都不是自己的。这家非营利机构成为他的遗嘱继承人，向各种各样的慈善团体和教育机构作出捐赠。同在1960年代，王子运河263号成为安妮之家，一座每年超过100万人参观的博物馆。
安妮的生命历程不断地延伸和变化。她是真实的人，孤独、敏感，经历青春期的身心变化，常与母亲争吵。书写成为她摆脱苦闷的重要手段。荷兰出版商起初并不愿意出版，他们害怕日记唤起民众希望抹去的记忆。
简单说来，德语版起初删减了一些对德国人的负面评价，但仍未获得德国人的欢迎，法语版稍微好一些。这本书深入人心是从美国开始的，最初它也遭到出版社拒绝，1952年由双日出版社出版，前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作序。这本书从此受到强烈欢迎。经过一段段争执、交涉、失望，在据说阿瑟·米勒、卡森·麦卡勒斯等名家都跃跃欲试的情况下，安妮的故事改编为舞台剧，从美国传播到全球。
奥托没有出席首演仪式，以免激起伤心的回忆。后来他听一位荷兰朋友转述，一个美国女人看过三次演出，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舞台剧源于真实历史。他曾要求舞台剧提示观众安妮是真实人物，没有得到回应。
安妮的故事在七十多年中拥有越来越多的版本，相当于不断更新的接受史。1959年，《安妮日记》拍成电影，观众希望剪掉片尾的集中营场景，以保留故事的积极情绪。她还出现在更多电影、舞台剧，以及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绘本、图像小说当中。单单2021年，就有荷兰电影《我最好的朋友安妮·弗兰克》以及欧洲多国合拍的动画电影《安妮·弗兰克在哪里》上映。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安妮在一系列短片里成为了vlogger。她的13岁生日礼物由日记本替换成摄影机，记录日常的是一段段视频。她穿着带黄色犹太星的衣服上街，起初还是欢快的，遇见纳粹占领军才慌张地藏起摄影机。
安妮之家的负责人罗纳德·利奥波德（Ronald Leopold）为大家接受新的表现形式而高兴，同样还呼吁不要混淆安妮的禁闭与公共卫生措施。疫情终究影响到了扮演安妮的小女孩克鲁斯·佩雷斯，她只能留在家里，无法拥有一场真正的首映式。
另一个安妮日记之谜已经消失了。它曾被视为伪作，荷兰国立战争文件研究所开展了认真的调查，长达250页的报告在1986年出版。它认为从墨水、纸张等物理部分和笔迹、书写习惯的变化，都能确定日记的真实性。
回到上一个谜团。罗纳德·利奥波德谨慎称赞了冷案组重提旧事，但强调不要把它作为定论。鲁斯·富兰克林在书评末尾提问：如果不是范登博格，那谁是出卖者呢？和很多历史学者的看法一样，她认为大概不会有定论了，悲剧是偶然发生的，或许党卫队只是碰巧在寻找失窃的物品。
“安妮的命运由偶然事件决定，令人难以置信；有人承担责任更令人满足。我们愿意相信事出必有因，无论我们归因于上帝、迷信还是人类行为。但这个理论最令我信服，既因为现存的证据，也因为它更真实地反映大屠杀在荷兰的展现方式。”富兰克林说。
有一些荷兰犹太人取得了南美或美国的护照，可以成功逃亡，还有很多孩子一开始就比安妮悲惨许多。冷案组研究了王子运河263号周围的地图，彼时彼刻危机四伏，隐蔽者们比后人想象的更容易暴露。很可能是极为偶然的事件，就让他们走上永远丧失自由的不归路程。
南方周末记者 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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