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澳籍了，妈妈却哭了。”
悉尼华人“格格”和母亲在“老何所依”这件事上，已“僵滞”了两个多月。
女儿想留澳尽孝，妈妈想回乡养老。矛盾似乎无从化解，以后者的落寞回国暂告搁置。
格格把自己所面临的困境，称之为独生子女移民的“养老之殇”。
在她身后，避不开这道难题的人群，有多达近40万人之众。
离巢“那时候妈妈特别喜欢澳洲，她说我们将来会在澳洲生活。”
格格是北京人，独生女，15岁时被送来澳洲读书。一晃十多年过去，跌跌撞撞在异国迅速长大。
毕业、入职，为自己和妈妈申请永居。她渐渐找到归属感，而澳中两地“空中飞人”的工作状态，给了她更多回国陪伴爸妈的时光。
闲聊时，这对父母也开始畅想多年后移居澳洲安度晚年的场景。
一切都水到渠成得让人羡慕。
与格格不同，小卓的出国与整个家庭的发展计划无关，甚至有点一意孤行。
20多岁时，他辞去了国内的稳定工作，不顾亲戚朋友的劝阻，一路南下来悉尼留学。
“家里人都反对，唯一无条件支持我的，是妈妈。”
彼时年少的他，未曾细细琢磨过父母的养老问题，总觉得还有大把时间去思考。
对于大多数第一代华人移民而言，即便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在机场目送彼此的那一刻，似乎也都没顾得上过多思量，几十年后两代人之间的陪伴问题。
分歧散落在大地上的种子，有的会被风吹去，有的会扎下根来。
格格不久前获悉，她的澳洲入籍申请获批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生活迎来了一个新的开始。潜意识里，这或许是她期待已久的。
“国内的工作让我焦虑。”疫情前后，她曾尝试换了几份工作，但都无所适从。她最终决定返澳，并希望父母可以跟随来澳养老。
当她把这个决定告诉家人时，妈妈的反应却像是变了个人。
“她老了，想法也变了。”妈妈变得敏感低落，对澳洲生活不再表现出兴趣。“以前她会积极学英语、考驾照，现在却总是主动回避。”
格格说她能清晰感受到母亲心态上的衰老，华人“落叶归根”的观念开始显现。陪同来澳出席入籍仪式，让这位母亲敏锐地察觉到，“女儿回不去了。”
“她有一种悲壮的情绪。”
“她总是说着说着就哭，哭着说不要PR了，要回国。我知道，她是理智决定要和我分开了。”
“妈妈说，她怀念和我只有一碗汤的距离的生活。”
听到这句话时，格格哭成泪人。
“我是温水煮自己”，小卓这样形容他与父母之间的“陪伴困境”。
他苦笑着说，随着年纪的增长、生活的羁绊，开始体会到与父母的距离远远不是地理上的9000多公里，更难跨越的是心理距离。
曾经唯一支持小卓出国的母亲，几年前郑重和儿子谈过养老问题。留在故土还是去他乡，面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通常以沉默无疾而终。
“我回不去了。妈妈其实后悔让我出国了，只是她不说而已。”
“妥协”格格与母亲间的“对峙”，以母亲的“妥协”告终，她瞒着女儿订好了独自回京的机票。
临行前几天，家中格外安静。之前无话不谈的母女二人沉默以对。不聊过去，也不提未来。
出发前一晚，两人都没睡。等到凌晨4点，格格送母亲去机场。一路上，只寒暄了几句天气。
办好值机手续，看着妈妈拖着行李箱只身走进候机厅，格格心中五味杂陈。
“她没敢回头，我也不敢上前。心像被揉碎了一样生疼，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对于小卓而言，他即将迎来与父母的团聚。
时隔几年后，两代人逐步开始趋向“共识”。年过七旬的父母计划再次抵澳，尝试将晚年与这片土地建立起关联。
今年，是小卓来澳洲的第18年。扎根立定的他，如今再面对父母的养老问题时，显得更为坦然。
“我期盼他们的到来，希望能倾我所能，尽尽孝道。”
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自中国大陆的44岁及以下澳洲华人，总数多达339,818人。这个群体，出生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后，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正困顿在和格格、小卓类似的境地。
后记看着一路向北的航班，格格哭了，又笑了。
她说，这个遗憾可能毕生都难以弥补。
她又说，两代人都选择了各自想要的生活，这本身已经是一种彼此成全。
“活在当下，未来一定会更好。”
“这个属于第一代独生子女移民家庭的殇，终究会找到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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