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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亲征孙权，号称四十万大军南下。来年正月，曹军行至濡须口，破其江北大寨，迫使孙权亲赴濡须，以拒曹军。就在江东形势因江水上涨而趋于好转后，甘宁却做了件大壮军威之事。
据《三国志·甘宁传》注引《江表传》记载：“宁乃选手下健儿百馀人，径诣曹公营下，使拔鹿角，逾垒入营，斩得数十级。北军惊骇鼓噪，举火如星，宁已还入营。”
甘宁“百骑劫营”，实在令人称奇。就连罗贯中，也将它搬入了小说中，从而造就了一个经典桥段。难怪，孙权会兴奋说道：“孟德有张辽，孤有兴霸，足相敌也。”孙权对甘宁的器重，溢于言表。至此，甘宁是否能接过吕蒙重担，成为江东军队未来的扛鼎人物呢？事实表明，甘宁在东吴的发展并不如意。他在江东的处境，有点像入蜀后的马超：哪怕得到孙权赏识，甘宁也鲜少单独领军作战，更别提接过吕蒙重担了。关于这一点，不妨来看甘宁本传的相关记载。
从黄祖麾下转降孙权后，甘宁为新主公奉了一份大礼：即一道“先占荆州，后入蜀地”的战略规划。按此思路，孙权成功克定江夏郡，还解决了孙氏的寇仇黄祖。于是，孙权大喜，“遂授宁兵，屯当口”。
然而，得到领兵权的甘宁，并未有多少亮眼表现。因为在接下来的多次重要战斗中，甘宁虽也有参与，但始终是个配角。周瑜拒破曹公于乌林、攻曹仁于南郡，甘宁从征之；鲁肃镇益阳，拒关羽，甘宁再从之；及至吕蒙攻宛城、孙权至濡须口以拒曹军，甘宁依旧是从征。在做出“百骑劫营”的壮举后，孙权虽对甘宁称赞有加，却也只是为其“增兵两千”，未有太多封赏。至建安二十年（215年），甘宁仍是从征合肥。彼时，甘宁为西陵太守、折冲将军，到他去世时，再无变化。如此境遇，难免不令人疑惑：甘宁勇略俱全，攻能百骑掠曹营，守亦可威慑关羽，既然如此，孙权又为何没有重用他呢？关于“重用”二字，其实要加上引号。具体而言，孙权和当时掌握军权的淮泗武将集团，其实是想要重用甘宁的。据《三国志·甘宁传》记载：“周瑜、吕蒙皆共荐达，孙权加异，同於旧臣。”
据《三国志·刘焉传》注引《英雄记》记载：“焉死，子璋代为刺史。……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击璋不胜，走入荆州。”
刘焉刚去世不久，甘宁便与他人合谋背叛旧主刘璋，这显然是不光彩的。但从吴人的角度来看，甘宁此举似乎并未招致非议。见《三国志·甘宁传》注引《吴书》：“宁本南阳人，其先客於巴郡。宁为吏举计掾，补蜀郡丞，顷之，弃官归家。”
对比两则史料不难发现，甘宁背叛刘璋这段不光彩的经历，被吴人美化成了“弃官归家”。须知，《吴书》乃东吴大臣韦昭所著，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吴人的看法。既然吴人都没怎么计较，那么，甘宁的出身就不能当做他不被“重用”的理由。回过头来，再看周瑜、吕蒙器重甘宁，便不难理解了。一方面，甘宁与淮泗武将都是“外来户”，有着共同利益诉求，所以对后继乏力的淮泗武将集团来说，甘宁当然可以亲近和拉拢；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甘宁自身的突出能力。他作战勇猛，又善谋划；更为难得的是，甘宁还具有战略眼光。
据《三国志·周瑜传》记载：“瑜乃诣京见权曰：‘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
另外，甘宁从征之经历，与吕蒙早年颇为相似，再结合周瑜、孙权对甘宁的赏识，便不难看出：他们是打算培养甘宁的；甚至，让甘宁接吕蒙的班，也并非不可能。可惜的是，甘宁的运气似乎差了点。甘宁“开爽有计略，轻财敬士，能厚养健儿，健儿亦乐为用命”，是天生的统帅型人才。不过，碍于他“粗猛好杀”的莽撞性格，孙权、吕蒙也恐怕要对其进行一番磨练。而这，便是他们重用甘宁的前提。
当然，甘宁迟迟得不到机会单独领军作战，或许也与孙吴政权的“江东化”进程有些关系。
须知，淮泗武将集团常年征战，已有不少损失；更糟糕的是，他们远离故土，无法补充新鲜血液。此消彼长之下，与孙权达成初步和解的江东士族，逐渐在朝堂上掌握了不少话语权，并与淮泗集团分庭抗礼。
在双方博弈之时，甘宁最佳的表现机会，便是通过一场大战，来奠定自己在军中的地位。否则的话，甘宁何以服众？于是，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再征合肥，甘宁从征之。若甘宁在此战中表现仍旧亮眼，他便有很大机会“脱胎换骨”，成功为自己正名。怎奈世事无常，东吴十万大军气势汹汹而来，却在途中遭遇疫病；非但如此，被孙权拿来与甘宁做比较的张辽，竟然在逍遥津一战中完成了八百壮士逆斩东吴数万大军的壮举。
合肥之战的失利，不仅令孙权被后人戏称为“孙十万”，也叫甘宁失去了建功立业的机会。此战后不久，甘宁便病逝于任上。一代虎臣，尚未建功，却殒于伤痛疫病，实在令人惋惜。
在此，借王勃《滕王阁序》之语以吊甘宁：“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
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甘宁勇烈，可惜却差了点运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