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董元奔（江苏宿迁）
（夷狄风情）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已进士及第的苏轼参加由吴奎、杨畋、王安石等主持的秘阁制科考试，获得第三等，一时间满朝震动。当时，苏轼写了六篇论参加考试，《王者不治夷狄论》是其中一篇。
这篇论文一开始所说的倒还不错：“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就是说，朝廷治理周边夷狄的方法要跟治理中原地区有所区别。这当然是对的，我们今天还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自治，对一些因历史原因存在特殊情况的地区实行特别行政区制度嘛。但是，接着，苏轼的论文从《春秋》中断章取义，认为“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苏轼认为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不愿意治理夷狄，或者说对夷狄听之任之，这显然是罔顾历史事实的。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期，各诸侯国虽然矛盾重重，但是面对还处于发展初期的北方少数民族，各国尚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齐、晋、秦等国都曾为救援其他诸侯国而主动出击北方游牧民族，周王室东迁也是在诸侯国保护下抵制和回避西戎的结果。当然，诸侯国的这些带有“好意”的活动也是其称霸的手段之一，即所谓“尊王攘夷”。公元前660年，狄人攻破卫国，齐桓公“奉周王之命”妥善安置好卫国的人民之后，出兵打败了狄人，帮助卫人复国，这是齐桓公霸业的开始。晋文公的霸业也是在北击狄人以保卫周王室，南讨楚国以震慑诸侯国的过程中实现的。而楚国本来就是主要由蛮夷转化而来的如前文苏轼所谓的“中国”地方政权之一，楚庄王欲问鼎中原，又何尝不是在征伐陆浑之戎狄而观兵于周疆的心态写照呢？就是说，春秋时期，中原政权并没有不治夷狄，相反，却一而再再而三的以武力方式对付夷狄，不仅不是“来者不拒”，也没有“去者不追”。
战国时期，北方的秦、赵、燕等国相继修筑了长城，用来抵御匈奴，这本身就是对匈奴的一种“治”或“拒”的方法，而且是地地道道的来者之拒。而秦国的强大也不仅仅是依靠商鞅变法，其讨伐、分化、融合了一部分戎狄人，占领了一部分戎狄地盘，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同样的，赵、魏、燕、楚的疆域都比春秋时期向外扩大了许多，以至于长城后来成为北方几国的国内要塞，这些新扩的疆域本来就是夷狄活动区域。这哪里如苏轼所说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呢？
（王昭君出塞）
两汉时期，匈奴问题以及连带的西域问题一直是朝廷的大问题，历任皇帝无不或以武功，或兼配以和亲的方式努力“治理”匈奴。最著名的武功莫过于汉武帝数次远击匈奴，直把匈奴追到大漠以北，以至于南漠“无王庭”；窦宪西征，班超孤胆入西域都是著名的“治理”夷狄的故事。最著名的和亲故事莫过于王昭君的故事了。此外著名的文武兼备的历史事迹还有苏武、张骞等。这哪里是对夷狄的什么“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呢？
魏晋南北朝时期，夷狄非常活跃，有的直接参与了分裂的“中国”各割据政权之间的战争，如蜀国和魏国常常分化和利用羌人打击敌人；有的直接接受“中国”统治，比如蜀汉对西南夷的治理；有的则建立起类似于“中国”的地方割据政权，比如十六国时期胡人建立的许多政权，完全效法汉族政权模式的鲜卑人建立的北魏以及由北魏分化的东魏和西魏。而隋文帝统一全国的立业之本又何尝不是在继承原北魏衣钵的基础上对四海之内的夷狄进行统一“治理”的呢？
唐代，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基础上继续大融合，多民族共生共荣的大帝国前无古人，这就不多说了。而苏轼所生活的北宋，他非常熟悉的宋太祖，不也是跟隋文帝一样，是以少数民族政权为衣钵统一天下的吗？
（西域风光）
回到苏轼论文的论点，苏轼是引用《春秋》的语言才得到“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这个观点的。其实，孔子在《春秋》中这样说的用意，是服务于他的“礼”的观念的，是希望把“礼”传输到夷狄地区，这样，君主就可以以、用恩慑服夷狄，用“礼”规范夷狄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关系。这当然是孔子的一厢情愿，跟与虎谋皮没什么区别。
苏轼安能置他之前的历代统治者坚持不懈“治理”夷狄的历史事实于不顾，曲解孔子的语义，妄说什么“王者不治夷狄”，这居然得到了制科考试的第三等！科举制度中的“制科”是进士廷试的升级版，由礼部主考官把进士及第的优秀士子推荐给皇帝亲自考核，制科设五等，第一第二等是虚设，第三等其实就是最高级别了，获得制科身份的进士其荣誉是超过状元、榜眼、探花所谓“三甲”的。整个两宋时期共录取进士四万多人，其中制科只有四十一人，而制科三等只有两人，都是宋仁宗时期确定的，一个是苏轼，一个是吴育。苏轼胡诌的论文居然得了制科第三等，能不令人唏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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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董尧、霜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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