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我打小就“拳打脚踢”地酷爱。那时候，我忙活着哪：演话剧、朗诵、吹笛子、打扬琴、拉手风琴、跳舞、唱歌，学校里演出六个节目，我能上四回台，弄得在学校里当老师的爸爸看着我直糊涂，他说：“你算干嘛的？”
可是直到说上相声以前，总感到没有出头之日。我总结经验：不是我不行，是我没遇见贵人。
我有贵人相助的艺术人生，是从与师胜杰一起合作说相声开始。打那时起，人生命运的天平就一直往我这边倾斜着。马季选我进了北京，李文华屈尊与我合作，春节晚会挑我当了个“始作俑者”，唐杰忠接班李文华……反正，特顺。但是1986年，一件事发生了，这件事不只是上天对我人生命运的眷顾，更是老天爷“护犊子”般地对我偏心眼儿，就是疼我。应了相声《虎口遐想》那句话：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儿跟一大老虎，是不是是个人就上得去啊？
那一年，我认识了大作家谌容。她的《人到中年》把多少老年的、青年的读者看得痛哭流涕。可是，谌容老师对我说：“我还有能逗得你死去活来的小说呢！”于是，我读了她的《减去十岁》。嘿，那绝对是篇相声结构的小说。
1990年春晚后台与陈佩斯
我去谌容老师家，是和陈佩斯一起去的，我们准备相约一起向大作家取取经，谈谈喜剧，接受指导，争取捞点儿“干货”回来搞创作。也别说，听说我们两个过来，这在他们家也成了件大事。谌容的两个儿子，早早就到妈妈家等我们了。从打一进门，我和陈佩斯想与大作家“取经交流”的伟大计划就泡汤了。因为在基层单位工会搞宣传的小儿子太喜欢陈佩斯了，他努力地与陈佩斯交谈，介绍他全部的表演技能和伟大的喜剧抱负，三个小时几乎没停嘴，弄得最不愿意搞关系的陈佩斯终于碍着谌容老师的面子答应，怎么着也得给这位小儿子在他的电影里找个“群众甲”“群众乙”演演。而我，早让谌容的大儿子揪到一边劝我：“我妈那小说不是相声，她那个太文学，离胡同太远，你得听我的小说，我有写专门研究耗子的，有老太太娶小伙子的，有掉老虎洞里和老虎聊天的……”把我都听晕了！我们在谌容老师家里的三个小时，妈妈没说上几句话，全被儿子们抢占了“高地”。
但是，这三个小时，我和陈佩斯却都成了大赢家。陈佩斯带走了一个未来的喜剧明星——梁天，而我得到了一个以后为全中国人民制造了那么多欢笑的合作者——梁左。
第二天，梁左给我拿来了他的手稿《虎口余生》。多好的喜剧小说，把我看哭了！
我太激动了，我特敏感地意识到我人生道路上又一位相助的贵人出现了。我一边反复地读他的小说，一边在心底唱“呼儿嗨哟……”
我曾经读过老舍的讽刺小说《取钱》。老舍讽刺中国银行职员那慵懒拖沓的作风，一开头就是：“我告诉你，二哥，中国人是伟大的。就拿银行说吧，二哥，中国最小的银行也比外国的好，不冤你。你看，二哥，昨儿个我还在银行里睡了一大觉。这个我告诉你，二哥，在外国银行里就做不到。”写到外国银行效率高，他说：“我反倒愣住了，好像忘了点什么。对了，我并没忘了什么，是奇怪洋鬼子干事——况且是堂堂的大银行——为什么这样快？赶丧哪？真他妈的！”
我闭上眼睛念叨：“异曲同工呀！”
一位评论家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中国人的生活太艰苦又太安逸了，太有秩序又太松弛了，太超然又太沉闷了，太严肃又太滑稽了，应该产生一批像王蒙、谌容这样的幽默作家。”梁左应该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但他不是王蒙，不是谌容，也不是老舍，他就是他自己。
那时候我每天非常忙碌，毕竟当了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的第五任团长，是我一天到晚都找不着北的时期。但是俗话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正赶上团里到广州演出，坐火车，不是现在的高铁，是见到大一点儿的车站就停的那种。北京到广州，两天三夜！这老天爷偏心眼儿是偏到家了。我晓行夜不休，除了餐车和厕所哪儿也不去（当然，也没地方去），在没有任何闲杂事务的干扰下，一气呵成，在硬板卧铺上，愣是在巴掌大的小记录本上改编完成了相声，还改了个名字——《虎口遐想》。
1977年刚到说唱团与马季老师在列车上说相声
利用在广州演出的空隙，我和唐杰忠老师进行了排练。当我们把词儿背熟了，演出队伍已经转战到了湖北武汉。
我的《虎口遐想》处女秀是给湖北省党校学习班的学员和一部分部队战士演的。在一个体育馆里，一部分观众坐地上，一部分观众坐在观众席，人不少。但是，我在这里接受了一通“精神拷打”——观众们当真事听了。从我掉进老虎洞的那一刹那，几乎每个人的神经都紧张起来，眼巴巴地瞪着我。那架势，只要当时有个人大喊一声“共产党员跟我来”，现场所有的人，也不管是不是党员，就会一拥而上地把我从演出现场抬走！我的妈哟，甭说观众不乐，那个氛围，连我都不敢乐了。声嘶力竭地演完，掌声还行，不是因为我的相声可乐，是因为我利用“女同志的裙带子和男同志的皮带结成的绳子”爬上来，老虎没吃我，他们为我的“绝处逢生”而感到庆幸。
“你太使劲了，连我听着都害怕！”这是唐杰忠老师给我的评语。
相声好不好，标准只有一个——现场观众乐不乐，认可不认可。光乐了，不认可你的内容，不行；内容主题不错，不可乐，更不行。连马季老师这样的大家，写了那么多段相声的作者，他都说：多棒的、多有经验的演员和作者，也不能保证自己写的包袱准响。响不响，都得在“台上撞”，让实践说话。
晚上，我和梁左通了一个电话。
“今天首场，咱们这段相声把我‘撞晕了’！”我说。
“是不是特别火？”
没见过这么大松心的！
“什么呀，效果不行！”
“不可能！”梁左不信。
“真的，我也不信，但是效果特差。唐老师说我把劲头使过了，人家当真事听了！”
“你等等，得多想想，老革命遇见新问题了！”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老革命”是谁，我、他、唐杰忠……我和他讲了多有本事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也得“台上撞”的相声包袱规则之后，他说：“我低估了相声，它和小说不一样……”
回到北京，我和梁左一连几个夜晚都没有睡觉，我一点“一点”地找放松的感觉，去表演，“演”一个小学徒工，“演”一个有文化、有抱负，就是没有机会的小青年，“演”一个就像梁天见着陈佩斯那样愿意滔滔不绝表现自己的时代青年。
终于，在首都体育馆的大场地，面对近万名观众，《虎口遐想》登台了！梁左选了个看得最清楚的地方——主席台第一排正中间的座位——平常大型国际活动国家主席坐的那个位置。相声还没开演，他自己已经乐半天了，因为他从来没坐过那么显耀的位置。
我那天特放松，当时想，别的不说，一定先把梁左逗乐喽！因为我认定了这个有知识、有幽默感的合作者。大概他也和我心有灵犀一点通，居然在我演相声的时候，把两只手掌放在脑袋上边，呼呼扇扇地做耳朵扇动状逗我。
演出效果山崩地裂，人们笑得死去活来！梁左乐呵呵地跑过来向我祝贺，我问他：“你跟我做什么怪相？影响我演出！”他说：“我不知道你看得见我不，想告诉你我在什么地方。”
《虎口遐想》成功了。它在题材构思、人物塑造、语言组合、表达方式、包袱结构上都表现了一种冲破传统手法的创新观念。尤其是在相声业内的影响非同一般。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从惊讶到欣赏，从质疑到感悟的递进式的思考过程。“没有主题思想”“不知道要表达什么”“观众从中得到什么教益”这些传统论调，几乎瞬间就湮没在大家对《虎口遐想》这段相声的手法新颖、语言清新、带有西方“灾难体”题材特点的赞扬声中。
紧接着，我和梁左在一起有点儿搂不住了，呼呼啦啦合作了一系列作品：《电梯风波》《着急》《特大新闻》《是我不是我》《自我选择》。过去，《如此照相》《诗、歌与爱情》《我与乘客》《北海游》《想入非非》这些相声作品都是我一个人写的。自打认识梁左以后，我就彻底失去了“独立作战”的能力，不和梁左商量，我绝不提笔写相声。
可惜，就这么一个优秀的、中国百年不遇、几百年才兴许有一个半个的喜剧大家，在四十四岁的时候，悄悄地告别人世，自己先过去了，提前到了我们都会去的那个地方。
姜昆与梁左
这些年，我一直在琢磨梁左。三年前，他的女儿梁青儿想写一本书，叫《我的陌生父亲》。我给小侄女写道：“按说我应该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但是我和他在一起的那些年，万万不会预料到，他平常那些戏谑和开涮的语言居然全演变成了今天的网络语言和时髦的体例。有时候猛然发现，现在的一些流行语居然是梁左十几年前的老话儿。这一下子让我感到与梁左陌生起来……他怎么有能让十几年后的人们说出他十几年前的话的能力和本领？他是什么人？他有怎样的内心？”我期待着梁青儿对梁左的找寻，能回答我这些年萦绕在心头的迷惑。
这个时候，我的女儿也从海外游学归来，回到我的身边。她对娱乐管理有所偏好。她和我说：“你每天演出，零打碎敲，应景之作，命题作文，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回过头来一看，一无所有。你过去有那么多好作品，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有一场你的‘秀’——专场！要不，浑浑噩噩，你这辈子就完了，什么都不是！”
只有亲生女儿能够这样数落“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呀！
我接受了“秀”的概念，女儿和我一起研究怎么创作专场“秀”。
大型相声秀《姜昆说相声》诞生了。它是由《我和李文华说相声》《我和唐杰忠说相声》《我和80后、90后说相声》《世纪颂歌》四个部分组成。其中第三部分，我们就定下来要重新演绎《虎口遐想》这个经典作品。
一个是三十年前的《虎口遐想》，一个是三十年后的《新虎口遐想》。
三十年前，正统的太多，社会呼唤娱乐精神，无厘头大受欢迎，《虎口遐想》应运而生。
可今天，正儿八经的相声不行了，现在的相声已经被大量的无厘头喜剧、小品，甚至活报剧的形式取代了。高速发展的社会，坐在观众席里的大部分是蓝领、白领，他们每天的压力太大，他们需要在这里放松，他们不愿意在业余时间里还玩命地“动脑筋”。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神曲《感觉身体被掏空》都是现实生活的写照。现在，娱乐产品的消费者正在用情节虚构的电影，虚假误会情节的外壳加生硬煽情的小品，以打闹、嬉戏、出丑、搞笑吸引眼球的真人秀等娱乐产品来填补身体里被掏空的那部分。更让人不解的是，我们的主流媒体对这些也趋之若鹜。春节晚会为迎合年轻人而努力地改革，尽量“新”，不能“老”。努力的成果是：老的全不顾，走了；新的没拢住，没来。我们的快乐不能依赖于对现实的遗忘呀。搞笑的人，从卓别林那儿就没有离开过生活呀！我们相声不能在娱乐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时候失去自我呀！
话题有点儿远，但是我确实是一遍一遍在想，我忽然有了一种感觉，新的《虎口遐想》应该有一种回归，要拿起过去创作的笔，找一种回家的感觉。
过去《虎口遐想》里的内容，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听不懂了。三十年前的生活符号，早已经随着岁月消失在流逝的光阴里。
过去，“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赚点儿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儿贡献”。现在，中国外汇贮备多得能把美国人急得直嘬牙花子：中国人这是干吗呀？把美国买空喽，让我们去北上广打工去？
过去，“动物园附近怎么连公用电话都没有，这要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我们这通信设备应付得了吗”？现在，恐怕所有的人都忘了，公用电话什么样啊？为什么不用手机呀？
过去、过去、过去，现在、现在、现在……
写相声就得去讽刺。一动脑子，现在，公共道德的缺失、网络经济的无孔不入、移动互联网挤占生活空间、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腐败风气，这些现实素材与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符号混杂在一起，一下子冲到了我与合作创作者的眼前。
一个多月，我和助手秦教授把稿子写出来了！
对于我这样的“老同志”，写得痛快，有点儿无拘无束；排起来也顺利，毕竟三十年前的人物形象还深深地刻在脑海里。可是，一在舞台上立起来，演出效果一好，大家一呼“过瘾”，相当一部分观众不但笑，还引起沉思，流出了眼泪，倒让我“私心杂念”剧增，“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的那股劲儿不知道从哪儿出现了。我居然有点儿怕给我们“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抹黑了。
头几场演出，我认真地听来自各方面的反映。
网友“杏林中人”写道：“很久没这么开心了！今晚看了姜昆的相声表演，以前那种看相声时的快乐激动兴奋的感觉又回来了。”这是一位医生，同时也是一位海外游子的反馈。
“一段《新虎口遐想》，让我数度落泪，让我感到我老了，我觉得昨天的事，姜昆告诉我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时光好快呀，我身边的一排四十岁以上的观众都和我一样，时而扑哧一笑，时而泪眼婆娑。我们从姜昆的相声里在回忆，在追寻，在试图留住那难忘的，却又一去不复返的美好回忆。在漫长的人生岁月里，大浪淘尽了许多记忆，但是，在这一代人中，在我们曲折而不易的人生旅途上，相声《虎口遐想》是一个永远也忘却不了的欢乐。”这是一位资深幽默人士写下的感想。
2015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希望看一下这个我已经演了几十场的《新虎口遐想》，我拒绝了。我有点儿矛盾，我当时对媒体有点儿失去信心，也怕他们审查，让我改掉我一点点积累的，在《新虎口遐想》里反映的社会现实：年轻人不敢救老头儿，媒体现场直播搞有奖竞猜，自媒体娱乐至上，“专家”不负责任地盲目指导，食品安全感差，动物园园长被双规……我才不干呢！
三十年前的《虎口遐想》是从现实到浪漫，三十年后的《新虎口遐想》却从浪漫回到了现实。这不是我们的刻意，而是生活的逻辑……
2016年年底，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又一次邀请了我。我看到前一年相声在这块阵地上的“大崩盘”，想到几十场观众对我的希望，我听从了很多人的劝告，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三十年前曾经给观众演绎过在老虎洞里如何“遐想”的舞台。所幸的是，这个特殊舞台和亿万观众依然热情地拥抱并肯定了我们的努力。我想，这与其说是命运对我始终执着于相声艺术的一份回馈，莫若说是时代和人心对真正优秀的相声节目的又一次回应与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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