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英子的老哥，比我大一岁。从小到大，我生在城里，几乎没吃过苦；他生在乡下，却吃尽了苦头。其父四十岁离世，母亲三十八岁守寡，那时英子才一岁，老哥三岁，四姐五岁。
英子念到小学二年，老哥念到小学五年，看四姐在生产队跟男劳力一样干活养家糊口不容易，一天晚上，老哥把英子叫到屋外，借着如水的月光，悄悄地说出了自己的盘算。
“英子，我想退学，上生产队干活，供你念书。”
“别介，你是男孩，将来咱妈得靠你养活，你别退，我上生产队，供你。”
“不，哥是男子汉，养家是我本分，你脑瓜灵，念下去，将来有出息好离开这儿，在咱这儿受大穷。”
“要不，咱俩都下来吧，跟四姐一块儿干活挣钱，让咱妈过上好日子！”
“太可惜了，你下来。”
“没啥，就这么定吧，老哥。”
“真舍不得扔下我的课本……”
“我认一个字，就写在纸上，叠成纸鹤，我已经叠五百多了，打算叠一千个纸鹤时，把它们挂在窗棂上，看来不成了……”
英子说着，噔噔噔，进屋把纸鹤们抱到院子里划火点燃，火光映红了她的脸，纸灰化成了无数个黑蝴蝶在飞。老哥在一旁流泪。
月亮躲进了云彩里……
第二天，兄妹俩辍学了，上生产队当社员。这天铲苞米地。太阳挂在蓝天上，苞米苗盈尺高，宽大的叶子像彩绸袖子，油绿油绿的，迎风招展。社员们见老哥和英子来铲地，都明白是何原因，谁都回避这个沉重的话题，默默地铲地。英子挨着四姐，铲了一阵，还能跟得上。
队长来检查质量，专门看老哥和英子铲的垅，发现铲的还行，锄头搂过后，杂草除掉了，苗也间了。再一看，英子紧紧跟在四姐身后，四姐不时地帮英子铲挨她那侧的半边垅，队长没有吭声。
这时，小学校的吴老师骑着自行车来了。他四十多岁，带着厚厚的近视眼镜，离挺远就喊老哥的名字。老哥站下了，社员也停了工。
“走，跟我去上学，还有一年你就考中学了，别失去机会。”
“吴老师，昨黑儿我上校长家说不念了。”
“这我知道，可我舍不得你这个好学生辍学，今后，你的学费我给你拿，跟我上学去。”
“不，谢谢吴老师……”
老哥恭恭敬敬地给吴老师鞠个躬，含着眼泪转身又去铲地了。
吴老师推着车子走了，眼泪模糊了他的双眼，无法骑上车子。
晚上收工时，记工员分别给老哥和英子记工分。当英子接过自己的记工小本子，看清是整劳力才给的十分时，喜悦地抱住四姐又蹦又笑，笑出了泪花。
就这样，英子没当过“半拉子”（半个劳力），一直挣整劳力的工分，当然这里有四姐的汗水。母亲无论怎样劝说去上学，兄妹俩毫不动摇。母亲理解，俩孩子要用稚嫩的肩膀支撑这个家，她只能暗暗地落泪，一个妇道人家在乡下无法扭转贫穷。
那时，大哥、二哥、大姐、三姐都已成家了，日子都挺紧巴。大哥背走了父亲治病欠下的外债一千余元，成全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家里还剩四姐、老哥、英子，姐弟三人和母亲相依为命。因家里有三个劳动力养一位母亲，每年生产队分红还能见到现钱，从来没欠过生产队的钱，这就万幸了。可是，每年挣的工分分值太少，好年成一个工分才勾一角七八分钱，干一天整劳力满分才十分，一年一个劳力能挣一千工分，除了扣去生产队的吃粮款、分东西款、柴禾款等项，还能剩二三十元，三个劳动力加起来剩不到百元，这还是好年景，若摊上灾年，那就可想而知了。这点现钱还得省而又省，每年的豆油、食盐、煤油（点灯用）、肥皂、衣帽鞋，棉花、布匹、针线、纽扣等基本生活必需品总得要添置些吧，亲属、四邻的婚丧嫁娶总得要有所表示吧，来人去客总要见点面食、买斤小烧吧，逢年过节总要见点荤腥吧，用钱之处多着呢。因此，年年分红，年年拮据。家里养点鸡鸭鹅猪还不能超标，超标就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鸡蛋、鸭蛋、鹅蛋一般都舍不得吃，用来上供销社换生活必须品。这里没山、没水，只能在土里刨食。因此，家徒四壁，艰难度日。
老哥老实，肯干，不说长不道短，在村里口碑好。随着日子的推移，他长得越来越英俊，大眼睛，高鼻梁，浓黑的羊毛卷头发，一米七八的个头，标标溜直。十八岁那年，公社搞文艺汇演，三姐夫写二人转，老哥和村里一个姑娘一副架唱二人转，粉墨登场，在台上化出化入，时而扮演夫妻，载歌载舞，眉目传情。结果，台下也暗送起秋波来，你给我掰块大饼子，我给你送块咸菜疙瘩。吃嘛嘛香，喝西北风都感到舒畅。三姐夫看出了端倪，出面做媒，全成了这段姻缘。
七十年代初，农村搞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从城里派来两个工业干部进驻百合大队蹲点。巧得很，一个是老哥的三表哥，一个是老哥四表哥的同学，二人究竟是“举贤不避亲”，还是“任人唯亲”已无从查考了，反正老哥被发展成为预备党员，第二年转正了。不久，便当了生产队长。老哥正直、耿直，不贪不占，处处为社员着想，维护集体利益，受到本队社员们一致好评。后来，又当了村长。由于他对上不会溜须拍马，耿直讨人嫌，上边不得意，下边拥护也没用，那时候村干部都是上级任命，后来搞选举，也是走过场。老哥有自知之明，没干几年，就不干了。
老嫂一连生了五个儿子，各个虎头虎脑。长大都给娶了媳妇，成了家。老母亲一直由老哥赡养，大哥、二哥曾拿了两年赡养费，老哥把大哥给的赡养费退了回去。
“老弟，你这是干啥，大哥也有养活咱妈的义务嘛。”
“大哥，当年分家，你背了咱家一千多元债务，那时我还小，可我在心里发誓了，今后绝不让你再花一分钱赡养费。”
“老弟，你就把这钱收下，让哥也为妈尽点儿孝心吧。”
“哥呀，咱兄弟姐妹要都像你这么有担当，十里八村也是响当当啊！”
哥俩让来推去，最终老哥还是没收。
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赶上了恢复高考制度，我考上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大专班，可是，家里大儿子才五岁，小儿子刚出生几个月，我虽然带工资上学，月薪（三十八元六角）仅够我自己花销，妻子必须打工养家，两个孩子没人看护不行。打算请老岳母来看孩子，可那时老哥的老儿子才两岁，也需要人看护。思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可行，只好硬着头皮去乡下跟老哥老嫂商量。
“老哥老嫂，有件难事，非得你俩帮我啦。”
“你别说了，”老哥打断了我的话，“你不就是一走家里孩子没人看吗？放心吧，让妈去看。”
“嗯哪，昨黑儿我跟你老哥还说呢，你去上学，英子就得打工，俩孩子就得咱妈去看。我老儿子，我自个儿看，累点儿就累点儿吧，只要你有出息比啥都强。”
老嫂快人快语，她的话让我心里热乎乎的。
临走时，老哥考虑到城里吃供应粮，多了一口怕不够吃，便拿米袋子装粮食，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毕业分配到齐齐哈尔市当编剧，岳母一直跟我到齐齐哈尔看护两个外孙子。老儿子五岁那年，岳母回乡探家，把这小外孙也领去了。老嫂怕老外甥吃不惯农村饭菜，天天煮鸡蛋，剥去皮，叫老哥把他俩的老儿子抱走，偷着给我的老儿子吃。还领着上供销社给他买饼干、苹果，她老儿子捞不着吃，另外四个儿子更不用说了。
家搬到了浏园，我在附近的冰刀厂挂职体验生活，厂里有幼儿园，我把老儿子送进了幼儿园，老岳母看小外孙子有了看护之所便要回家。我挽留她，要养她老，她拒绝。
“你家这暂条件好了，有好吃好喝的，我是挺享福的，可让姑爷养老不是撇子，别人该笑话我儿子了。”
“那您也别急着回去，多住些日子。”
“趁着我呀，没病没灾儿的，赶紧回去，要是病病歪歪的再回家，你该落埋怨了。”
老岳母在老哥家安度晚年，直到八十七岁那年，老人家患重病不能下炕，老哥晚上不脱衣服，一有动静就起来。老母亲要方便，他就抱下地，有专门的便桶，方便完再抱上炕，再给盖好被子。擦身，翻身，喂饭，饮水，服药，他和老嫂轮班伺候；想吃啥，老嫂就给做啥，家里没有的东西，老哥便四处掏登。直至送终，老哥赡养老母四十余年。
进入新世纪，老哥刚过上抬头日子，老嫂却患了糖尿病，紧接着又患了心血管阻塞，五个儿子摊钱，按了两个支架，才转危为安。
从此，老哥每个月都要进城给老嫂买药，每回买药得花八百余元，造成了生活拮据。老哥每次来买药，都给我家捎来应时的蔬菜，中午在我家吃饭。妻子总是买回好吃好喝，我陪老哥吃饭。他能喝酒，我把好酒留着跟他喝。
一次，我陪老哥喝酒，我问，你觉得苦不苦？
“苦啥，比过去不强多了，农业税免了，种地还给补贴，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还有补助，孤寡老人还有照顾，新农合还给报销一部分医药费，有能耐的还可以出外打工。这昝庄稼人享福，种地有播种机，除草有除草剂，收割有收割机，不用挨大累了。”
“老嫂有病，把家拖累了。要不，你俩得吃香的、喝辣的。”
“她没病那昝，倒是吃香的、喝辣的，归齐得了富贵病。这暂呐，连荤腥都不敢粘了。我陪她吃素，更好，先说捞不着得富贵病。”
一番话，不知是幽默，还是自我安慰。我听了，心里酸酸的。
每当换季时，妻子便把我八成新的衣服、鞋帽找出来送给老哥，好在我俩身材个头相仿，老哥穿我的衣服、鞋正合适。有时，还给他买新的。他总说，新的穿不出去，庄稼人都穿瞎了。
老哥七十一岁了，还在帮儿子看家、干零活。儿子们帮他种地、收割。老哥像老黄牛，领着儿子们还在黑土地上躬耕……
作者简介
李景宽，黑龙江省艺术研究院国家一级编剧，原《剧作家》杂志社编剧部主任、剧本编辑。小剧场话剧《夕照》由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作为个人告别话剧舞台封箱戏领衔主演，参加在北京举办的93’中国小剧场话剧展暨国际研讨会，此后到广州、深圳、上海等20几座沿海城市巡演，南方各报纷纷报道演出盛况，剧本被选入《20世纪中国文艺图文志·话剧卷》，演出录像选入《新中国舞台艺术精品选》，国内外发行。话剧《天鼓》《鞋匠世家》分别摘取两届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桂冠。8部广播剧分别荣获中国广播剧奖等一等奖，其中还荣获编剧奖金牌、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20集电视剧《庄稼院里的年轻人》、38集电视剧《樱桃》，10集电视情景剧《哈尔滨星火》，数字电影《哑探》《好人好官》《金沟情仇记》等由央视电影频道买断播出，《小鹤飞飞》在央视播出。出版戏剧集《夕照》、专著《小品编剧理论与技巧》《V电影·V广播剧·V戏剧编剧技巧》，长篇自传《我心空的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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