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左传》当中的一句话如今已经是家喻户晓,那便是由鲁国正卿季文子引用《史佚之志》说出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最初,这句话指的是位于南方的楚国与中原各国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因此难以和睦交往。后来,这句话中的“非我族类”含义逐渐扩大,常被用于形容与自己不同种族、民族、家族的群体。

苏轼口中皆蕃种也(苏轼口中皆蕃种也)(1)

宋朝时,大文豪苏东坡曾经对此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并不能简单粗暴地将所有异族人视为有异心。据《东坡志林》记载,他曾经表示:“秦之由余,汉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浑瑊之流,皆蕃种也,何负于中国哉?”也就是说,由余、金日磾、李光弼、浑瑊这四人都是所谓的“外族人”,但却为秦、汉、唐鞠躬尽瘁,并未生有“异心”。那么,这四人都有着怎样的功绩,才得以被苏轼特意提及呢?

首先,我们说说身处春秋时代的由余,一种说法认为他本是周幽王之弟周携王的后裔。当初周幽王宠爱褒姒,废黜太子宜臼,导致西周王朝被申侯联合犬戎等国推翻。紧接着,宜臼成为新任周天子,是为周平王,而与此同时西虢国的国君则拥立了周幽王的弟弟余臣为天子,是为周携王,一时间二王并立。

苏轼口中皆蕃种也(苏轼口中皆蕃种也)(2)

近二十年后,支持周平王的晋文侯诛杀周携王,携王的族人因此被迫逃往西戎。多年后,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求贤若渴的秦穆公对其“一见钟情”,于是设计将其纳入麾下。由余本就才智过人,加上熟悉西戎事务,于是辅佐秦穆公攻伐戎地,开拓了大片疆土。秦穆公能够位列“春秋五霸”之一,除了百里奚之外,由余同样居功至伟。

接下来说金日磾,他本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北击匈奴,并接连取胜。匈奴浑邪王杀害休屠王后投靠汉朝,年仅十四岁的金日磾沦为了宫中饲养马匹的奴仆。一次偶然的机会,身材魁梧、容貌威严,且饲马有方的金日磾得到了汉武帝的垂青,此后短短时间内接连升迁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

苏轼口中皆蕃种也(苏轼口中皆蕃种也)(3)

为人谨慎稳重的金日磾此后常伴汉武帝左右,深受其信任。巫蛊之祸爆发后,江充的好友马何罗意图刺杀汉武帝,金日磾挺身而出救驾有功,由此更加受到器重。后元二年(前87),病重的汉武帝托孤于霍光,霍光则表示金日磾更可堪大任。此时,金日磾表示自己终究是匈奴人,如果被委以重任会让匈奴耻笑汉朝没有人才了,于是甘心只当霍光的副手。一年多后,金日磾因病去世,被赐谥为敬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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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被许多人视为我国古代最开放的朝代,这不仅是因为当时的盛唐引得万国来朝,还在于朝廷当中存在大量来自各民族的将领与官员。举例来说,来自日本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吕不但入朝为官,还与李白、王维等大诗人关系友善。战场上,东突厥王族出身的阿史那·社尔、西突厥突骑施部落的哥舒翰、铁勒人仆固怀恩、契苾何力、百济人黑齿常之等将领都曾率领唐军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

不过,导致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其发动者安禄山、史思明也分别来自于粟特族、突厥族。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契丹族出身的李光弼表现十分出色,他少年从军,得到名将王忠嗣的提拔与栽培,后来与郭子仪一同平定叛乱,多次取得大胜,官至天下兵马副元帅,战后更是被誉为中兴第一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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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光弼的麾下,有一位出身铁勒族的将领,那便是浑瑊。出身将门世家的浑瑊十一岁就跟着父亲前往边关熟悉军务,十四岁更是正式开始参与作战,并立下不少战功。据《资治通鉴》记载,安史之乱时他于乱军之中一箭射死敌将李立节,因功被封为右骁卫将军。

永泰元年(765),浑瑊面对来犯的十万吐蕃大军,仅仅率领两百精骑便冲入敌阵,还生擒了一员敌将。如此神勇的表现极大地激励了守城士卒,而浑瑊也由此名声大噪。可惜的是,此后浑瑊先是由于麾下老将不服从自己的军令而兵败宜禄,又被吐蕃以会盟的名义欺骗,于平凉川遭受了伏击。贞元十五年(799),六十四岁的浑瑊因病去世,被追封为太师,赐谥号“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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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苏轼所举的由余、金日磾、李光弼、浑瑊四个例子确实十分巧妙。这四位所谓的“外族人”对于各自效力的政权而言,其贡献恐怕要大过许多“本族人”。唐朝尽管是因为安禄山等外族人导致了动乱,但同样是在李光弼等外族人的帮助下才转危为安。苏轼想要表达的,或许便是决定一个人行为举动的并非血统和出身,而是其后天的经历,以及培养出的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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