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毅与黄永玉。 （李辉/图）
2019年10月22日，周毅去世。我问张新颖，去不去参加告别仪式，他犹豫地说，不去了吧，这场面太难受了。我默然。其实我也有同感。自周毅病后，虽然见面不多，虽然常有牵挂，但是总觉得，斯人同城而居，要见个面很容易。然而这一回，真的要与她告别了。
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周毅，好几个朋友约在一个宾馆的咖啡吧聊天，到午餐时候，她因为腰疼，坐不住，就推说有事先走了。就在那次见面我问起病情，她故作轻松地回答：这一回我是尽人力，接下来要看天意了。听这话，不祥之感就盘旋在我的心间挥之不去。还记得当初乍听说她住院开刀消息，我给她打电话，从电话那头传来了银铃般的笑声，朗声地喊陈老师你快过来啊，正好有几个同学从外地来看我，聚在一起好开心！我没有过去，我真想不到在开刀前夕周毅的精神状态如此旺健。现在我知道，周毅十年来一直用这种倔强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命运，可是在当时我心底里泛起一丝不太真实的感觉，我怀疑我听到的消息不确，或者周毅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原先准备好安慰她的话语一下子都落不到实处。于是，我迟疑了。不想这一迟疑就永远失去了探望她的机会。一晃十年过去。
那天，我和新颖都去参加周毅的告别仪式。回来路上，新颖告诉我一件事，说在我写给周毅的一封信里，用过一组词：一个娇弱而敏感的生命。她感到不解，问新颖：难道在陈老师的眼里，我是娇弱的吗？新颖好像对她做过一番解释，但我没有听进去，满脑里只有一个念头：现在要解释也来不及了，她听不见了。其实这组词的意思不难理解，原话的完整表述是：“一个娇弱而敏感的生命自觉需要有更大的生命气象来引导和化解，磅礴的无愁河成为你的生命图腾。也许，在你心中也有一条沉默的无愁河，本来是涓涓流水，现在被激发起层层浪花，而这本小书就是浪花飞溅的结晶，是你对生命能量长期探索获得的回声。”这里“更大的生命气象”指的是黄永玉的无愁河，磅礴而强悍；“小书”指周毅新作《沿着无愁河到凤凰》，我在那封信里谈的是阅读这本书的一点体会。
也许周毅对我的书评有期待，读后有些失望。我记得我把那封信传给她，她没有马上回应。隔了好些天，她以别的缘由给我电话，讲完了正事后，才期期艾艾地说到这封信，第一句就说：觉得老师在批评我。我怔了一下，很意外，也许我对无愁河感受与她不一样，但批评她的意思是绝对没有的，于是言不由衷地反问：怎么会呢？她没有说下去，就把话题扯开了。周毅高兴时，说话声音嘹亮，兴致勃勃的样子，但是在刚才的电话里传来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低低的，怯怯的，有点委屈似的——这也许就是我理解的娇弱状态，也是我所熟悉的最初的周毅，这种印象很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那时周毅还在念中文系的本科。我记不得是哪一年了，前天晚上翻读纪念集里的周毅生平作品年表，其中一个条目记载：“《浮光掠影嚣孤魂——析三十年代作家穆时英》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3期。”以此推算，应该是早两年，1987年她念大二上半学期的时候，因为那个学期有现代文学史（下），讲1930年代文学的课程。我不是她的任课老师。一次周五下午教研室有活动，我因为要处理别的事情，在活动快结束时才去教研室。一进门就有老师告诉我：刚才有个学生找了你几次。我问什么事，教研室鄂基瑞老师说，是他推荐来的学生，叫周毅，写了一篇论文想让我指导。就在第二天，我收到了周毅寄给我的信和论文，是关于穆时英小说风格的研究。那时候还没有流行什么海派怀旧，研究穆时英的也不多。那篇文章写得不怎么样，是按照当时的主流观点敷衍而来，我读了以后没有产生兴奋之感。倒是那封给我的信写得很特别，说她下午来教研室找了我几次都未遇见，又听说我会乘坐公共汽车来学校，就跑到公交车站去等我，在寒风中站立很久，还流了眼泪等等。周毅初次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有点娇弱，又有点敏感。到了下一周的周五，她又来教研室，这次我有了准备，便坦率谈了对论文的看法，我直言不讳，建议她从头来过，换一种思路去研究。大约我的批评有点过火，鄂老师在一旁听不下去，就打圆场说：小陈你别再说下去了，这个小脑瓜子很灵的，一点就通，她会好好修改的。（我保证这几句都是鄂老师的原话。）周毅没有说什么就走了。后来的情况我也记不得了。最近从周毅年表里读到这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我才依稀回忆起来，周毅按照我的建议重写了论文，应该是我把它推荐去发表的。
本科毕业，周毅跟随吴中杰老师读文艺学的研究生学位，也常来旁听我的课。这样就慢慢熟悉起来。1990年代的前几年，我忙于社会上的各种活动，除了上课，对校园里发生的事情也不甚关心。一晃间周毅就毕业了。这期间我策划过一套《新宇宙·大学生礼品丛书》，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按照原来的计划，这是一套图文并茂的介绍大学生生活的小丛书，我负责组稿，画家王天德负责装帧，其中就有周毅的一本小书《私心与天籁》，还请吴老师写序。序文里说，周毅的特点就是认真，学习很认真，谈恋爱也很认真云云。吴老师目光如炬，一言道出周毅性格中最重要的特点：认真。书很快就出版了。可惜我的编辑思路过于理想化，出版社的印刷能力达不到美工要求。书委委屈屈地出版了，也默默无闻地过去了。我当时策划的其他几套丛书，都风光过一阵子，惟有这套书在我的编辑履历里像是不存在似的。
周毅拿到硕士学位后没有继续深造，就去了媒体工作。在课堂里我问过她为什么不继续读博士学位，她说她不喜欢在学校里当个“小老师”，太辛苦。我开玩笑说，“小老师”慢慢就熬成“大老师”，又会慢慢变成“老老师”。她笑着摇摇头，还是选择走出学校大门，走上社会。我的直感是她那颗年轻的心被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蓬勃形势所吸引，她渴望自己被裹挟在时代大潮里，去做一番有为的贡献。这以后的几年，我经常在报刊上读到她发表的长篇报道，关于环境保护的，关于自然生态的，也有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等等，都与时代的节奏有着密切的配合，我为她高兴，也隐隐约约有一丝惋惜。至于惋惜什么，连我自己也说不大清楚。她似乎也感觉到我的态度，有一次遇见，说到自己的工作状态，她说，陈老师不是也提倡“民间”吗？现在中国最有生命力的社会因素就在民间。她指的是中国南方朝气蓬勃的民间企业，她还认为“藏污纳垢”是私人经济发展的最佳状态。这一次谈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意识到，周毅在社会风浪里不仅是个观察者，她成熟了。
直到上世纪末，周毅的兴趣又回到了文化艺术领域，开始写文学评论。新世纪初，她担任《文汇报·笔会》的副主编，回归文学艺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那时我刚刚接下中文系主任的工作，她主动来采访我，我就谈了自己的工作设想。她回去写了一篇采访记《陈思和做“官”》发表了，很惹一些人不高兴，也获得一些人的赞扬。我还在她主编的笔会上发过一篇介绍贾植芳先生的文章，也惹过一些人不高兴，当然也有人赞扬。以后我就很少在笔会上写文章了。不过让我暗暗得意的，是我曾经给周毅提过一个建议，那时正值笔会创办六十周年前夕，我建议她利用文献，编一部笔会六十年的资料长编，梳理一下这个最有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也最能反映知识分子曲折道路的副刊历史。其实我还有一个目的没有说出来，我希望周毅能够自觉到这个人文传统的存在，以周毅的感悟力，她是不可能置身于这个人文传统里而无动于衷的。周毅欣然接受这个建议，很快就动手做起来了。这些成果后来都收在《过去心》里的专辑《以白心读长卷》。除了那篇明显缩了水的《风雨跌宕一甲子——年谱缩略》外，还有几篇文章写得特别好，关于傅雷、若瓢和尚、徐铸成、汪曾祺等人与笔会的事迹考。2012年《过去心》出版，周毅寄了一本给我，扉页上题词：陈老师，我的作业簿。可惜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没有及时与她联系，多赞扬她几句。现在再说也来不及了。不过我还是想告诉周毅：这组文章，尤其是那篇《“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傅雷与因缘考》，实获我心，我觉得是周毅最好的文章之一。
以后的周毅是朋友圈里大家都熟悉的周毅，她不幸罹患绝症，她在笔会版面上大篇幅报道百岁老人杨绛，她热情推荐新疆女作家李娟的散文，她追随黄永玉先生南下、出版了《沿着无愁河到凤凰》，她极其顽强地与病魔斗争、直到乘着歌声的翅膀离开尘世……转眼周毅离世半年，她的长辈家属、生前好友为了纪念她，编辑了一本纪念集。这两天我断断续续地读纪念集里的每一篇文章，尤其是她的未刊诗文和私人短信，读着读着，周毅的形象，笑吟吟地，一再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觉得自己并不能真正理解这个充满活力、倔强奋然的壮丽生命。我只能深深沉溺于记忆中，找回自己印象里的周毅，也许这个周毅与真实的周毅并不一样，只是寄托了我个人的哀思与纪念而已。
陈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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