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以西安为中心，由赵望云、石鲁等人领导和组织了“长安画派”，方济众则是其中的核心成员之一，年龄在画派成员中则属于后一辈。他师从赵望云，算是赵望云的得力门生。
“长安画派”虽然在石鲁的主导下主张比较一致的绘画风格,但其几位代表性人物仍然不失其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在其他许多画派中也是不多见的。
定居北京后的何海霞曾经不承认自己属于“长安画派”,表示“画长安画派这种画是不自由的”,而晩年的方济众则表明“必须和长安画派拉开距离”。
在“长安画派”的研究中,我们不能只注意到这种说法关乎画派随时期而变动的绘画史意义,同时应该重视这种言语背后所包含的艺术家如何看待艺术的真实思想。
迄今为止,有关“长安画派”历史和作品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是关于画家个人绘画思想或者艺术观的研究，除石鲁以外，其他画家的尚不多见。而正是画家的艺术观，才是催生其作品风格的根本能量，也是研究长安画派历史的重要资源。
在“长安画派”的核心成员中，方济众是留下文字性创作体会的画家之一，被今人整理为“谈艺录”，这为我们了解了方济众的艺术观提供了方便。方济众“谈艺录”文字虽然不多，但内容涉及中国画创作的很多方面。下面摘录部分，供大家学习交流。
艺术上的探索,实际上难以避免偏见,个人毕竟是沧海一粟。经历、实践、见闻、修养不能不限制自己的思想和视野。凡艺术,无不以其民族之化身出现于世界艺术之林。故凡优秀之艺术品,必具下列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作者特色、作品特色。
艺术这种特异功能,是以美为诱导的,过美使人的品德、意识、素质起到潜移默化的质变。因而一切优秀的作品,都在自觉地表现作者对生活独到的发现。
生活绝不是艺术。艺术是人的品格化了的第二自然。
品德不高,画风不高。画如其人一是至理。
文化只能是相互交流,而绝不是相互排斥或替代赶时髦迟早会误了自己的艺术事业。自己的艺术就是以自己的个性特征而存在的。赶时髦的结果,便是经常去改变自己的面目和心灵,经常使自己处在飘飘然的浮游状态中,而不能固守心灵去对艺术作深度追踪。
艺术创造,总在突破自己的现状中不断前进。没有勇气否定自己的人,不仅是儒弱的表不现,更是缺乏鉴别能力的表现。因而,他必然站在前进事物的对立面,变成一种阻力。
“入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做骨”然做生于气,气生于骨,骨生于人之本性,何能有做骨而无做气乎？鸣呼!气也骨也本为表里一体之物、何以能分而对待之？
然做,总不是好事,一傲不知己,二做不知彼,再做则自信不疑,轻则难于自化,重则与众难合,抑人扬己,必自食其损也!
风格包括个人的天赋性格特征。但艺术又不完全属于个人,它受社会、人群、历史、自然的外在条件影响。这就存在一个善于选择和学习的问题,因而不能说风格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
少而精,主要在精。少而精难,繁而精亦难。精主要是意境集中,形象生动,主题鲜明。笔有性,雅有趣,色有香,水有光,纵横观之,无不可以称之为精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