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指以儒道释等诸子学说为主体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比如文史哲经典，中医，以及琴棋书画、诗酒花茶、瓷器汉服等国艺。
“商道”就是经商之道，经营商品、商业并获得钱财利益的规律与方法。
“国学商道”中的“国学”，则侧重于指传世经典中的哲史医智慧与规范。
一言以蔽之，“国学商道”就是运用圣贤智慧来经营商业的道路与方法。
“儒商”则是运用国学商道来经营企业的商人，是有德行、有文化的商人。具体来说，就是运用以孔子和老子为代表的儒道思想作为经商的核心指导理念，比如诚信经营、义利兼顾、为富且仁、富而好礼、兼济天下、刚柔相济、无为而治等等。新时代的新儒商，还具有融会中西、创新精神、科技思维、全球视野等相关特质。
在今天的中国，作为企业家和管理者，为什么需要了解和学习国学商道？好像即使不了解，也照样过得很好呀？
确实，采用西方的管理方式，企业的日子常常也能过得还不错。
不过，放眼全球，西式管理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而以儒商为代表的东方经营思路，恰好可以起到强力互补的作用。所以，若想要企业保持长久稳定的成长，学习、采用和发扬圣贤智慧，对西式管理的弊病进行防患于未然乃至进行及时补救，是很有必要的。
1、把人当作资本和生产要素，类似于“物”。一旦市场情况或者其它情况有变，企业和员工，都可随时立即进行双向“抛弃”，也就是解雇或跳槽。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对于企业和员工来说，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折磨人性的、不稳定的运营机制。长此以往，会极大地耗费双方各方面的资源和精力，也未能够达到真正长久的共赢。
2、西式的经营与管理，以追求利润为最高目标，所以，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同行、员工的利益与正当诉求，尤其常常忽略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贻害同类乃至地球。
一战、二战、二战以来的各种战争，以及时不时出现的各种规模的经济危机，本质上都与西方经济体盲目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极度的贪婪和自我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总之呢，西式经营，比较容易忽略“人”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的感情诉求与精神价值，以及忽略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命运。
而作为践行国学商道的东方“儒商”精神，却恰好以“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本主义这一突出优点，与西式的物本主义形成了企业管理思想的并列高峰。
以儒商精神与思想来经营的企业，员工往往敬业乐群，把工作当做自己的事业，并发自内心地把自己当做“大家庭”的一员。公司的每一个成员，由此所爆发出来的积极性、战斗力，及其所创造出来的品质与效益，也往往远超一般纯用西式管理的企业，令人刮目相看。尤其在公司经营困难或者经济危机的时候，很多员工，会愿意与公司共患难，一起想方设法度过难关。一旦渡过难关，公司全员更是凝聚力暴涨，上下一心，业绩也如虎添翼，增长迅速。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如今的企业家，若立足本土、本企，博采中西经营管理的优点，定可在商海中游刃有余，自信从容，乃至成为引领潮流的商界领袖。
“儒商”有成功案例吗？古有范蠡、子贡、白圭；
近有张謇，以及晋商、徽商、浙商；
今有荣氏家族、邵逸夫、霍英东等等。
从国别和地区上来说，除了中国大陆，还有儒家文化经济圈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东亚经济的腾飞奇迹，举世瞩目，与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是有着极其深刻的渊源。
在日本，日立公司的经营信条是“事业即人”，丰田的口号是“既要造车，也要造人”，松下主张“造物之前先造人”。他们所诚谨奉行的人本管理思想，就是来源于“仁者爱人”的儒家熏陶。
日本儒商的著名人物还有涩泽荣一、稻盛和夫、三菱集团的诸桥家族等等。
韩国则有现代和三星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
新加坡则有以李光耀和李显龙为代表的政商界领袖，对儒家精神进行大力弘扬，贯通中西，使新加坡成为全球国家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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