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之国的形成<先秦篇> [第86节]
作者：温骏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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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当年向王室讨封的两块土地分别是阳樊、河内。前者我们已经解读过了，对应的其实是整个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土地，也就是所谓晋国的“南阳之地”。这块土地由于对于魏韩两国都非常重要，因此韩魏两国的控制区在其中犬牙交错。这其中占得先机的是韩国，控制了沁阳及其以西地区。而经过战国前期的地缘博弈之后，魏国在将其在上党高地上的两个城邑“送”给韩国后，取得了轵关陉所对应的南阳之地的控制权。
晋之南阳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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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按现有的行政区划看，就是济源地区及其以东，沿黄河北岸一线，被交换给了魏国。（在战国时期，由于济源地区控制了轵关陉的出口，因此在上面所构筑的城邑被称之为“轵邑”）。在交出轵邑后，韩国的国土实际上是被魏国切割的。也就是说韩国在上党高地上的国土在与黄河以南的国土沟通时，实际是要穿越魏国的控制区。而韩国人之所以愿意做这笔交易，是因为可以额外获得魏国在上党高地上的两个据点（高都、获泽）。之所以说这两个城邑是送给韩国的，是因为韩国还从魏国在河济平原的控制区中，为他们在南阳之地所失去的土地获得了补偿。
能够控制整个上党高地，尤其是长治、晋城、阳城三个盆地，是韩国一直想做到的。在将魏国换出上党高地后，韩国实际上也基本控制了这三个盆地，唯一对此表示不满的就只有赵国了。因为赵国也需要部分的上党高地，以保持他国土的完整性。
当然，韩国也没有完全放弃南阳之地，因为尽管韩国人并不担心魏国会不给他通行权（就象当年他们也让魏国通行一样）。但如果不在南阳之地，特别是太行陉的出口处保留一块土地的话，韩国所占据的上党高地是很容易被孤立的（封堵山口并不需要多少兵力）。因此控制太行陉出口的“野王“（沁阳）还是掌握在韩国手中。由于“野王”邑的所有权牵扯到韩国的核心利益，如果其他国家企图控制它，势必会引起韩国的强烈反弹，除非你有足够的实力吞并韩国。因此这项任务最终没有由魏国，而是由并吞六国的秦国来完成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所谓的“河内”地又是什么情况了。关于河内这个地缘概念，最早指的是以朝歌（商朝都城，现河南淇县）为中心，北至安阳，南至新乡的这一区域。也就是商王室的直接控制区，后来卫国的核心区。再后来魏国人将他们在河北平原所控制的土地都称之为“河内”。现在这个概念甚至被扩展为整个河北平原的名称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古人的地理概念经常是比较混乱的，也让很多喜欢在故纸堆中寻找依据的朋友感到头疼。
关于河内的概念到底到怎么算，没有必要去深究。我们只需知道，从地理单元的划分来看，今天所要分析的这片区域，是位于南阳之地的北侧，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平原（南部）就行了。在这一区域中，已经没有韩国什么事了，魏赵两国成为了舞台上的主角。
如果要分析魏赵两国在河北平原的势力范围，有两个城邑相信可以作为大家所熟知的地标，一个就是邯郸，另一个就是“邺”。前者之所以为大家所熟知，是因为“邯郸”之名一直叫了两千多年，直到现在仍然是河北省的重要城市。而在战国时期，邯郸城则是以赵国都城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其实邯郸城在三家分晋之前，就已经是赵氏在华北平原的重要据点了。
公元前497年，据此的赵氏小宗“邯郸氏”，曾经联合晋国六卿中的范氏、中行氏进攻晋阳城的赵氏大宗（赵简子赵鞅）。战争的结果是，赵氏联合了智、魏、韩三家反过来灭掉了范氏，中行氏，并清理了门户。
而“邺”的名气则要到三国时才达到的顶峰，对《三国演义》多少有些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曹操筑铜雀台的事，这座被传为准备“锁二乔”的高台，就是筑于“邺”城。不过在“邺”地筑城，曹操肯定不是第一个，因为在战国时期，魏国就已经在此筑城了。而邺之所以能够名留青史，除了曹操以外，那位在战国初期，被魏国派驻于“邺”城令的“西门豹”也作出了卓越贡献。而“西门豹治邺”的故事，相信我们在小学课本中就已经熟读过了。
现在“邺”城故址属于河北省临漳县所辖，位置在漳河以北。不过在战国时期，它却是在漳水以北。迁移的并非城邑的绝对位置，而是漳水的河道。在平原地区流淌的河流都是这样的，总是在一定范围内不断的改道。而这条由上党高地中“清”“浊”两水共同汇集而成的“漳水”，就是赵、魏两国在河北平原之上的地缘分割线。
也就是说，“邺”城是魏国的边邑，在如此重要的地区，肯定是要派驻一位铁腕人物才能压得住阵角，那几位巫婆、长老被丢到漳水里去派鱼也是活该倒霉了。当然，西门豹治邺的成功绝不仅仅是破除封建迷信这么简单。他对于漳河南岸的魏国土地所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开挖了十二条水渠，使得农田得到了充分的灌溉，为魏国稳定了边境。
对于象漳水这样大流量的河流来说，从来都是让人又爱又恨的。爱它，是因为需要依靠它来灌溉农田；恨它，是因为总是要防备洪水的侵扰。而能够更好控制河流的族群，就能够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当年因治水而成为天下共主的大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在战国时期，由于诸侯之间的土地兼并越来越厉害，各地理单元往往能够独立控制在一个政治体手中，这也为水利工程的建设提供可能。除了挖渠以灌溉农田以外，筑坝以防洪水侵袭也成为了常态。并不十分清楚，魏国有没有在漳水南岸筑堤。但赵国肯定是在漳水北岸构筑了堤坝的。而这些防水用的大堤，不久之后又将发挥重要的军事作用了。
当战国列强之间的战争愈演愈烈时，原有的以城邑为重心的，控制国土的战略已经不适合地缘结构的变化了。各诸侯国之间都开始不得不控制道路，以保证自己的国土免受敌国的进攻。
理论上，如果你所处的地理单元是群山环绕的话，那么你在那些穿行于山谷的要道中构筑一道关隘就可以了（比如函谷关）。不过有时候，你并能保证那些常用的道路周边，有没有可能开辟出新的道路（我们经常会在战争故事中，听到某支军队在一个采药的山民带领下，从小路抄了敌军后路的案例）。因此依托地形，构筑一道连续的城墙就成为最保险的防御方案了。这种防御体系，也就是我们后来所称的“长城”。
在我们的印象中，长城一般都是建筑于山脉的分水岭上（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八达岭长城已经成为了长城的代言）。的确，依托山势构筑长城是最为常见的方式。这种类型的长城，不仅能够全面切断敌军的进攻路线，更能够成为各个隘口驻军的交通线。问题是当诸侯们也希望用长城来进行保卫它们在华北平原之上的国土时，他们就不可能指望借助山势了。这个时候他们只有将目光投向另一种显著的地理特征——河流。
河流作为大平原地区的地缘分割线是很好理解的，毕竟这些河流的存在，影响了河流两岸的地缘沟通，为两岸出现不同的地缘文化和政治体提供了可能（河流越宽，越难渡，这种影响就越明显）。而正如你无法全面考虑到山脉中小路的存在一样，在常用的渡口以外，也存在一些可供临时使用的渡口（如枯水期不能使用，丰水期可以渡河）。因此沿着起地缘分割线的大江大河构筑长城，成为了华北平原诸侯们的共识。
当华北平原上的诸侯们觉得光凭河流无法保证自身安全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先前为防洪水沿河岸所筑的堤坝便是“天然”的长城。只在稍加改造（如加个有防水性质的城门，在堤上筑敌楼等等），就可以达到防御作用。而且这种临水的长城，与那些城墙外有护城河的城邑，具有同等的防御力。
并不十分确定是谁先想到这个一物多用的点子的，不过燕、齐、赵、魏等国都曾经用过这种方法，来打造自己的防御体系。只不过河流的分割作用毕竟要远低于山脉。而华北平原作为一个大的地理单元，最终被统一在一个政治体之内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秦国并吞六国之后，这些纵横于华北平原之上的“河堤长城”也都被拆除了。而在随后的历史中，能够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长城，就是那些蜿蜒于农牧分界线上，大多依山而建的长城了。
赵国沿漳水一线构筑长城，已经是战国中期的事情了（赵肃侯时期，约公元前333年）。而在此之前，魏赵二国在河北平原虽然大致已经以漳水为地缘分割线了，但赵国却有一块特殊的土地延伸在漳水之南，让魏国如鲠在喉，最终不得不以放弃在太原盆地的据点为代价，换得了这块土地的控制权。这片土地就是我们下一节要分析的对象——中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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