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 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赵仁珪 启功先生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创始人
李镇西 新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关仁山 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传承恩师的治学精神
朱永新
1980年9月，我通过考试被选送到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研究班学习。
那是“文革”后心理学科首次在该校重新开课，学校派出了有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两所学校最强阵容的师资队伍，陈科美、陈桂生、李佰黍、吴福元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亲自为我们开课。当时“四人帮”刚刚粉碎，教育科学元气尚未复苏，但这批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已经张开双臂拥抱即将到来的“科学的春天”，把当年被压抑的能量释放了出来。
恩师燕国材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记得有一天，燕老师来到教室，在黑板上写下“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八个大字。他告诉我们，这就是他倡导的治学方法。所谓“标新立异”，就是要敢于创新，要讲别人没有讲的东西，提出别人没有提出的观点；“自圆其说”，就是要有理有据，不要胡编乱造，为创新而创新。
燕老师给我们开设“心理学概论”“教育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史”三门课。有一次，他用“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开始了他对中国心理学史课程的讲授。这句也许不太经典的诗，却激起了我的强烈冲动——研究中国心理学史。
在燕老师的指导下，我的第一篇习作《朱熹心理思想研究》很快被收录在潘菽、高觉敷教授主编的《中国心理学史》文集中，第二篇习作《二程心理思想研究》在核心期刊《心理学报》发表。同时，我被破格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的编纂工作。
我与燕老师也开始了合作研究，共同撰写了一些著作与论文，如《非智力因素与学习》《地球上最美的花朵——心理学纵横论》《现代视野内的中国教育心理学史》《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等。
后来，燕老师又鼓励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中国犯罪心理学史、中国管理心理学史，当我有新著出版的时候，当我获得一个个国内外科学研究基金时，他总是为我喝彩、为我加油。
在燕老师的指导下，我受到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方法的训练，先后主编了《心理学人物辞典》《心理学著作辞典》《中华管理智慧》《管理心智》等著作，发表了《张载的学习心理思想》《王廷相心理思想初探》《刘智〈天方性理〉对大脑研究的贡献》等40余篇论文。其中在美国《大脑与认知》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古代学者对于大脑研究的贡献》一文，把世界上关于大脑功能定位的学说提前了近100年，为我国心理学界争得了荣誉，引起国际心理学界广泛关注，20多个国家的30多位学者来函祝贺，并索要论文。
与此同时，我还参加了全国统编教材《中国心理学史》和《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的编写工作。在我的心理学研究生涯中，最感到幸福的是和许多前辈学者一起参加了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建设，为这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如果不是后来工作岗位发生变化，也许，我一辈子就会以心理学作为研究方向了。虽然现在不再从事心理学历史研究，但是跟随燕老师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这段时间，无论是学术态度、学术情怀，还是学术方法，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终身受益。而且，我对教育思想史的兴趣，也与早期心理学史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师恩如山，感谢在我学术道路上给予关心和指导的所有老师。（本报记者 余闯 采访整理）
我愿意追随启功先生
赵仁珪
1978年恢复研究生学制后，我是北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首届研究生。那一年，启功先生66岁，我36岁。
我们当时那届共有9名研究生，都算是启先生的研究生。一开始是几位老师集体带的，到了第二年要做论文，他就带我和另外一位。
我喜欢写点诗词，启先生对写作、诗词也特别感兴趣。我每次写出了新诗词，都拿给启先生看，他非常高兴，比收到作业还高兴。他很乐意给我讲讲诗词，有时候也给我批改一下。从这个角度来说，启先生是有点儿偏爱我，我也学到很多真传。
我们关系走得近可能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启先生没有学历，是自学成才的。他的自撰墓志铭开篇就说：“中学生，副教授……”我大学时学的是外语专业，毕业后教了10年语文。因为当时所在的中学没开设外语课，我就只能教语文了。可以说，我的中文也是自学而成，没有学历。
启先生在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中，最反对的就是机械死板的分段教学。他提倡通学，提倡打下广博的基础知识，提倡对非本专业知识也要有所涉猎，并巧妙地比喻为：“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他特别强调要把文献学、小学的知识有机地融合到文学的教学中，并戏称这样的学问为“猪跑学”。
启先生虽是清朝皇家的后裔，但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平民性。在与人交往上，他从来把自己当作一个平民，没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有一回，一个修下水道的工人在路上遇到启先生，启先生主动跟他握手。工人很慌，说“手是脏的”，启先生笑着说：“不要紧的，只要你不是黑手党，咱们就是朋友！”
启先生的一生坎坷，多灾多难，每每提及都是对伤痛和苦难的重温。不愿意触动它，这是他当初不愿意做口述历史的原因。他唯一的口述史著作《启功口述历史》，是我参与记录整理的。通过他的讲述，他的一些见解，让人觉得很佩服，所以我对启先生就更加尊重了。我愿意追随启先生，我就是很服他。
启先生在临终前曾在一篇文章中专门提及我，并称我为友。他说：“什么是朋友呢，朋友非他，我之半也。”这让我非常感动。我后来给自己也起了个斋号，叫“土水斋”，因为启先生的书斋叫“坚净斋”，“坚”取一半是“土”，“净”取一半是“水”，以此表示我对启先生的景仰之情。
启先生在书法上成就斐然。前来求字的人很多，他在身体好时，对求字的人几乎有求必应。但他为教育、文化等公益机构题字一贯分文不取，对企业所付的润笔也都交学校处理，并把其中很大部分拿出来济困助学。他淡泊名利，更淡泊钱财。学习、研究启先生，除了他的艺术和学术成就，还要深入学习他的人品，这才是真正的纪念启先生。
今年的教师节又快到了，此时我格外地想念他老人家，我做了一首诗与所有教师共勉：夫子循循善诱人，援庵元白有传薪。三千弟子沐甘露，七十春秋苦励耘。坚净风仪垂典则，博综才识率群伦。学行比翼期来者，师范精神代代春。（本报记者 余闯 采访整理）
老师的鼓励成就了我
俞敏洪
我高中在一个由破庙改造成的中学里上学，全班30多名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参加高考。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觉得农村孩子想考也考不上。
我们的班主任陆老师原来是南京翻译局的，毕业于南京大学，也是我们外语老师。他走进我们班，让我们全班学生都参加高考。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到今天我都记得。
他说，我要求全班同学参加高考，我知道你们考不上，但是我还是要求你们参加高考。因为，当你们高考完回到农村去干活的时候，当你们干得很累、拿着锄头仰天叹息的时候，当你们看着天上白云飘过的时候，你们一定会记得，你们曾经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奋斗过一次，尽管这是一次失败的奋斗。
一个老师30多年前对我讲的话，我到今天依然能记得。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考上，让老师知道他的预言是错的。
高中毕业30周年聚会的时候，我专门开车从南京把这位70多岁的老头子接到了家乡同全班同学见面，考上大学的几个人向他表示感谢。一个老师得到的回报也许要30年以后才能出现，当然，这个回报最重要的是看到学生成才，为社会作贡献。
每每想到这，我就想说：“我们每位老师，当看到学生流着鼻涕调皮捣蛋的时候，你要相信有可能他二三十年后会成为中国的栋梁之材。因此，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孩子。我们这个老师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他没有放弃我们这个班，而我们这个班后来还不止一个人考上了大学。”
我认为，农村老师无比重要。农村家长教给孩子的是农民那种朴实勤劳的性格。现在很多孩子都成了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导致农村孩子的成长甚至百分之八九十依赖于老师。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没有上大学，作为农村孩子的我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有如今对社会的贡献。
我对老师都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不管在班内碰到多么落后的孩子，都应该鼓励他。你可以用纪律约束他，可以对他严格要求，但不能侮辱他，把他看得一无是处。我最喜欢的老师就是能够鼓励我、能够推动我往前发展的老师，不管你在什么状态上，他都会鼓励你，这样的老师是了不起的。
我当年填报北京大学犹豫不决时，我的一个老师就问我，你到底想不想进北大，我说当然想。他说，那就行了，想当初你的志愿不就是一个师专吗？现在你都能有机会进北大了，即便北大不要你，说不定能进另外一所好学校。但我还是不敢下笔，那个老师就帮我填了北大。我后来想，他的钢笔字写得极好，我可能占了这个便宜。
一个人的命运，有一部分是固定的，有一部分是可以改变的。你的出生是固定的，你出生在农民家里还是出生在富贵家里，由不得你选择；你的个性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部分意义上也是由你的基因来决定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另一部分命运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勤奋改变的，而在这方面，老师的鼓励就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本报记者 黄蔚 采访整理）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李镇西
“你就是刚转来的？”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75年8月底，我在老家四川仁寿读完高一转学到乐山五通桥中学时，班主任张老师用这句并不算热情的话迎接我。
我一抬头：30多岁，高个，椭圆脸，一双美丽的眼睛微微凹进去，鼻梁便更显挺拔，我想到了电影里的外国女郎。张老师的装束很朴素，白衬衣、浅色裤子、白凉鞋。
我点点头。张老师不再说什么，向我一招手便径自朝教室走去，我胆怯地跟在后边，心想：这个老师好像有些冷淡。
虽说第一印象不太好，但张老师很快便“征服”了我。她富有魅力的教学艺术，让枯燥的物理课妙趣横生；她的性格耿直率真，待人坦荡、热诚，没有半点客套；她由衷地爱自己的学生，但并不是口头的嘘寒问暖或婆婆妈妈地管个没完。
张老师一直非常欣赏并信任我，对我很好。但她并不是对我一个人好，她真诚而平等地爱着每一个学生，也绝不容忍有学生不尊重别人。为了取笑班上一位年龄较大的农村同学，我曾在他桌子上赫然写下一行毛笔字：“祝你安度晚年！”张老师异常愤怒，当着全班指着我的鼻子勃然大怒：“李镇西！你简直被我惯坏了！……”我伏在桌上痛哭不已。
太不给我面子了，太伤我自尊心了！此后几天我都不理张老师。过了好久，我自觉惭愧，面对张老师，鼓起勇气喊了一声：“张老师……”
“怎么？还是要理我啊？”从此张老师不再提起此事。孩子犯错，很多时候是糊里糊涂做了就做了，哪会想那么多？张老师也从不让犯错学生请家长。
后来我大学毕业，成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常常去看张老师。不久前，我开车接上张老师，参加我们班高中毕业40周年聚会。有一个细节，让我很感动。中午吃饭时大家给张老师敬酒，有同学指着我说：“李镇西是张老师最得意的学生。”张老师马上纠正：“不，每个学生都让我得意。”同为教师，我深知这句话所蕴含的意义：唯有视每一个学生都为“得意”的老师，才是真正而纯粹的教育者。
往返4个小时车程，我一边开车一边和张老师聊天。她说：“我从1963年大学毕业开始教书，直到2007年，整整44年，教过两年俄语，后来一直教物理、当班主任，一天都没有离开过讲台。那天女儿问我这一辈子最开心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我说，还是我当老师和学生在一起的时候最开心。学生总是那么单纯可爱，只有和学生在一起，才会真正快乐。”
晚上在微信上，我问她：“张老师，你工作几十年，获得过哪些荣誉称号？”她马上回我：“好像得了不少。”我问：“最高级别是什么？”她回复道：“不好意思，最高级别是乐山市的。真的不好意思，我确实没有刻意去追求过荣誉，我只是想把学生带好，就是喜欢和学生打成一片。”
我没有再回复张老师，因为我不知说什么。最近几年，媒体喜欢用“最美”二字来褒奖教师。而我的张老师既没有获得过“最美教师”的称号，也不是“全国劳模”“特级教师”，她最高的“职务”，就是班主任。但她显然早就用不着靠堆叠的证书来证明自己的“优秀”，她的全部光荣与尊严，已经印刻在她历届学生温馨的记忆里。
我和张老师44年所教过的所有学生都可以证明：无论外貌还是内涵，先后在乐山市五通桥区桥沟中学、乐山市五通桥中学、乐山市草堂中学、乐山市更生学校的张新仪老师，是中国最美丽、最优秀也最幸福的老师！（本报记者 倪秀 采访整理）
从老师那里汲取文学灵感
关仁山
潘炳环老师，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他在写作上的勤勉和文学上的守望，到今天还让我深为感动，同时也激励影响着我的创作。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潘老师读高中时就喜欢写作，开始发表文章。在广州读大学时，也经常向《羊城晚报》投稿。大学即将毕业，一个偶然的时间和地点，他见到了著名作家秦牧。秦牧一席话，开启了他的作家梦。无论在中学当老师期间，还是退休之后，他对文学的依恋和追求，总是念念不忘、与日俱增，义无反顾、一往情深，表现出极为深厚和炽热的文学情怀。
上中学时，潘老师经常和我谈起他的这些经历，让我分享他的这些快乐。潘老师对文学的这种热爱与执着，深深影响了当年喜欢写作的年轻的我。
潘老师喜欢写散文。有人说，诗是青年人的文体，小说是中年人的文体，散文是老年人的文体。此话有一定道理，但不是绝对的。老年人没有青年人那样的激情，也没有中年人那样的年富力强和旺盛的精力。写诗和小说，确实不那么适宜老年人。
但写散文，那是再适合老年人不过的了。老年人的文笔，大都准确、干净、质朴、自然、不卖弄、少做作。他们写的东西，有节制，不散漫铺张，较含蓄，耐人寻味。他们用现实主义的精神去写散文，对现实生活的忠实描写，表达作者纯朴的心愿。这样的散文，就能使人信服和爱好，作品的真实和真诚很能感动人。
潘老师善于学习消化大师们的作品，他的散文，语言质朴雅致，清新简洁，抒情细腻。文章极富知识含量和文化品位，有一定的阅读和欣赏价值。
潘老师至今仍然常和我这个学生交流写作体会，分享写作的快乐是我们交往的重要内容之一。
每次我读潘老师的作品，感觉是一种精神享受。这些文章，是他心路历程的忠实记录，也是他人生轨迹的真实写照。其中，有他成长求学的经历，有他亲情友情的回忆，有他教学实践的经验，也有他读书研究的体会和酸甜苦辣的人生感悟，为我们构筑了一幅多姿多彩的生活图景。让我们高兴地看到，他记忆中最隐秘、最珍贵的血脉搏动了，生命的根系激活了，那些最启人心智的文字再次涌现了出来。
揭示生存，眷念生命，流连光景，清心见性，是潘老师散文的一大亮点，也是值得我在文学创作中学习的重要方面。
教师节即将来临，作为学生，我衷心祝愿恩师潘炳环先生身体健康、精神愉悦，为我们写出更多文章，和我们分享更多快乐。（本报记者 周洪松 采访整理）
《中国教育报》2016年9月10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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