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文
一、啼笑皆非的翻译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的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功夫在英语中是Chinese kung fu，而不是Chinese gong fu。为什么童年偶像周杰伦的英文名字叫Jay chou，而不是Jay zhou。
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问一问大家一道“常识题”，常凯申是何许人也？
2008年，清华大学历史系的一位教师，在其学术著作中将chiang kai shek这个名字译为常凯申，因此闹了一个大笑话。因为这位常凯申其实是大名鼎鼎的蒋介石。
这样的翻译并非个例，从上面我们提到“中国功夫”和“周杰伦”就可以得知。而这些熟悉又陌生的翻译，都是由“威氏拼音”而产生的。
威氏拼音是由英国外交官威颓玛在1867年创造的。他参考50多年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对中国名词的音译方案，用拉丁字母给北京话设计了一套注音方法。威氏拼音更接近英语的拼读习惯，所以才会出现我们现代人对于英文中的一些中国词汇，尤其是名字的错位理解，把这些英文再次译回中文时，简直是面目全非的笑料。
二、鲁迅的论断
我们从小学习的汉语拼音，来自新中国1958年颁发的《汉语拼音方案》。不过，这套我们现代中国人最熟悉的拼音方案直到1982年才获得国际认可，因此很多的英语翻译仍然习惯于旧时的翻译方法。
我们都知道，汉字是象形文字。那么，在1867年以前，中国人是如何学习拼读这些文字的呢？在古代，“小学”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教育阶段，而是一门学科。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学习汉字的字形、字音、字意。这门课通过，现在我们小的时候类似学习英语下面标汉字的方法，来进行字音认读。如囧字的读音就是“具永”。其学习难度可想而知。
对此，鲁迅先生就曾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论断。他说：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先进的文化隔离。我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的汉字。这里，鲁迅提到的新文字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推行的拉丁化汉字。
今天，汉字是否要拉丁化的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尤其是计算的发展，使汉字的输入速度已经赶上甚至超越了英语的输入速度。于是有人乐观地说道，21世纪将是“汉字的世纪”，全世界的人都将使用汉字。他们认为汉字承载的信息量多，是信息化时代最好的传播媒介。
不过，我还是好奇，作为新文化领军人物的鲁迅为何会如此决绝的提出“汉字不灭，中华必亡”。或者说，鲁迅对于汉字认识的偏差为何如此之大？从汉字到国运，这其中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曲折？
三、汉字的由来
鲁迅说：字是仓颉造的，这是一般学者的主张，他们自然有他们的出典。不过，我还见过这样一副仓颉的画像，是生着四个眼睛的老头陀。可见要想造字，相貌必须出奇。然而做《易经》的人却比较聪明，他说：上古绳节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他不说仓颉，而是说后世圣人，也许他无意中就不相信古代会有一个独自造出许多文字的人，所以就只是这么含含糊糊的来一句。
鲁迅之所以会这么说，就在在驳斥圣人造字的英雄史观。文字既不是四个眼睛仓颉造出来的，也不是什么后世圣人造出来的，它应该是人们在生存和社交中长期实践得出来的。
鲁迅对于汉字起源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就如同语言产生于人们的生产实践中一样，文字也是在生产劳动中出于合作的需求逐渐产生。鲁迅对文字起源的看法是对整个统治阶层的挑战。文字是文明的标志，跟语言比，它的出现要晚得多，学习也不易得多。每个人都能说话，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识字、写字。识字和写字必须经过长期的学习和训练，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文明发展之中，识字、写字只是一部分人的专利。
鲁迅对此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被特权阶级所收揽。社会改变下去，学习文字的人群也扩大起来，但大抵限于特权者。至于平民，那是不识字的，并非缺少学费，只是限于资格，他不配。
四、汉字的难，是人为造成的
鲁迅认为造成农民愚昧的原因是统治者剥夺了人民受教育的权利，而具体的方法是“难文字，难文章的封锁”。前者需要社会改革来解决，后者则需要语文改革来解决。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革命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对语文改革的觉悟，但是只解决了文章难（白话文运动）的问题，却没有悟出中国此时的文字等于没有文字。
在鲁迅看来，语文的改革在于文字的改革。当时，中国的文盲就有百分之八十，至于会写文章的人就更少了。一个国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丧失了用文章表达自己意见的能力，也丧失了接受外来文化的资格和权利，进而使整个中国变成一个无声的中国。因此他说：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
私塾出生的鲁迅，对于学汉字之难深有体会，他由己推人的说：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份、经济上的限制外，却要加上另外一个高门槛——难。单是这条门槛，只要费它十来年功夫，就不容易跨过。跨过了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尽全力使文字更加艰难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文字难，文章难，这还都是原来的。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难，却还想他和大众有缘，怎么办得到？
对此，不光是鲁迅同意。瑞典语文学家高本汉把中国语文还欧洲语文进行比较后，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中国的文字好像是一个美丽又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像是一个有用而不美丽贱婢。瞿秋白在文章《中国人和中国文》中也引用上述的表达。他认为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原因就在于汉字仍然脱离群众，而被士大夫阶级独占。
五、主张汉字拉丁化，并不是主张中国文化全面西化
1934年，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写了多篇有关“大众语”与“拉丁化”的文章。其中在《答曹聚仁先生信》的编者注释中，解释了鲁迅为何会多次涉及到这个话题的缘由。
1934年5月，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禁学文言与强令读经》的文章，其主张是小学五六年级应该参教文言，中学读《孟子》。当时有很多人进行反驳。于是在文化界展开了关于文言与白话的争论。
7月25日，当时《社会月报》的编者曹聚仁发出一封关于征求大众语的一封信，在信中他提出了5个问题：
一、大众语文运动，当然继承着白话文运动而来。究竟现在，有没有划分新阶段，提倡大众语的必要？
二、白话文运动为什么会停滞下来？为什么新文人（五四运动以后的文人）隐隐都有复古的倾向？
三、白话文成为特殊阶级（知识分子）的独占工具，和一般民众并不发生关联；究竟如何能使白话文成为大众的工具。
四、大众语文的建设，还是先定了标准的一元国语，逐渐推广，使方言逐渐消失？还是就各大区的方言，建设多元的大众语文，逐渐集中以造成一元的国语？
五、大众语文的作品，用什么方式去写成？民众所惯用的方式，我们如何弃舍？
正是给曹聚仁的回信中，鲁迅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即汉字与大众是势不两立的，汉字必须罗马拼音化。鲁迅还表示，不仅要汉字拉丁化，就连方言也要拉丁化。但是这并不表示鲁迅主张要汉字、或者说中国文化的全盘西化，相反的是要中国文化全盘方言化。说白了就是对曹聚仁所说的第三条进行回应，不能让白话文成为特殊阶级的独占工具，让汉字能够被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看懂。
鲁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主张？我们从曹聚仁的提问中就可以窥得一二。曹聚仁的提问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现象——白话文与大众语之间的断裂。毫无疑问，白话文给新文学打开了一条道路。但是随着白话文发展，在它实现疏通表达的极限之后会不会落到与文言文一样的历史地位，成为下一个特殊阶级垄断知识和文化的媒介？
鲁迅想要汉字拉丁语话为了就是民众与文字不再有隔阂。因为拉丁文是表音字，可以做到会说的人就可以会读，甚至会写。但我们却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汉字拉丁化就是把中国文化全盘西化，虽然这两者在结果上相似，但是其动机和思考过程却完全不同。
六、殊途同归，并不能说明汉字的优势
1936年6月，鲁迅先生缠绵于病榻，这也是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段日子。当时他在接受采访时仍然痛心疾首地呐喊“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可是，今天汉字仍然应用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并且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迹象。我们是否要要全面批驳鲁迅的观点呢？
现在媒体上经常会出现很多的“鲁迅说”，好像只要是鲁迅说的便是对的。于是乎又出现很多人玩梗，把鲁迅没有说过的话安到他的头上。前者是迷信权威，后者是对权威的解构。因为我们都清楚，在当今的语境之下，说鲁迅说的话是错的，就是一种政治不正确。就好像现在提出汉字不好，就会触动某些人的神经，他们会大骂你不爱国，是汉奸。
我觉得，承认汉字在某方面不如英语（拉丁语）恰恰是一种自信的表现。我们的小学教育要花费6年的时间，这比拼音文字国家平均多出2年，多出的部分主要是解决识字、写字的问题，这是事实。
不过，我们现在的中国没有出现鲁迅的担心的那样，文字成为一小部分特殊阶级专利。与其说鲁迅的论断错了，不如说是中国共产党做对了，只是两者对于同一个问题采取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60多年的扫除文盲活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1949年，全国有5.4亿人口，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20%，有80%的人口时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实在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乡都找不到一个识文断字的人。
但是到了1990年、200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国成人文盲（15岁以上）数量从18200万减少到8500万，成人文盲率从22.23%降低到8.72%；青壮年（15-50岁）文盲人数从6171万降到2044万，青壮年文盲率从10.34%降到5%以下，实现了我国政府提出的到2000年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中国许多地区或单位荣获了“娜杰达·克·克鲁普斯卡娅奖”、“野间扫盲奖”、“世宗国王奖”等国际扫盲奖励和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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