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道贵德·修己安人
怎么样才能够止于至善呢？我们提出三点，请大家指教。
第一点，凡事求合理。中国不是凡事求合法的国家，西方人是一切依法办理，我们为什么不照西方的样子？很简单，因为法是死的，它动不了，它没有办法配合环境的变化。你说可以修法，当然可以，但修法要经过很漫长的时间，永远赶不上现实的变化。理是随时在动，理在哪里？理在你的心中。法在哪里？法在文字上，所以中国人不是不守法，我们没有不守法的人，我们只做一件事情：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衡情论理，合理解决。就这一句话，没有一个人例外，我们一向都是这么做的，只是我们说不出来而已。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不管你在多高多低的职位，你做什么事情，你敢不敢把法令调出来依法办理？那后遗症太严重了，而且办不通。所以你要把法律法规摆在这里，就要开始想，情理何在，衡情论理，找到此时、此地、此人、此事。这个弹性有多大！所以外国人老批评我们执法不严，个别差异这么大。本来执法就不可能严，怎么可能严？大家去看看，凡是执法非常严的人，后果怎么样？就是众叛亲离，没有人服气的。
《易经》告诉我们，当皇帝亲自带兵出战的时候，表现最好的几乎都是小人。你是不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是君子一般都很有原则，执法必严，不管你是皇帝带出来的，还是大将带出来，还是别的什么人带出来的，他不管，该打就打，该做就做。小人是就不一样了，小人一看皇帝亲自带兵了，就想了：我晚上不能睡觉啊，我要全力以赴，我要表现比谁都好啊……那不是小人是什么？皇帝如果赏罚分明，最后就被小人所包围了，因为每次都是小人表现得最好，一回朝，小人升官，最后就像《水浒传》所描述的，皇帝心里头很清楚，坏蛋就他们几个，但就是拿他们没有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委屈宋江这些忠义之士。
赏罚分明在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其实这种想法比较浅了一点。《易经》给我们的解决方法真是太好了：你是皇帝，打仗回来你要论功行赏，没有问题，但是你心里要知道，他是君子，你升他的官；他是小人，你就只给他钱，多给些也没问题，但千万不能升他的官。这样各方面的问题就都解决了，这个就叫做因人、因地、因事而不同，这才是正道。西方讲的所谓赏罚分明，其实到最后是什么样，我相信大家也很清楚，要不然怎么会搞成现在这个状况呢？
第二个，要随时调整。求合理，还不够，必须加上一句话，叫做随时调整。为什么要随时调整呢？因为凡事都是随时在变动的。法是死的，理是活的，依法办理的人，就是不负责任的人，就是不动脑筋的人，就是办公的人，只求自己不犯错，不管别人死活，可是我们不要这样的人。我们要衡情论理，能够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状况，给他最合适的处治。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出于私心，但那是他的事，我们只求问心无愧。如果一切都按照法律去办，会损失多少人才，会折杀多少忠臣，会招来多少的怨恨？这个才值得大家好好去想一想，不是嘴巴讲讲那么容易，依法办理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绝无此事！
既然依法办理解决不了问题，我们是不是每一样事情都要个案处理？那也不对，那就太过分了。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三句话是自古以来都在用的：权不离经，权不损人，权不多用。
第一句，权不离经。
就是不管怎么变，都不能离开基本原则。赏罚分明是一个经，一定要赏罚分明，但是怎么赏，那是不一样的。对于君子，要赏他比较长远的，比如升官，让他可以继续为你分忧；而对于小人，要赏他短暂的，可以给钱但不升他的官，就一次投放，这样有所差别，有所分辨就对了。这样做一点也不违法，但是要完全按照法规，那也不可能，因为死守规矩的人就是不知应变的。
经，我们今天都很熟悉，就是经常的意思，代表的是常则，是不可变的，在人来说，那就是人做事的基本原则。一个人如果变到连基本原则都没有，那他就乱了套了；如果只有一个原则，“我就是这样”，那要么是脑筋不够用，要么就是不用脑筋。万变不离其宗，就表示有宗，但是还是要变的。
第二句，权不损人。
你看我不损人，虽然你有功劳，但是我也知道你是小人，这个我知道，可是我还是给你重赏，赏什么？赏金钱，因为你会这样做，不过是贪金钱而已，我们没有损害你，可是我更没有损害那些忠良的人，因为我给忠良的是比较长久的东西，给小人的是短暂的东西。君子心里也应该有数，不能看到别人获利多，好处多，心里就动摇，那就变小人了。那我也可以给你钱，把你的官贬回来，你自己选择。
第三句，权不多用。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一直存有这样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鼓励你要变，然后马上另一方面告诉你不能乱变，不能常常变，常常变就没有规矩。为什么会这样呢？刚推你出去，马上又把你拉回来，把你拉回来的时候，又马上把你推出去；当他说支持你的时候，他是随时会撒手不管的，这才叫一阴一阳之谓道。我支持你，你好好干，下面那一句话就是，只要你不好好干，我手就缩回来了。我越支持你，你攀得越高，我一缩回来，你就摔得越重，所以爬的越高的人，摔的越惨。听起来好像这个很绝情，但本来就应该这样，我为什么要无条件支持你？我支持你就是要你凭良心，好好干，你不要拖累我——我觉得这都很正常——我支持你，你把我搞垮了，那我算什么？我支持你，结果你危害社会，那我支持你干什么呢？所以有些人觉得中国人很奸诈，讲话不算数，又是两面人什么的，那都是小人的心态，那不是君子的度量。
第三个，要使民以时。我们凡事求合理，就必须要随时调整，随时调整就一定要坚守原则，这些就是要动态的，缺一不可。现在一般人只讲到一边，只讲要依法办理，那就完了。只讲要因人制宜，那也完了，依法办理和因人制宜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要使民以时。那个“时”非常重要，老百姓在忙的时候，你少去干扰他，老百姓比较正常了，你就慢慢去要求他，那个“时”是一切的根本。
其实《易经》里面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这个“时”，孔子读《易经》，他的心得只有四个字，叫做“时也，命也”。那个时一到，一切都自然而然了。你看春天一到，草木皆发，它要努力干什么？可是时间没有到，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的。为什么我们说时来运就转呢？因为运本来就会转的。什么时候转？时来了就转了，时不来转什么？时不来就用守，时来就要转。但是很多人只会把时看成西方的timing，时哪有那么简单，只是个timing而已？没有那么简单。
时包括的内容很丰富。我们随便拿一个人来讲，有时间没有时间，到底用什么来判定？不知道。我是当过兵的人，时间这一点，我最清楚了。总司令部说九点集合，因为他体谅大家，九点集合就够了，那么早来干什么？然后师部马上说，八点要集合完毕。他保护他自己，他管你死活？再下面一级，要七点集合，最后你的执行官宣布：明天早晨六点起床，六点半集合完毕。等到了九点钟，大家都精疲力竭，累个半死。这是事实，谁错？我不知道谁错，但是每一层都不了解下面在干什么。其实长官经常是被部属害死的，这就我们平常所讲的，拿着鸡毛当令箭。自古以来，我们都知道，大官好相处，反而小官是很难缠的，就是每一个人只知道保护自己，不在乎别人，就这么一个原因而已。但是那为什么中国人老这样呢？很简单，因为这都是痛苦当中得来的经验。真的一切照规定，每一行，每一阶层都倒霉。
当然，大家可以说，当兵归当兵，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归老百姓。是有点不同，因为各有不同的分，但是老百姓其实也一样。你跟老百姓讲道理，他不听的，我们常常讲，要把政策告诉老百姓，要告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要跟他讲道理。那是读书人的见解，实际上是完全没有用的，谁管你？没人理睬你。这里面有很多方法，只要这些方法不管用的话，你是徒劳无功的。使民以时，这个时的内涵是非常丰富，我们会找时间好好分析一下，在这里我们只提醒大家，每一个人都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
我们现在流行一句话，说年轻不可留白，传来传去，所以很多年轻人整天忙这个忙那个，一点空白都不要的，就是受这句话的害。年轻怎么可以不留白呢？年轻人不能空白，一定要留白。你总要留下10几分钟时间换换衣服吧？你总要留下30分钟自己反省反省一天的事情吧？你是不是太爱别人了，以至于不爱自己呢？那又何必呢？年轻一定要留白，你才有调整、反省、改善的一点点时间。整天忙着为老百姓服务的人，也应该留下一点时间，跟家人相处，为家人也尽一点责任，这才是中华文化里面很难翻译成西方语言的两个字，叫做兼顾。
兼顾是了不起的，西方人是不懂什么叫兼顾的，所以西方人告诉你，做事情要专心，要专心一意地做事，其实我也不以为然。中国人从小就是一心多用的，他为什么要专心呢？在西方，你去邮政局寄信，只要前面那个人没完没了在那儿罗嗦，你在后面只有干等，你一点办法都没有，这算什么效率？在中国，你跟我罗嗦，我会叫下面那个人：“你先来，我替你办。”我边办边听你的，不可以吗？为什么要等你办完呢？你跟我讲半个小时，我怎么办？那后边的人就活该倒霉吗？我随时可以举很多例子。专心一意，完全是在自欺欺人。
弹性应用，一心多用，我们从小就这样——我讲话很不客气——只不过一进了学校，就被老师给搞呆了。要这样的教育干什么？你看我们小孩子在写作业，只要外面有人卖煎饼，他听到了，他就会要家长给他买一份，他随时可以，作业可以回头再做。妈妈说他不对，他说：“妈，不是我，是弟弟。”不是他？他哪个没有听到？他干那么专心干什么？中国人从小就懂得一心多用，随时间。一个灵活的人，耳听八方，眼观四面，因为眼睛是比较有限的，眼睛不如耳朵。我常跟小孩子说：“你看过钞票没有。”他说：“当然看过。”我说：“钞票有几面呢？”他说有两面。钞票只有两面？钞票有三面，怎么会两面呢？两面的钞票还能用吗？那个厚度不算吗？那不算还叫什么钞票？就是一般人太专心了，所以搞得外面的事情照顾不过来。
讲来讲去，不管怎么说，亲民是《大学》的核心，要为人民服务，一定要把亲民牢牢地放在自己的心上，所以我们下一次就要来谈，亲民才是核心。
知行合一·儒道易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