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蒙:在遥远的十七世纪,有一群愚昧且虔诚的人,他们生存在北美的萨勒姆小镇上,随后一场关于背信弃义的猎巫事件从此改变了那个时代的文明。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在1953年(麦卡锡主义时期----美国黑暗政史)写就的一部出色的关于批判时代、回归至善的四幕剧《萨勒姆的女巫》也同取材于十七世纪的逐巫案。

如此般被人铭记于心的历史,往往影射着现实的不安与凄楚,在米勒创作的43年后,导演尼古拉斯·希特纳改编了米勒的著作而后将其拍摄成电影《妒焰飞灰》(又名《激情年代》),二者同样的文学行为在黑暗的现实池子中泛起涟漪,由此带领着受创的一代平凡人于不流血的疗伤中,解读迷茫且愚昧的信仰是如何利用悖论玩弄上帝,看沉默的苦难又是如何摧毁人的洁白,于是电影、文学的力量成为解构苦难的第一理性叙述者,使得我们再度看见他日文明成为可能。

深度解析猩红时代(批判猩红时代的凡人悲剧)(1)

《妒焰飞灰》:批判猩红时代的凡人悲剧,解读信仰的虔诚与悖论

【第69届奥斯卡金像奖】

导演:尼古拉斯·希特纳

豆瓣: 8.2 (2917人评价)

地区:美国

类型: 剧情 / 历史

片长:124

电影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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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古怪而可憎的一页----女巫·上帝」

出于对人类征服力量的反抗,导演尼古拉斯·希特纳带领我们从卑污不堪的1996回到没有科技、艺术尚启、知识狭隘的1692年。在北美的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偏远小镇,生活着一群平凡的人,在充满教会与牧师身影的十七世纪,无疑是自由主义最浪漫的出生地,人仅靠着知觉与感性系统而生存,如此便是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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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焰飞灰》:批判猩红时代的凡人悲剧,解读信仰的虔诚与悖论

敬畏上帝的言辞被《圣经》包装成人人洁白的象征,而就是这样与世隔绝般的浪漫存在,令众人所追寻的上帝,成为悲剧的化身。1692年著名的“猎巫案”再次以历史的方式证明了,与上帝并存的并非是洁白的信仰,而是不堪忍受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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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阿比盖尔作为小镇赫赫有名的牧师的侄女,有着天然的说服力与声誉。电影叙事的背景来自于一群少女冲破了基督教的禁忌,在森林里施展巫术而后跳舞求爱,被牧师兜了局的阿比盖尔,借着女巫与魔鬼的联结,随后撒谎称因巫术的力量而使自己不自觉成为跳舞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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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通过电影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晓,自从阿比盖尔砸下母鸡饮血求爱的那一刻,“猎巫”事件就变的不再单纯。为了免受绞刑阿比盖尔凭着特权将一群触犯禁忌的少女掌控在手,借着一出“巫女”与“上帝”的信仰悖论再度毁灭人性的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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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焰飞灰》:批判猩红时代的凡人悲剧,解读信仰的虔诚与悖论

真实历史记载,这一场愚昧的“猎巫案”持续十五个月,波及二十四各地区,一百五十六人被起诉犯有行巫罪,二十八人遭定罪,共处死二十人。如此入目不堪的数字,攘括了无数生命的启迪,当禁忌少女们看见受人尊敬的霍尔先生“召唤”上帝后身边沉睡的贝蒂突然苏醒时,恐惧死亡的阿比盖尔突然疯狂呐喊“上帝的救赎”,指控他者的作恶多端,于此间为了生存的禁忌少女们开始了一场愚昧的欺人指控之路。这一现象用汉斯·昆在《论基督徒》中的描述则是:人们越是从苦难中体悟到快乐,就自认为越接近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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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将其展示为一出因生物学的假象而填补众人内心空洞的信仰的闹剧,作为观看者的我们嘲弄着十七世纪古怪的人们,但同时作为1966年的电影制作又何尝不是一出尼古拉斯·希特纳批判现世愚昧的手段。悲剧的初始人人并非意料到结局的多舛,因而于自救间无意识的衍生了苦难的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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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焰飞灰》:批判猩红时代的凡人悲剧,解读信仰的虔诚与悖论

02「奇怪而神秘的信仰----愚昧·虔诚」

充满魔鬼、女巫等话术的萨勒姆小镇,无时无刻不飘荡着撒旦的身影,死亡的气息。电影中所出现的女性形象,我们辨析出以阿比盖尔和伊丽莎白代表着两类极端的信仰,前者是无尽的愚昧,后者则是反复的虔诚,二者都没有逃离信仰埋设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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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焰飞灰》:批判猩红时代的凡人悲剧,解读信仰的虔诚与悖论

如果说阿比盖尔最初的饮血求爱,是为了追求自我真正的爱与自由的话,那么对于体弱多病的伊丽莎白而言她的信仰则是希望自己与家人安稳的过一生。偏执的安稳与疯狂的自由二者在宗教、信仰为主十七世纪,都是非理性时代下的畸形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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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焰飞灰》:批判猩红时代的凡人悲剧,解读信仰的虔诚与悖论

借此观点,我们回到影片最初,一群少女在疏密有致的森林中,为爱愉悦的跳舞欢念着咒语与心爱的人名,迷人的少女躯体在朦胧的清晨摇曳生姿,阿比盖尔念着约翰的名字,猎物般的眼神,喝下那一抹猩红的血,咒着约翰的妻子受苦受难。众人聚集在上帝之眼的下方,还未等到圣光,反倒被牧师的闯入惊恐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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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盖尔忠诚追求爱与自由,但始终特未能免俗,她被惊愕的现实酷刑鞭策成了一头瞎了眼的猴子,只剩摇摆不定的尾巴。因此我们说即使凭借着猩红的血色,我们已经看到了人物内心的炙热,但我们依旧只能做个盲人,如贝蒂般像个孩子一样装聋作哑的逃过大人世界的愚昧。奇怪的时代总是许多说不尽的命运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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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焰飞灰》:批判猩红时代的凡人悲剧,解读信仰的虔诚与悖论

我们不再赘述关于剧情的内容,而是更多的开始瞩目小镇背后神秘的力量。当一群自称最高法庭的男人们,操办着这一出“猎巫”闹剧,显然电影的舞美具有米勒舞台剧本的姿味,复刻十七世纪的法庭场景以及法官形象,窄小的房屋使得舞台幕布功能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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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焰飞灰》:批判猩红时代的凡人悲剧,解读信仰的虔诚与悖论

剧本中唯一一处大片的农作物与蓝天相接的地方则是在约翰一家的后院,那是时代冲破小镇、冲破这一闹剧的象征,但最高法庭永远都只在昏暗、窄小的屋内行使着他们最“伟大”的权利与神圣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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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焰飞灰》:批判猩红时代的凡人悲剧,解读信仰的虔诚与悖论

这是一群男人们和一个男人对峙的悲剧,他们误判的约翰,成了真正的上帝之子,而真相的背后,往往是因那一群男人们拚弃罪恶的根源,说服自己“这是最好的时代”。污秽的信仰被圈禁在狭隘的人心里,对此感到绝望而抽搐的唯一证人玛丽也再度被一股神秘的“女巫”力量,最终裂变成病态的耶稣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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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焰飞灰》:批判猩红时代的凡人悲剧,解读信仰的虔诚与悖论

在“猎物案”风波的背后,由于小镇的人们长期以来受宗教的迫害,使得追求自由成为不可能,清教徒的禁欲、基督教的巫术禁忌、传统共性的愚昧成为个体价值成为泡沫。而这一切的背后始终都脱离不开人与人之间本有的伦理情节,但因为时代的误判使得理性、虔诚、信仰成为导演神往的人性光辉。

03「凡人悲剧的裸露性----影像·现实」

电影《炉焰飞灰》又名《萨勒姆的女巫》,在文学史上《萨勒姆的女巫》是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优秀作品,创作期间她对题材进行历史的拷究与人物改编时无时无刻都在影射着关于对麦卡锡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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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焰飞灰》:批判猩红时代的凡人悲剧,解读信仰的虔诚与悖论

而后作为一部舞台剧再度被改编成电影,我们不可忽略掉当电影作为一个说话/控诉的主动者时,重要的在于它所主动讲述的年代,并非历史所讲述的年代。尼古拉斯·希特纳与米勒二者的艺术联结,为我们解读电影题材“猎巫案”给出了普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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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焰飞灰》:批判猩红时代的凡人悲剧,解读信仰的虔诚与悖论

回望电影全貌,重述十七世纪的时刻即将来临,一场关于女巫与上帝、信仰与苦难的全景不期而然的让我们从愚昧的凡人中,再度看见耶稣的爱与死亡的启迪。影像的魅力不仅可以建构遥远的世纪图景,还可以勾勒相仿人物的各样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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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焰飞灰》:批判猩红时代的凡人悲剧,解读信仰的虔诚与悖论

当我们看到20世纪下半叶充满指控/猎共风波的、一片狼藉无望的麦卡锡时代。电影界、文学界、资产阶级、底层人士他们的挣扎使得他们拥有集体的创伤记忆,成为苦难的综合体,而期间所裸露的悲剧正如萨勒姆小镇的“猎巫”悲剧一样,人与人之间为了明哲保身而聚斥着无数恐怖、荒唐的指证与无情、冷漠的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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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焰飞灰》:批判猩红时代的凡人悲剧,解读信仰的虔诚与悖论

于是在无数的愚昧回响中,属于人类文明建构的道德体系与善恶是非再度解体/崩塌,《萨勒姆的女巫》作为借古讽今的一部出色剧作,在尼古拉斯·希特纳的镜头组合下使得病态的、非暴力的、猩红的现实虐杀揭起了20世界后半叶“米勒”一代难以抹掉的伤疤。尼古拉斯·希特纳与米勒一样深刻的意识到现世的悲悯,于是重建历史,裸露地表的苦难,揭起曾经的伤疤,只为洞悉那一抹洁白的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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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尼古拉斯·希特纳访谈录

重塑历史这一行为使得影像充满张力,犹如“苦难先知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总在复述苦难、剖析人性、从而窥视期间的生命启迪。这一切的文学活动用鲁迅先生的话而言便是:把虚构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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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焰飞灰》:批判猩红时代的凡人悲剧,解读信仰的虔诚与悖论

阿比盖尔深爱着的男主约翰因这一切骇人的行为被恶意指控罪名,而始终拒绝认罪的行为、被吊死的结局撼动着成千上万的影迷。影片末尾被约翰亲手撕碎的认罪书,象征着一场回归“姓名”,召回“上帝”的真实救赎。我们到此随着约翰的心境,以第三堵墙的戏剧模式,一起经历了约翰的一生:作为旁观者的注视--拯救者的怒吼--苦难者的沉沦后,我们才能够凭借着最原始的知觉与感性系统感受到生命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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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焰飞灰》:批判猩红时代的凡人悲剧,解读信仰的虔诚与悖论

男主约翰那般如炼狱的信仰再一次验证了先前我们所述的:与上帝并存的并非是洁白的信仰,而是不堪忍受的苦难。我们也很难忘记冯川在《忧郁的先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中对信仰的描述:信仰不是那种廉价的,可以俯首拾来的恩赐,相反,它总是伴随着怀疑、反抗和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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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焰飞灰》:批判猩红时代的凡人悲剧,解读信仰的虔诚与悖论

西蒙·结尾:萨勒姆小镇在信仰危机的笼罩下,滋生出了无穷的黑暗与忧郁,但正因为人人对上帝的依恋,而偏离了真正神往的普世价值。信仰悖论是一种轮回式的终结,与之相对的现实生活,由于种种的存在性和敌对性,使得它不接受基督式苍白无力的爱,但是尼古拉斯·希特纳与米勒告诉我们,现实生活反而会接受命运多舛的死亡启迪。在人类不断净化的历史中,死亡不再是生命的终结,而作为悖论体而言,死亡有时候也是一种生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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