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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东西问)中华文明将为世界提供何种智慧？
中新社北京9月21日电 题：中华文明将为世界提供何种智慧？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姚中秋
作者 崔白露 徐雪莹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下，新风险与新挑战层出不穷，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交织激荡，人类前途命运面临考验。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人类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新冠疫情出人意料的反转和迅速蔓延，加速了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之演进速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姚中秋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如是说。他认为，中国儒家思想和传统价值理念将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和推动人类进步提供智慧。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当代发展
中新社记者：作为“新儒家”代表人物，您认为中国传统价值观在当代有哪些发展？
姚中秋：一百多年来，中国发生深刻而全面的变革，诸多传统价值不仅没有消亡，反而焕发新的生机。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对“平等”价值的发扬。
在人类文明中，中华文明最早且较充分地以平等为基本价值。从宗教根源来看，中国人敬天，在天之中人人平等；从政治根源来看，秦朝扫平一切中间性权力，所有人成为“编户齐民”，皇帝直接统治每个国民，国民在政治上相互平等，也都拥有小块土地耕种。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传统。
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目标是实现最大限度的平等：在国际上推翻帝国主义，实现中国与他国的平等地位；在国内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是中国传统平等价值的升级版。
直至今天，包括英美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缺乏这种政治观念，他们或有世袭贵族，或有财产贵族。他们更偏爱自由这个价值。略加观察即可发现，既得利益群体钟爱自由，结果是极少数人富可敌国，进而把财富转化为权力，固化社会阶层。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即重归平等价值，阻止经济、政治等级制的定型。
中新社记者：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发展，传统儒家思想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姚中秋：清末民初，欧美列强将中国拖入支配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对中国来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全新的，传统儒者不可能想到现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体系化水平之高和穿透力之大，因此儒家无法提供解决方案。
西方各种思想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应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有效办法。马克思生活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洞悉了其运作秘密；列宁生活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看清了其致命弱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诊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内在病理的方法，也提供了根除病灶的药方。
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结合，在于解决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世界性问题。中国人以西方现代思想之精华，丰富发展自身的思想体系，构造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道路，并实现了工业化。
许多人以为自己生活在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中，其实，这个世界的根本问题仍是资本主义之病和帝国主义之恶。这给思想学术界出了新课题：工业化社会如何控制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如何抵制并最终消灭帝国主义？这是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最为重大的思想课题。要答好这张问卷，必须立足于中国实践，综合运用中国思想资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通过再度融合，实现思想上的创造发展。
新冠疫情凸显“中国价值”
中新社记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相较一些国家严峻的疫情形势，中国在疫情防控上取得显著成效。中西方在抗疫上采取的不同做法体现了哪些价值观差异？在应对全球性危机时，中国的价值理念能为世界提供哪些新的可能？
姚中秋：面对同样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同国家采取的对策大相径庭，这是由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技术水平、政治价值观和社会民情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
在疫情防控上，许多国家的做法效果不佳。欠发达国家可以用经济原因解释，但发达国家不缺钱也不缺技术，恐怕只能用价值观来解释。比如英国最初公然倡导“群体免疫”，便体现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底层逻辑，即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每个人自生自灭。
自古以来，中国人心中最高的价值是仁，政治的最高价值是推行仁政。“仁”是“仁者爱人”，人命关天。“仁政”在大禹那里是“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在汉文帝那里是养治万民，自古至今，中国历代政府都把厚生养民当成自己的首要责任，重视人的生命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使其生生不已。当前中国采取坚决措施抗击疫情，也基于同样的价值观，这是中国一以贯之的政治之道。
这种价值观就决定了，中国人认为，政府应具有道德责任感并积极有为，根本的政治问题不是洛克所说的保障私人财产权，不是美国联邦党人提出的限制政府权力，而是通过各种制度设计，建立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政府。
全球抗击疫情的结果已表明，“仁”的理念最具人道主义精神，普适于人类。当然，仁是最抽象层面的，它可被具体分解。例如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相处的原则，应当是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简单地说，就是要互爱互敬。
中新社记者：您曾提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宣告终结”，对此该如何理解？
姚中秋：首先，自由主义绝不是西方自古就有的价值和思想，而是一个现代现象。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于19世纪上半期，彼时英国初步完成工业化，拥有巨大的比较经济优势，于是主张自由贸易、企业自由竞争，经济自由主义由此形成；与此同时，通过工业化特别是帝国主义政策，英国从外部攫取更多利益，有条件满足更多民众的利益诉求即“权利”，政治自由主义由此形成。可以看出，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有内在联系。
19世纪中期至1990年，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始终只是世界多元思想舞台中的角色之一，亦面临激烈竞争：最初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所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随后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广阔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各文明古老的宗教、本土思想仍支配广大民众。许多人以为现代思想史就是自由主义思想史，这是极为偏颇的，是西方学界编造的神话。西方国家的思想史只代表少数国家，而广大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思想才是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有待去发现和认真对待。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真正确立霸权地位，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冷战胜利者，将冷战结束说成自由主义的胜利，塑造了自由主义万能的神话，并在世界大力推广。但神话都会反噬，始于欺人，终于自欺。
冷战结束后，许多走自由主义道路的国家并未实现国家发展。相反，中国这个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上不接受自由主义的国家反而快速稳定发展。面对这些“反常”，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无法自圆其说，其文化霸权也就无法维系。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中新社记者：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始终抱有偏见、误解，甚至将中国的文化传播视为政治渗透。面对这种挑战，应如何更好地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姚中秋：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故事持偏见和抗拒态度，原因在于故事中蕴含的中国价值和文化，会对西方国家国内、国际权力秩序形成冲击。
讲好中国故事，要弄清“讲给谁”的问题。当前媒体有大众化、影像化特点，例如时下流行的短视频有很强的平民化倾向，深受普通民众喜爱，原因在于它们呈现出普通人的生活。因此，中国的传播要走群众路线，讲好普通中国人的故事，通过他们，把中国发展的现实呈现给世界。
在思想学术层面，则需讲清楚中国发展的内在政治、经济、文化逻辑。如果始终限定在别人的条条框框里，就永远讲不好自己的故事。如果把西方认为的个人自由作为主要价值，那就无法讲好中国的发展故事。
针对这种局面，目前国内有学者倡导历史政治学，主张回到历史和面对事实，重建政治学理论，即基于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的现实，中国思想学术界需从根本上构建新的社会科学概念和命题。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工业化、科技等方面开始处于领先地位。相较于硬实力，中国是否仍面临一些软实力方面的困境？
姚中秋：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国家只有先富强起来、具备硬实力，才有条件具备软实力。
19世纪上半期，英国率先实现工业化，拥有军事、技术、产业优势，在战争中不断战胜他国，世界便对其刮目相看。清末中国被英国打败，只能“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其语言、技术、法律甚至政治制度，这就是英国相对于中国的软实力。
19世纪，法国人、德国人不会正眼看待美国的思想、学术、文学和艺术。然而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最强大的工业国及战胜国，其他国家就开始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美国语言、思想、价值、制度、艺术、教育。
因此，中国要先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才有可能形成软实力。对于一个现代国家，尤其是中等规模以上的国家，工业化是头等大事。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成就正是领导中国实现工业化，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拥有了“仓廪实”和“坚船利炮”的硬实力。可以说，硬实力的事情慢不得，软实力的事情急不得。
中国式的世界秩序新方案是“协和万邦”，实现共同富裕。19世纪中期以来，英美建构并维系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军事开路，并运用贸易、金融等手段聚敛世界财富。但中国最强盛时也没有这么做，而是凭借卓越的生产能力和优秀文化，构建和维护“天下秩序”，其要义是以自身文明帮助周边民族实现发展，也就是明太祖所说的与各国“共享太平之福”。
今天，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个天下秩序的升级版：以生产为中心，协助各国形成发展能力，实现共同发展。我相信，这样的世界秩序新方案会有越来越大的道德感召力。(完)
受访者简介：
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经学、历史政治学、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曾出版西方法政译著十余种、中国经史研究著作多种。最新出版著作《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可大可久：中国政治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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