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昊骞
美国昆虫学家、蚂蚁研究泰斗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2021年12月26日离世。自从少年时在后院中发现了一座30多厘米高的蚁丘以来，他便终生与这种“神奇”而又“可怕”的小生物结缘了。正如他在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蚂蚁的世界》中所说，蚂蚁是“推动世界运行的小生物……蚂蚁社会在形式和种类上都足以与人类社会匹敌”。
在水灾等危急时刻，蚂蚁能够自动用肉体组合成小船逃离。蚂蚁虽然不能发出机械波，却有依赖嗅觉和味觉的语言，能够引导同伴找到食物和歼灭敌人。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比较或者比附蚂蚁社会与人类社会，同时蚂蚁与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的战斗也从未停息。如何对待这些除了南极冰盖，几乎遍布地球每一个角落的古老生物？这或许是人类要永远面对的一个问题。
会造船的蚂蚁蚂蚁不仅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每一个蚂蚁种群中都有着泾渭分明的等级与分工，通常分为蚁后、雄蚁、工蚁和兵蚁。雄蚁之外，所有的蚂蚁均为雌性。蚁后负责繁殖，兵蚁负责防御外敌。至于照顾幼虫、寻找食物等其余工作，都归工蚁负责。蚂蚁个体之间存在竞争，但也有明显的协作性。
2008年，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简称PBS）推出了一档科普节目《蚂蚁领主》（Lord of the Ants）。时年78岁的威尔逊，与摄制组一同登上了美国南部墨西哥湾的多芬岛（Dauphin Island），考察当地的“火蚁”。
顾名思义，被这种蚂蚁蛰到的感觉就像火烧一样。为了验证一个公认的事实，威尔逊在节目4分56秒时将左手插进了火蚁巢的中心。仅仅几秒之内，用他自己的话说：“疼痛立即袭来，并且难以忍受……就好像我把煤油倒在手上并点燃了它。”
比这种老顽童行为更惊人的是：蚂蚁不见了！多芬岛原本遍布火蚁巢，这正是威尔逊推荐来这里拍摄的原因。可当他们踏上这座面积与北京市海淀区相当的岛屿时，却只发现了区区两个蚁巢，包括威尔逊亲手捅的那一个。原因是前一天的暴雨。
当水灌入巢穴时，工蚁会集合在蚁穴入口，形成一个“蚁筏”，蚁后、幼虫等其他成员则纷纷到筏上避难。等到水位涨到巢口时，这个由活体组成的筏子就会开始漂流，寻找新的家园。不仅如此，蚁筏并非随波逐流。“当蚁筏碰到并停在任何高于水位的静止物体上时，侦察蚁都会跑上去调查……如果有希望成为登陆地，就会有更多侦察蚁上去。”如果侦察蚁发现某处是合适的筑巢地，工蚁接下来就会开始工程了。威尔逊之前坐火车时见过这样的景象。
这种程度的协作，在人类社会中是极其罕见的，也许1998年数十万解放军组成人墙堵洪水的壮举勉强能够与之相比。但是，对火蚁来说，蚁筏并不是一种牺牲品质的最高体现，也不是危机时刻的特殊措置，而只是“原始本能”。
另外，蚂蚁社会的一个特殊性在于，只有一部分个体具有繁殖能力（蚁后），其余个体则要么专事服务（兵蚁和工蚁），要么是“一群会飞的精子导弹”，也就是雄蚁。雄蚁平时不事生产，唯一价值就是飞出蚁巢与处女蚁后交配，然后就会被赶走，最多几天内就会死去。这是大部分社会性动物都没有的特征。研究蜜蜂的美国昆虫学家苏珊·巴特拉（Suzanne Batra），将这种特殊的社会性称作“真社会性”（eusociality）。
威尔逊则用一个类似的概念，来描述高度组织化的蚂蚁社会：超个体（superorganism）。大部分蚂蚁种群的各个部分结合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如同单一的整体。我们不妨想一想，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为其名著《利维坦》绘制的卷首图。无数个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巨人，巨人头戴王冠，一手握剑，一手持代表教会权力的牧杖。
在这一方面最极端的例子，当属切叶蚁。切叶蚁是一类分布于美洲温带和热带地区的蚂蚁，它们能够用切成小片的叶子培养真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巨大的蚂蚁“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切叶蚁已经进入了农业社会。
正如威尔逊所说，在切叶蚁种群中，“兵蚁和那些扮演‘拂尘’的小型工蚁是防御系统，蚁后是生殖器官，负责照料园圃的其他小型工蚁是消化系统，而中型工蚁起到了诸如大脑、手、脚和感觉系统的作用”。
人类也常会使用相似的类比。《孟子》里有一句名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更是直接将社会比作有机体。
在科幻作品中，以蚂蚁等昆虫为原型的外星种族更是长盛不衰的主题。2013年改编为电影的科幻小说《安德的游戏》，入侵地球的虫族明显就是高科技的大号蚂蚁。有人将“超个体”视为人类的必由之路乃至不远未来的现实，也有人认为那将是人性的泯灭。但不管用什么态度去看待，就智人这一物种来说，“社会有机体”基本还是停留在理论建构、隐喻或科幻作品的层面，距离蚂蚁和蜜蜂还差得很远。
蚂蚁也有叛徒吗？群体的维系需要交流，形成固定模式的交流就是语言。在这种意义上，鸟儿和鲸鱼的“歌声”，孔雀开屏和墨鱼发光都是语言，而且与人类的口语、书面语、手势语一样依赖于视觉或听觉。作为社会性动物，蚂蚁同样有语言，只不过依赖的是嗅觉和味觉。
用威尔逊的话说：“蚂蚁复杂的组织几乎完全靠味觉和嗅觉来运作。”蚂蚁会用名为“信息素”的化学痕迹，来标记食物。不同种群的蚂蚁，各有特殊的体味，就像制服一样。考虑到蚂蚁种群之间常有激烈的竞争，还会有其他的昆虫想要混进来“揩油”，辨别身份是维系蚂蚁社会的一项重要功能。
法国科幻作家贝尔纳·韦尔贝尔（Bernard Werber），在《蚂蚁三部曲》一书中生动地描绘了蚂蚁叛徒与蜜蜂女王的“对话”。女王刚刚经过残酷的巢内厮杀登上王位，便迎来了23号。23号是一名来自邻国的蚂蚁侦察兵，告诉女王有一支蚂蚁大军正准备突袭蜜蜂王国，并建议她提前布置好埋伏。女王并不相信。她“晃动着背翅，用一种即使是蚂蚁也能听懂的碱性香味的语言问23号：‘你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同胞’。”
作为一位给人类读者写作的作家，韦尔贝尔采用了拟人化的手法。类似的场景在人类历史上曾一次又一次上演。或许二战时期德国领导人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飞往英国之后，也与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过类似的对话。可惜，这显然超出了现实中蚂蚁的能力范围。威尔逊在《蚂蚁的世界》中，讲述了自己在1958年进行的一次破解蚂蚁语言的实验。
他选择的对象是行为相对简单的火蚁。火蚁非常擅长搜索和搬运食物。一只火蚁只有2到5毫米长，1到2毫克重，遇到老鼠尸体或者蛋糕这样的巨型食物，就必须展开协同。工蚁会先自己尝一尝，但主要不是为了果腹，而是要将食物的味道留在自己身上。接着，它会一路跑回巢穴，并在沿线留下腺体分泌的信息素，相当于告诉同伴们，“注意！食物！食物！跟紧我的脚步！”用不了多久，一支庞大的运输队就整装待发了。
这种现象是司空见惯的，每一个小时候蹲在树下观察蚂蚁的孩子，都会注意到。但作为科学家，威尔逊提出的问题是：火蚁的哪一个腺体分泌的哪一种信息素起到了召唤同伴的作用？
第一步是排查腺体。他从刚刚死去的蚂蚁身上逐个取下腺体，在实验室内挤压出一条线，然后观察饥饿火蚁的反应。起作用的腺体是“杜氏腺”。威尔逊发现：“成群的火蚁……在我画下的路径上走来走去，就像人们在拥挤的大楼里听到刺耳的火警时的反应，四处奔跑，大喊大叫。”
接下来，20世纪中叶以来兴起的“气相色谱法”，能够将混合物分离。这项技术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水资源分析等领域。有一类交警部门使用的血液酒精检测仪，使用的就是气相色谱法。同理，威尔逊也能借此发现杜氏腺里的有机物到底是什么。
然而，每一只火蚁身上的信息素含量太小了，需要成千乃至上万只蚂蚁才能凑齐检测所需的下限。数量本身倒是不成问题，毕竟一个蚁巢中都有数十万只火蚁，难的是一下子捕捉这么多蚂蚁。
威尔逊利用了前面讲过的一种习性。他挖出一大块蚁穴，然后用铲子抛到溪流里。这时，火蚁的大无畏牺牲本能就发挥了作用，聚集成一个个“蚁筏”，努力浮出水面，结果却只是被威尔逊和他的朋友们捉走。搞清楚信息素的奥秘后，威尔逊玩心又起，在一个人工蚁巢门口布置了大量浓缩信息素。不出所料，蚂蚁们以为美餐就在眼前，忙忙碌碌地绕着家门口转了许久，直到信息素散去之后才慢慢回到蚁巢。
这段故事体现了威尔逊的博物学家本色。用他在自传《博物学家》中的话说：“我能从我那未经刻意训练的采集和漫游当中，悟出一个事后证明应用范围极宽泛的生态学模式。”
他小时候钓鱼伤了眼睛，从此一目失明；到岩洞里搜集昆虫，让妈妈帮着拿，结果被妈妈丢掉了；在童子军活动里徒手抓毒蛇。他从小就决定以生物学为志业，要选择的只是研究长足虻、蝴蝶还是蚂蚁。
这与忙于做题的当代高中生形成了鲜明对照，对他们来说，“生物学”只是与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等等并列的一个专业，选择标准以就业前景为主。难怪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会将威尔逊称作“最后的博物学家”。
人类、蚂蚁与战争人类和蚂蚁都是社会性动物，两者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在协作性、组织性、服从性等维度上，蚂蚁社会甚至比人类社会更加极端。古希腊哲学家就有过“人像蚂蚁”的比喻。
随着现代昆虫学对社会性生物的认识深入，蚂蚁更是成为了乌托邦、反乌托邦与政治寓言的重要灵感源泉。德国思想家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在1932年认为，人类社会组织达到了一个新的进化阶段：“既是个体提升的最高阶段……在现存社群的工作命令下又是像蚂蚁一样的，从这一角度来看，个性的要求可以被看作是私人领域的无谓表达。”人类应当且能够像蚂蚁一样，实现无条件协作的高效劳动共同体。
红火蚁原分布于南美洲巴拉那河流域，大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入美国，后来又随国际贸易被带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是世界公认的百种最具危险入侵物种之一。
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也在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刻画了一个肖似蚂蚁的人类社会。但与热情呼唤蚂蚁社会到来的荣格尔不同，赫胥黎采用的是讽刺与批判的笔调。那是一个科学控制下的极端奴隶社会，一个没有人性的新人类社会。尽管态度和立场针锋相对，但两人无疑都认为，人类社会与蚂蚁社会是可以共通的同一类事物。
然而，《蚂蚁的世界》开头就“警示”我们：在道德上，我想象不到蚂蚁的生活中有任何一点是人类能够或应该去效仿的。除了前面讲过的对待雄蚁的残酷方式以外，威尔逊还指出：“蚂蚁是所有动物中最好战的……多数情况下战斗的目标是斩草除根。”
非洲东部生活着一种马塔贝勒蚁，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是“手持长盾的战士”。白蚁在当地横行霸道，建立起高大的蚁丘，仿佛在宣示自己才是这片草原的主人。但在马塔贝勒蚁面前，白蚁只不过是一顿顿晚餐。马塔贝勒蚁会派出侦察蚁检查蚁丘，一旦发现入口就洒下信息素。不多时，庞大的蚂蚁纵队就会坚决地扑向指定地点，不仅消灭抵抗的兵蚁，连普通工蚁也不放过。
威尔逊用“孤注一掷”来形容这样的突袭行动。这简直与明朝将领王越的“捣巢”行动一模一样。先派探子寻找蒙古妇孺辎重所在的老营，一旦找到，精锐骑兵迅速将其抢掠一空，返回边堡，蒙古大军返回后也只能徒叹奈何。如此看来，蚂蚁社会未必要到未来、空想或呼吁中去寻找，而是一直没有离开过人类。
此外，人类与蚂蚁之间也有着悠久的战争史。本书多次提到的“火蚁”的拉丁学名Solenopsis invicta意为“无敌的蚂蚁”，它是20世纪最著名的入侵物种之一。少年威尔逊曾在自家后院发现了一座30多厘米高的蚁丘，里面全都是一种从未见过的蚂蚁。他后来才知道，原来它就是火蚁。
火蚁原产于亚马逊雨林，1930年代侵入美国，至1950年代已经泛滥于整个美国南部。1958年，美国农业部对南方大部分地区大量喷洒杀虫剂。由于极少数漏网之蚁就能迅速重建起整个蚁群，所以杀虫剂并没有起到遏止火蚁蔓延的效果，反而造成了大规模的污染问题。正是在这一事件的刺激下，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才写出了环保主义的开山之作《寂静的春天》。
事实上，早在500多年前，海地岛上的蚁灾就曾迫使西班牙殖民地放弃田土。直到今天，这场战争也丝毫没有平息的迹象，甚至已经远播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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