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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茅台集团总工程师王莉入围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候选名单一事，闹得沸沸扬扬。
话说回来，王莉的科研水准到底怎么样，是否够格去做院士，一般人并不了解。
她曾说自己这个西北人当年之所以会到西南深山里的茅台，是因为爱情。
因为爱情去茅台当然没问题，但现在把茅台和院士放在一起，就引出了不少非议。
事情好像有哪里不对，这大概是一般人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也反过来说明我们对于院士这个称呼，有着足够的敬意。
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院士的事。
一、院士制度缘起
我国现行的院士制度，是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制度发展而来。
我们长话短说。
中科院 图源：视觉中国
1954年，中国科学院开始筹备学部。
1955年６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在京召开，正式宣布成立学部。
1993年10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所以说，院士称号真正出现，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1993年，在王大珩、师昌绪等人倡议下，成立了中国工程院。
相对而言，科学院院士偏重科学，而工程院院士则偏重技术。
自1997年起，两院同步进行每两年一次的院士增选工作。
多年来，院士制度也一直在随着时代变化而改革完善，科学院院士的章程已改过7次，而院士增选的细则已经改了10次。
二、“特楼”往事
新中国的第一批院士，是1955年中国科学院选聘的233位学部委员。
其中排在首位的是数学物理学部的30人，这就和神秘的918信箱有关了。
1951年，中科院选址，时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负责人的梁思成提出，要把科学院建在位于中轴线上的黄寺地区。
建筑师梁思成对中轴线有着迷思的情结。他认为只有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建筑才可以建在中轴线上，而且科技影响着国运。
这个选址方案当时也得到了批准。
但拆迁施工实在等不起，最后还是选在了中关村。
当时中关村还叫“中官邨”，是一片荒地，旁边西山上还有狼。
北京市政府一口气批了300公顷地给中科院。最先建起来的，是近代物理所，所长是钱三强。他亲自勘测楼址，所以后来有了“三强一测定中关”之说。
1952年，保福寺旁，一栋混凝土大楼建起，不挂牌，只挂了个918信箱，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共和国科学第一楼“原子能楼”。
在附近，中科院盖了三栋家属楼，称为“特楼”。
这编号为13、14、15号的三座小楼，看着不起眼，但当时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和学者几乎都在这里。陆续有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汪德昭、郭永怀、童第周、吕叔湘、顾准等60余人。
他们绝大部分是中国最早的院士，也有“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每一位，几乎都是某一领域的开山之人。
郭永怀的夫人李佩曾说，“中科院精神的根在这儿”。
原子能楼已经拆除，图为中国科学院办公大楼 图源：视觉中国
当时小楼是苏式风格，条件一般，唯一先进的是卫生间设有浴缸，这是为了照顾不少国外归来的人才的习惯。
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时，选聘的172位学部委员（不包括社会科学方面学部委员61位），从海外归国的科学家占到九成。
这是一个国家百废俱兴之时，百川归海的气象。
为了回来，很多人几乎放弃了国外的一切。
李佩放弃了康奈尔大学边上的独栋别墅；汪德昭放弃了巴黎开满玫瑰的花园；杨承宗放弃了55万法郎年薪的聘书……
而生活多少还有些不习惯。
钱学森的孩子不敢喝冒着热气的牛奶，因为在国外压根不加热；晚上特楼里常常会响起钢琴声，楼里隔音太差，谁家一弹全楼都听到了，弹得最好的应该是蒋英，那钢琴还是钱学森送的；李佩组织了院士夫人团一起来给楼里的孩子们教功课，很多夫人自己也是院士，这大概是让现在的家长瞠目结舌的院士补习班；楼里烧饭还得烧煤，这些大学者们倒也不计较，有空了大家一起打扫卫生，然后在楼前种下几棵重瓣桃花。
桃花开了，这个国家科研的地基，也打下了。
1956年，12年科技规划制定，钱学森把计算机、导弹、原子能等列入其中，后来“两弹一星”直至现在的“神舟飞船”，都在当时埋下伏笔。
此后十年，是特楼的黄金十年，也是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研究的黄金十年。
他们，对名利是淡泊的。
被称为“中国居里夫人”的何泽慧，毛衣几乎都是自己织的，熟悉的人知道她就是不讲究这些。后来被选上院士之后，别人问她感想，她说，“我才不稀罕什么院士呢！”
1946年夏，英国，钱三强、何泽慧出席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图源：视觉中国
选聘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时，我国盐湖科技奠基人柳大纲两次提出，把自己从候选名单中去掉，原因是觉得自己“不够资格”。
那个时代的院士，就像柳大纲喜欢的诗一样：侠气峥嵘盖九州,一生常耻为身谋。
群星璀璨，国士无双。
三、增选争议
院士制度实行多年，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冲击，也有过几次争议。
院士成了香饽饽，虽然科学院发的津贴仅1000元/月，但架不住一些地方上的追捧。
北大王选教授曾说，“我有创造力时无任何头衔，我没有创造力时，头衔纷至沓来。”
2005年底，在当年院士增选结果出来之前的当口，一场院士圆桌会议，引起轩然大波。
当时13位院士座谈的主题是工业化创新，结果话题因为海洋物理学家汪品先的发言转到了院士问题上。
他说，现在院士，一考定终身。“少一票落选的回家抱孙子去，多一票当选的什么都会了。”
不少院士都有同感。
有人说两年增选一次时间太短，出不了成果，选不出人才。
当时，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甚至建议，可以考虑取消现行的院士制度。
他说，目前很多院士都七八十岁了，几乎当上院士后没有什么新的成绩。至少自己是这样。在一线的院士即使有点成果，也可能是学生帮着做出来的。
此后争议持续很久，但院士制度自然也没有取消。
直到2011年，“烟草院士”谢剑平再起风波。
他研究的神农萃取液让五叶神香烟赚了大钱。
2011年，谢剑平当选院士。
舆论迅速炸了锅。很快，近百位院士联名致函中国工程院主席团，请求尽快复议重审谢剑平的院士资格。
工程院有点焦头烂额，但选上了就没办法了，只能劝退，但最后“已经劝了，劝了不退”。
四、退休风波
当年参与过这场风波的，有秦伯益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机缘巧合，我和秦老聊过几次。
秦伯益，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科院前院长。 图源：视觉中国
2013年底，当时年已8旬的院士沈国舫想退休，其所在的中国林业大学死活不放，此事引发了院士退休制度的争议。沈院士说他最羡慕的是当时唯一退休的院士秦伯益。
我当时因为这件事专门采访了秦院士。
秦老退休后心情很不错，采访中时常会笑得很开心。他思路也很清楚，说话直来直去。
采访的稿子见报后，央视《新闻1 1》来找我要了秦院士的电话，当晚央视就做了关于院士退休的节目。白岩松在节目里读了我们钱江晚报的报道，也连线采访了秦老。
之后秦院士给我打电话说，没想到你们报道影响力还真不小。此后有一年他来杭州，还特地约我出来见面聊聊天。
和院士聊关于院士的事，也蛮有意思的。
他说自己退休前兼职多得自己都数不清楚，有时出差连轴转，不是开会、讲座就是去颁奖，感觉像是“工具人”。
他说社会上总是觉得院士地位高，收入也肯定很高，其实真没有，再说我们很多院士七老八十了，真不太在乎钱。
他说很多院士不愿意退休，倒真不是在意什么待遇，而是做科研做了一辈子，也没别的爱好，就怕自己一退休就没事做了，会寂寞。
……
秦老退休后常出门旅游，这是他的爱好。他说自己做了很多年“花瓶”了，就想着挪动挪动。
他退休前写过一篇《院士不是花瓶》。里面写道——
（院士）“终身荣誉”倒像一只花瓶，供人观赏。人们真的喜欢观赏我们这些锈迹斑斑的古旧花瓶吗？医科院一个下属医院的院长曾当面对我们几位院士说：“你们老先生都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工作需要你们，还是你们需要工作？”
这是个好问题，今天也可以拿来问问：是院士需要茅台，还是茅台需要院士？
五、谁该做院士
茅台需不需要院士，我不知道，但我们国家，是需要院士的。
可是，院士们，都老了。
格外艰难的2020年，我们送别了35位院士，触目惊心的数字。
要知道截至去年底，我国两院院士也只有1755人。
近些年来，增选院士平均年龄在有意识地往下降，2019年，增选院士平均年龄55岁，最年轻的42岁，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
钱三强曾说：把最好、最顶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关键的地方去……好的人才输送出去了，年轻的就很快地自然成长起来。就像割韭菜一样，一茬接着一茬……
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年轻的人才，像韭菜一样一茬茬地接上院士的班。
前辈们披荆斩棘，后来者就能够走更远的路。
落选院士的饶毅问，谁该做院士？
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清醒地思考和回答，而不是先喝杯茅台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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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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