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王国华和前妻抱着儿子的遗像。
再过四个多月，王国华将迎来六十大寿。同时代外出闯荡的福清人多数已身家上亿，他却多次向亲戚举债，显得穷困潦倒。
他的白发一茬茬爬上鬓角，眼睛向下耷拉着，几乎不笑。随身携带缓解腰痛的药物，一天要抽三包烟。
亲戚朋友称，儿子林宇被杀后，身为父亲的王国华始终无法走出阴影，天天念叨着要抓住凶手，精神状态起起伏伏，“脑子多少有点不灵光了”。
2001年9月6日中午1时左右，在福清市读高二的林宇在一家台球馆内被人连刺数刀，因失血过多身亡。犯罪嫌疑人何某达逃离现场后再未出现。
在日本打工的王国华急匆匆赶回来，丢下工作，踏上17年的追凶路。他的足迹遍布国内十几个城市，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
2017年夏天，他打听到何某达在广东打工。经多方印证后，他将信息告诉了福清市公安局。那年9月30日，在深圳布吉街道开电脑维修店的湖南道县籍男子朱某洋被抓获，后经证实为何某达。
王国华的代理律师陈建华称，据民警描述，林宇被杀的当晚，何某达就逃跑了。后来何父和何某达去了广东、湖南，并在湖南道县给何某达办了一张朱某洋的假身份证。近几年，何某达在外结婚生子，再没回家。
目前，何某达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提起公诉，何父因涉嫌窝藏罪被提起公诉。福清市人民法院将择日开庭审理此案。
王国华始终开心不起来，“孩子没了，我不知怎么继续生活下去。”但他还是松了一口气，觉得完成了毕生心愿。
团聚前被刺死
新京报：孩子是怎么出事的？
王国华：回国后我从孩子身边同学处了解到一些事发的情况。2001年8月31日晚上，我儿子林宇和三个同学在向高街的星球台球厅里打台球，在楼梯间，何某达冲着其中一位女同学杨某说“长得挺漂亮啊”。女生把此事告诉了我儿子等人，双方产生一些争执。9月6日中午一点多，何某达带着十几个朋友来台球厅找他们几个，林宇吓得躲在台球桌下。何某达注意到后，便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上前捅了我儿子几刀，随行的几个伙伴也用桌球杆、椅子击打林宇。林宇立刻就倒地了。
新京报：事发时你在做什么？
王国华：1988年起，我就在日本东京做装修建筑生意，很少回家。他妈妈正好回家看他，打算接他来日本。9月6日下午五六点，我在忙装修的事，接到家里亲戚电话，说儿子出事了。
新京报：当时是什么心情和状态？
王国华：不能接受吧。我就这一个小孩，听到孩子没了，眼前一片黑就晕过去了。第二天亲戚给我喂了点米粥，我醒来一会儿眼冒金花又昏厥了。再醒来发现两边头发白了许多，到第四天我才被姐姐搀扶着送回国。
新京报：回国后，你做了些什么？
王国华：看儿子最后一眼，送他一程。我记得他躺在棺材里，我去摸他，他的身体是冰冷的，那以后我每天哇哇哭。清醒一点后我去了公安局，知道嫌疑人是一个18岁的高三学生叫何某达，有点痞，还有个绰号叫“雷达”。但公安局的民警说他跑了，暂时没有侦查到行踪。
新京报：当时有什么打算吗？
王国华：当时什么事都做不了，脑子里面都是我儿子的模样。我拿着警方通缉他的照片，每天都带在身上反复看。我还听说他手上有伤疤，我就琢磨着，这样自己就可以去找他了。
新京报：警方已经在调查了，为什么还要自己追凶？
王国华：觉得对不起孩子吧，希望自己能找到他，再协助公安抓人，不然心里过不去那道坎。而且我怕公安局办案人员手里案子太多，时间久了就没人重视这事儿了，自己来找心里踏实。
新京报：出事前，你和儿子的关系如何？
王国华：孩子6岁我就出国打工，最近一次回国还是1994年，平时电话联络得多。我儿子胆子很小，他妈妈喊他吃饭，拽他胳膊都会脸红。他话也少，偶尔和我撒个娇，让我回国看他。1989年我给家里买了别墅，每次他妈妈回家，我都买一堆新衣服、零食带给孩子，他拍了照片我也洗出来带在身边时常看一看。虽然不在身边，还是很心疼小孩的。
新京报：本来打算一家人到日本团聚吗？
王国华：2001年8月他妈妈回去就是帮他办理入境证，证件都弄好了，我想带他在日本逛逛。他如果适应东京的生活，我们考虑让他在那里读书，安家。这样一家人再不用分隔两地了。
追凶路遍布全球
新京报：处理完孩子的后事，你就开始寻找嫌疑人了？
王国华：是的，从2001年到去年，从未间断过。
新京报：你是怎么找到嫌疑人线索的？
王国华：我把警方通缉何某达的照片打印出来，让朋友捎给全球各地的福清老乡。我告诉身边的所有人，你们帮我扩散出去，如果有一点线索就给我打电话。我还去了何某达老家的村子，时不时过去蹲守一阵子，从村民、他家族的朋友的口中打探他的信息。
新京报：为了找到何某达，你都去过哪些地方？
王国华：太多了，现在记不太清。国内的话，河南、河北、湖南、广东、新疆等，国外也去过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缅甸等至少七八个国家。虽然我不怎么会英语，但是当地都有老乡、工会接待，倒不算困难。
新京报：在那些地方发现了什么踪迹或线索？
王国华：只要别人告诉我看到长得像的人，我都会去找找看。可能听起来是大海捞针，但有一丝希望我都不想错过，所以都去。有一次有人告诉我，在悉尼桥下的咖啡馆看到像是何某达的人，我立刻就坐飞机过去了，在那里待了一周也没看到。但直觉告诉我他来过了，我迟了一步，那种感觉很强烈。
新京报：你叫王国华是隐姓埋名方便追凶吗？
王国华：那倒不是为了避讳什么，我父亲姓王，8岁时他去世，我跟着继父改姓为林，林宇离世后，我就改回原名了，福建这边有传宗接代的风俗，讲究这些。
新京报：何某达改名生活在别处的事，你是否知情？
王国华：有朋友猜到这种可能。我曾通过一些办法要到了他全家人的照片，唯一的办法就是靠照片认人。
新京报：何某达和他的家人知道你在找他们吗？
王国华：应该不知道。他家之前在广州荔湾区的黄沙水产交易市场开了家水产铺。何某达出事后，他父亲出现过一段时间，我常在那附近转，盼着何某达回来。我会带几身衣服每天换，也会戴墨镜，学着伪装自己，不让人起疑心。有一次我和何某达母亲隔着十几米擦肩而过，她没有任何反应。但我没看见何某达出现过。
新京报：最难熬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王国华：每年过年。我基本不在家过春节，也不敢待在家里，怕触景生情。一般腊月二十八，我一个人就跑出来了。我担心何某达因为思念家乡和亲人回到福清，所以有时去他们村里，或者黄沙水产交易市场附近待着，寻找他的身影。大年初一到处放着鞭炮，空中的烟花很美，但街上没什么人。我一个人走走停停的，眼泪就下来了，觉得心里很苦涩，那几天特别难熬。
新京报：这17年里，你有没有想过放弃？
王国华：有一两次想到放弃，准备了结自己性命。那大概是孩子死后第四年，何某达和他父亲都失踪了，他家人也好一阵子不出现在黄沙水产交易市场。我不知道他们为何忽然消失，非常着急。也是快过节吧，那天晚上广州暴雨，我淋了一身，走到一个河边的桥上，想哭哭不出来，雨水浇到头上，我看着下面黑乎乎的河水，想一头栽下去算了。内心挣扎很久，还是念着要给孩子一个交代，转身走了。
没有一刻不想孩子
新京报：你靠着什么坚持了17年？
王国华：信念吧。因为小孩很无辜，忽然被人捅死了。我当时也不在身边，不能保护他。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原谅自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就当是在救赎自己。
新京报：这些年梦见过儿子吗？
王国华：也不怎么睡得好。倒是每天一睁眼，小孩十几岁的样子就浮现在眼前。手里也有他的照片，但我不怎么看，觉得受不了。
新京报：对于你追凶的事，家里人怎么看？
王国华：妻子也非常伤心，她理解我的做法，但两三年后我们离婚了。我让她回日本生活，自己在国内找孩子。她当时也有40岁了，不能再生育了，我们最后讨论了一下，和平分手。其他亲人开始都很支持我，后来包括母亲也会劝我放弃，早点开始新生活。但我听不进去，过不去心里这道坎。
新京报：跑了这么多年，钱从哪里来？
王国华：以前我在日本挣了不少钱。孩子出事后我无心工作，拿着半辈子的积蓄去追凶。2004年我把家里的别墅卖了70多万，前几年钱又花光了，现在向家里姐妹借一些。
新京报：追凶的日子里，你的生活状态怎么样？
王国华：这些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以前交通不便，我坐大巴到处跑，有时候借用朋友的车，晚上睡在车里，一两点也睡不着，都习惯了。四处奔波时，一天也想不起来吃一顿饭，饿了就在路边随便买碗面填饱肚子。我一个人，也不讲究什么。
新京报：身体和精神状态好不好？
王国华：现在经常感觉说不出话，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了。和别人讲话会忽然走神，脑子着魔一样，时时刻刻都想着儿子的事。一想到何某达没抓到就难受，大脑一片空白，就想抽烟。
我以前身体很好。现在除了腰疼得厉害，需要吃药，其他我也没管，不清楚。
新京报：与何某达的家庭有过正面接触吗？
王国华：从来没有。他们现在也没给我们道歉，这也是我不原谅他们的原因。
希望严惩凶手
新京报：最后你是怎么发现何某达的行踪的？
王国华：具体不能透露。我有自己的一些眼线。
新京报：这17年中得到的线索，你是否会与警方沟通？
王国华：福清市公安局有一两个办案人员一直在关注和侦破这个案件。他们有消息会通知我，我有线索也会第一时间告诉他们。真的很感谢他们最后抓到何某达。
新京报：抓到何某达时你去了吗，见过没？
王国华：没有见到，是警方抓到人以后告诉我的。我跑到公安局里询问，激动地半天说不出话来。
新京报：何某达被抓后你是什么心情？
王国华：那一阵很开心，心里轻松了一些，但还是希望被告人早日被判处死刑。
新京报：这17年里，你觉得自己得到或失去了什么？
王国华：丧子之痛，家破人亡，很凄凉。
新京报：何某达抓到了，有去儿子墓前告诉他吗？
王国华：去了，每年清明都去。有时候我一个人太难过，就自己跑去坐一会儿。
新京报：今后有什么打算？
王国华：先等案子宣判吧，要让法律对何某达和他父亲进行严惩。如果结果不满意我再上诉。再长远一点，我打算以后离开福清，走得越远越好，不再回这个伤心地了。
采写、摄影/新京报记者 赵蕾 福建福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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