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4月，在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与胡厥文亲切交谈。
著名实业家胡厥文是民建创始人之一，历任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副主任委员，第三届中央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主席，第四、五届中央名誉主席。
抗战时期在重庆期间，胡厥文先后接触到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中共领导人对国内外形势洞若观火的分析、忠贞谋国的卓识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令胡厥文十分钦佩，也使他深感共产党是为国家、民族谋利益的政党。
周恩来还多次到沙坪坝胡厥文家中探望，和他亲切交谈。周恩来勉励他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抗战到底，为国家为民族多做贡献，并送去了延安生产的小米、红枣和编织草席等，使胡厥文深受感动。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广泛地接触工商界人士，宣传中共和平建国的主张，以及中共对民族工商界的政策等。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在星五聚餐会上发表了《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周恩来讲了三个问题：政治环境、发展经济和税收、劳资。胡厥文听了周恩来的演讲之后，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了全面的了解，特别是关于民族工商界的方针政策。胡厥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自己的想法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这对民主建国会确定自己的政治主张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正是在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的影响下，胡厥文逐步从“实业救国”的幻想中解脱出来，积极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洪流中。胡厥文经常说：“周恩来同志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业师。”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天，周恩来、胡厥文以及中共其他干部在机场迎接外宾，天气突变，下起雨来，在场的一位同志赶忙给周总理撑起一把伞。总理说，我不要撑伞，你也不要撑伞。他还要求其他带了伞的中共领导干部都不要撑伞。然而，周恩来却走到胡厥文的面前，对他说，你的年纪大了，一定要撑伞。胡厥文只好从命。过后看大家都不撑伞，他也把伞收起来。周恩来发现后，又来嘱咐他撑伞，如是者三。这件事情虽然细小，却给胡厥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0年代，胡厥文在民建和工商联工作中提出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国家过渡时期，他积极宣传、推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率先在自己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介绍自己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体会、认识，帮助同业主动参加利国利己的事业。胡厥文在工商界中向来有很高威信，他的言行对于工商界积极配合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良好的引导鼓动作用。
1973年胡厥文得了肠癌，手术后，周恩来打电话给他，专门询问他的身体情况。以后，又找他长谈两次，以诚相待讲述自己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实际上，周恩来当时已得了癌症，正在住院治疗，但仍然这样关心尊敬党外老朋友，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使朋友难以忘怀。
1979年1月，胡厥文与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应邓小平的邀请，商谈对外开放、吸收外资以及在经济建设中如何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等问题。会后不久，他就写了《关于怎样调动工商业界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意见》，并在工商界中广泛宣传党的政策。他领导中国民主建国会与全国工商联密切配合，提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努力为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献计献策。
胡厥文一生只蓄过两次胡须：第一次是1931年日寇侵入中国后，为铭记国难，留了胡须，直到抗战胜利；第二次就是周总理去世后，当他听到噩耗，不禁为痛失人生第一知己吟诗三首以寄托哀思，诗中有“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之句。他留起胡须，以明其志，决心为实现周总理提出的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夙愿而贡献自己的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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